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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s From "The Divine Husbandman's Canon Of Materia Medica", Alan Berkowitz

Chinese Faculty Works

No abstract provided.

香港文學電影片目, Ping Kwan Leung, Shuk Han, Mary Wong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叢書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 Book Publications

《香港文學電影片目》收錄1913至2000年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香港電影，及文人作家參與編製的電影。我們希望可以編一個齊全的片目，以方便日後的硏究者和有興趣的同學，但目前香港文學及電影的資料散佚仍多，我們盡力而為，工作了多年，但相信仍 有不少可以補充的地方。就算是拋磚引玉好了，希望前輩高明和有識讀者能給我們提供寶貴意見。片目雖説是涵蓋九十年的文學電影資料，但側重是在五、六〇年代的文藝電影資料。這兩個年代改編文學作品的電影較多，文人參與電影製作亦較活躍，香港文學跟香港電影的關係最密切，這個情況似乎不復見了。編出這片目，不知對今天的電影工作者會不會有一點參考作用?

論《未央天》的義理與人情, Lok M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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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是我國戲曲的豐盛時期，無論是曲、科、白及戲曲內容上已達至成熟的階段，尤其在戲曲題材方面極為多元化，有取材於傳說神話、民間故事、歷史史實等等，但蘇州的作家群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江南奴變，創作了一系列被後世學者稱為「義僕戲」的作品，戲曲內容多以奴僕為主人捨生取義的故事為主線，因此學者大多研究義僕戲中奴僕對主人的忠誠，而忽略了主僕之間的真摯情感。 故本文嘗試從「義理」及「人情」兩方面著手，希望全面探究「義僕」形象。

本文分為七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引言，概述明清之際「義僕戲」出現的原因及本文的寫作動機。第二部份為朱素臣及其戲曲作品簡介。第三部份考證明末清初「蓄奴成風」的社會風氣。第四部份論述明末清初的社會背景與蘇州義僕戲大盛的關係。第五部份述說選擇《未央天》為研究對象的原因。第六部份則從「義理」與「人情」討論《未央天》的兩個角色－馬義和藏婆的「義僕」形象。第七部份為全文總結。

六十年代之死, Zhaoga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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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都將六十年代之死寫完了，從暑期開始到現在，寫了九個多月，十改其稿，不斷的重寫，讓我發現寫作既辛苦，但是很有挑戰性，充滿無限可能的東西。

這個故事叫六十年代之死，與我初時構想的一樣，想藉著在六十年代死去的男主角洛仁，重生到九十年代的時候，如何發現他不可能活在新的年代，新的價值觀。最後，他也要再死一次，方能擺脫那種反差帶來的痛苦與無助。洛仁的重生與死亡，是希望能比較兩個年代的人，從而引人反思。到底以往香港的東西是否一定要受淘汰，我們是否應該了解到有些東西我們應保留呢？

在構思這個故事的初期，我總是單從故事的發展著眼，反而很多時離開了自己想要表達的主題以及情感。甚至看了金庸，不斷學他的寫法。特別在情節安排以及人物心理描寫二者，尤其希望可以作為參考。可是金庸寫的是長篇小說，對於中篇小說的六十年代之死，似乎不可以作為參考。而且在人物描寫方面，亦不可能花太多篇幅，例如：寫人物的衣飾。所以最後我以洛仁為中心，集中講他的心情以及看法。幸好也斯將我不斷修正在正確的軌道上。我實在沒有寫小說的經驗，單憑信心與毅力，原來並不會寫得出好的小說。寫過小說，更深刻明白多看、多寫的道理。

在創作的過程之中，從敍事的手法、人物心理描寫和故事的結構，都有很深的體會。特別我以往那種假「意識流」寫法，想到甚麼就寫。說好聽是靈感不絶，說實話就是亂寫一氣，完全不能緊扣主題。這種過份自由的寫法破壞了主線，而且令全篇文章得不到應有的發揮。而且情節配合應該是故事發展的副主線，如果過份自由敍事，没有一定的方向，主題會受到情節支配，不能顯現主題。

緊扣主題的時候，必須將題材去蕪存菁，與主題無關的，盡量不要﹐以免影響作品的情節。中學讀到葉紹鈞的〈以畫為喻〉，這次完全印證了。

創作歷程之中，我發現每一個段落，甚至每個用字，都必須表現自己想說的主題。初時雖然盡量扣緊主題，但是都被情節佔據了大部份的篇幅。後來不斷修正，與也斯談及敍事角度等問題，才知道主題不一定從情節出，可以從心理獨白等不同方式表現。寫人物心理與敍寫情節很不同。描述心理的時候，以第一人稱比較容易表達，而且可以省去不少没有用的枝節。

對這篇的主人翁施洛仁，以第一人稱的表現方式處理，顯然更加集中。第一回是月芳的片段式回憶。我自己很喜歡那一回，没有參考過甚麼書，只是覺得片段回憶最能表達她的感情。後來再寫第二、三回的時候，初時以全知觀點去寫。發現枝節太多，在有限的篇幅，根本不能處理得好。因此，我大膽將往後的回數，全部以洛仁的第一人稱去寫。而且兩次運用了回憶的手法。首先，希望在故事結構上取得平衡；另外，就是透過洛仁陰、陽兩次的回憶，讓洛仁自己去選擇，他回憶之中最重要的部份。最近一回寫得很少，是因為對於婕平的死以及世界的改變，洛仁都不願提太多。而且他們如何死，亦無需交代。

這個故事顯然很少對白的存在。上年白先勇先生說到對話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寫得不好，必定會破壞到全篇故事。而且對話寫得不好，没有可觀性。受到他的影響，我在寫對話總是戰戰悚悚，於是我用心聲代替說話。例如第二回洛仁死後 後知道每個人的心聲，從而引起他的內疚、後悔，都是我刻意安排。另外特別寫幾個鄰居的分別，例如：張先生的「唉…」，也是嘗試突出不同的性格。

再一次感謝也斯抽很多時間幫我改文。見到他忙個不停，就會知道他很想放假去玩，創作他的故事。很久以前，我就覺得這個世界越來越現實，人生存在世，越 來越没有意義。特別是新一代的青年，更不知快樂為何物。我想自己的創作可以告訴別人，情感還是有它的價值。而且，現在的香港社會問題越來越複雜，很想以文章記錄並反思這些現象。不知終此一生，可不可以做到這幾點？而這一又可 以表達幾多？還請各位多多指點。

旅程．女情, Yuet Fan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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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女人的故事。

屬於一個女人的故事，也是幾個女人的故事。

故事由一個旅程說起。

從一個女人逃離丈夫的旅程，獨個兒走到他方，展開了幾段「女情」。

這幾段「女情」，他們各自經歷不同的人生階段。

她們每一個正向著各自各的目標前進……

故事從一個逃情的女人說起，丈夫對她不忠，她沒辦法容忍，在前路不明的情況下，她選擇逃跑，乘飛機出國，逃到一個沒有人認識她的國度──日本的北海道去。無疑，我是對北海道有著無以名狀的偏愛。雖然不曾到過這裡，只到過本州的大城市去，可是當我打算為我的主人公找一個逃跑後的落腳點，我還是選擇了北海道。這大概跟一齣日本電影有關，岩井俊二執導的«情書»，叫我對北海道這個地方一見難忘，總覺得這裡是回憶的一個好地方。就是這樣，我選擇了北海道作為她這個主人公逃情的目的地。

除了逃情的女人，小說還有五個不同的故事。這五個短篇不約而同是女人的故事，由她們的角度出發，從她們的視覺敘述故事。除了其中一篇為一個男生的角度，從一個男生透視一個女生的點點滴滴，這可是我的第一次，畢竟我實在太喜歡寫女人。

我喜歡寫女人，特別是二、三十歲的女人，我總覺得太過年輕的，比方說是十多歲的雖然青春漂亮，可惜閱歷有限，相對來說，她們的可能性無疑少了一點，畢竟稚嫩的不及有過去的女人來得動人。有過去的女人像極一杯功夫茶，初呷一口味道太濃，第二口便嘗到其甘味。

我覺得這五個小故事也談得上是女人一生總會遇上的幾個重要階段。年輕的時候，唸書時被男生默默暗戀，當那個他對你表明心情，心總有陣陣悸動。正值熱戀期，在男生的要求下，跟喜歡的他發生了親密關係，一不小心的懷孕了，也不是鮮有的事。年紀日長，跟一個男人談戀愛，日子久了，感情總會在蒼白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消減，跟溶掉冰塊的咖啡，味道沒有兩樣。後來，跟一個男人嘗試一起生活，體味二人各自不同的生活語言。夢想有個幸福家庭的，跟所愛的男人組織一個家庭。為值得的他生一、兩個孩子，把孩子們成為女人的唯一。女人也許會永永遠遠跟丈夫好好的渡過下輩子，也說不定跟逃情的女人一樣，丈夫有了外遇，人的路該會怎樣發展，當中總有千千萬萬個未知數。

我倒以為這篇小說好像寫了一個女人好幾個必經階段，有些人經歷過幸福的，也有些可能嘗盡苦澀。 很多人以為以小說創作的作為指導論文題目的同學，相對作評論的同學，應該容易得多吧。事實上，我覺得小說創作遠較寫評論的困難得多。寫評論的最重要是蒐集不同的具參考價值的書目，以它們作為支撐自己論點的理據。然而，小說創作便沒有任何參考書可以直接對症下藥。

對我來說，要寫一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小說可不易為。也許對別的同學而言，字數可不是一個問題，洋洋灑灑的已寫成數萬字。反而，一萬五千字壓根兒對我是個沈重的負擔。沒有靈感，把我的小說拖垮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那時候，執筆在案，對著一大疊原稿紙，久久不能下筆，半隻字也沒辦法寫下來。最終在紙上寫了好幾段文字，可是看上去總不太合意，想也不想便把它們丟到垃圾箱去了。梁教授知道了我的難處，對我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他提議我先隨心的寫好幾頁， 讓自己進入寫作狀態，隨著進入狀態，寫的小說也會好一點。我試著他的方法，寫的小說比之前好得多。

這幾個短篇小說，我作了幾次修改。其中的一篇寫女人懷孕了，在寫她懷疑自己有孕的過程下了許多筆墨。當中我曾把整個檢孕過程全都描繪出來。在等待驗孕棒測試結果的那一段時間，我著墨很多。而且對她的他也寫得很負面，被我塑造成一個不負責任的人。當我寫成了給梁教授看，梁教授告訴我這個寫得太單薄，內容談不上豐富，特別是沒有對二人之間的相處、箇中關係著墨，人物流於蒼白無力。於是我決定對此加以修改，多加一點留白的地方，讓讀者多一點想像空間。

感激梁秉鈞教授，在百忙之中仍對我的小說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在此再一次感謝梁教授的悉心教導。

清代京劇中之乾旦研究, Ka Wai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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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好戲對於觀者而言，定必是一件賞心樂事。要稱得上好戲，好的劇本和演員當然少不了。然而演員背後付出的努力，又有幾人會知？俗語有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若從演員所擅演的 “行當＂作深入研究，便能發現每一 "行當" 背後，均有莫大的學問。眾多行當之中，"乾旦" 最為特別，它超越性別的藩籬，為往後 "旦行" 打下紮實的藝術基礎。社會學者對明清時期的 "乾旦"，皆予以色情成分，而忽視 "乾旦" 的藝術性。故本文將集中研究清代 "乾旦" 之藝術面。

本論文分作六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主要闡述 "旦" 之來由以及寫作論文動機。第二部分為考證 "乾旦" 的起源。第三部分試從中國戲曲的特性論述 "乾旦" 的文化生態，此部分用 "形"、"神" 兩方面作出分析，以釐定 "乾旦" 的藝術層次。第四及第五部分，分別從 "唱"、"做" 說明 "乾旦" 的藝術性。第六部分為總結。

意象的改造與呈現 : 論唐滌生改編名劇《蝶影紅梨記》之電影改編, Suy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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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戲劇劇種甚多，能夠流行於香港一地的亦不少。不過，居住於香港的廣府人多，又以操粵方言為主，因此粵劇便能在芸芸劇種中突圍而出。三十年代是香港粵劇的初盛期，名伶名班很多，不單有「薛馬爭雄」，更有「五大流派」。¹ 與此同時，在劇本創作上也有新的發展。為了吸引更多戲迷，戲班不再單單演出江湖十八本，新劇作亦應運而生。² 五十年代是香港粵劇的鼎盛期，名戲班、 名伶、名編劇同期出現，佳作亦多。不少粵劇名作拍成電影，佔同期影片總產量的百份之三十四。³ 唐滌生(1917-1959)一生創作劇作達四百部，是五十年代著名的編劇家。⁴

關於粵劇戲曲的討論，梁沛錦(1936- )對於香港粵劇的發展有宏觀的分析。他介紹了由開埠到近年，粵劇藝術與香港的關係；⁵ 陳守仁(1957- )對於粵劇戲曲的音樂亦有細緻析述，肯定了粵劇戲曲在音樂上的成就；⁶ 香港電影資料館近年亦整理了戲曲電影的資料，⁷ 為紀念任劍輝逝世十五週年，展覽及紀念文集亦相繼出現。⁸ 關於唐滌生的專題探討，則有楊智深(1963- )的《唐滌生的文字世界‧仙 鳳鳴卷》；⁹ 葉紹德、區文鳳亦曾探討唐滌生的劇作，並在粵劇範疇上肯定他的貢獻。¹⁰ 以上所提及的都是對粵劇或唐滌生劇作作宏觀及整體性的析述，若以集中在其中一部劇作的討論而言，則以論述《紫釵記》為主。¹¹ 唐滌生出色的作品甚多，本文現以他其中一部名劇《蝶影紅梨記》作為研究對象。

葉紹德認為：「唐氏劇本到了《蝶影紅梨記》，可算已攀上了高峰。這是個好劇本，從明傳奇《紅梨記》改編而來，原劇只存下幾折戲，故事很簡單；唐氏卻把劇本寫得奇情、浪漫、且富時代感。從戲匭來說，該是一個突破。」¹² 自1956 年起，唐滌生為仙鳳鳴劇團創作了不少佳作，其中大多是改編自古典小說、戲劇的。《牡丹亭驚夢》是第一部實驗作，可惜推出時未能得到觀眾的認同。雖然如 此，唐滌生及仙鳳鳴劇團並沒有因此放棄改編名劇的方向，¹³ 他們於第三屆緊接推出《蝶影紅梨記》，結果好評如潮，這標誌著創作人改變觀眾的品味。

唐滌生改編中國古典名著，再創作為新的作品，而改編就是指這個再創作的過程。唐滌生此舉不單將古典文學作品介紹給香港粵劇觀眾，更是透過改編，吸收、刪削、改動，使之成為另一部的文學經典。¹⁴ 唐劇取材自古典戲曲，在吸收古典文學的養份之餘，也加入了新的想像。唐滌生對於古典文學的改動，如人物角色的再創造，更是豐富了古典文學名著。而文字、電影、舞台，是一部作品的不同表現模式、呈現方法。這是一部作品如何透過不同的方法展現，而不同的媒體有著不同的特性，所表現出來的效果亦有所不同。¹⁵ 但不能否認的是，在呈現模式的轉變過程中，牽涉了不同的人物參與(包括編導、演員等) ，這亦可理解為另一層面上的改編。

本文將以蝶影和紅梨的意象運用，分別從改編進程及文本的內在處理兩個角度作出探析，希望能達到以文學角度探討粵劇改編。在電影中呈現的意象有其獨特性，故本文選取電影版本作為研究文本，而文中所引的曲詞、句白亦是從電影中節取。¹⁶《蝶影紅梨記》唯一的電影版本是由李鐵執導；任劍輝、白雪仙主演的。¹⁷ 在資料運用上，本文透過整理八十年代「唐滌生的藝術」及「唐滌生藝術 迴響」的訪問錄音，¹⁸ 了解五十、六十年代粵劇及粵劇電影的創作及發展，亦從而摸索唐滌生的創作風格。此外，講座¹⁹ 及訪問葉紹德先生也為本文提供了不少關於唐滌生的資料。《姹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一書所收的第二至第九屆仙鳳鳴演出特刊，亦是用以查考當時演出背景的重要資料。

香港文學的上海因緣 (1930-1960), Ka Yan Lo

Lingnan Theses

香港文學是學者近年的研究重點，而隨著香港與上海的「雙城」概念在近 年受到學者的關注，將香港文學跟上海文學作出比較的文章也不少，卻鮮有人 研究香港文學跟上海文學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香港與上海從五四以來就有頗密切的接觸，上海的新文學很容易傳到香港去，並對香港文壇產生影響。尤其 在1949 年後，大量人口從內地遷進香港，上海的文化人才更加直接流入香港，並嘗試在香港繼續發展於內地時的文學工作，包括文學創作、報章和雜誌的編輯工作等。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擁有文學發展相對上有利的條件，尤其在比較自由、穩定的政治環境底下，可以容納任何政治背景和立場的文人。因此，不同背景的上海作家來港後，都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文學工作，甚至為香港帶來有別於五四主流的文學風格和看法。不過，對於上海作家來說，香港跟上海始終是兩個不同的城市，他們帶著各自的經歷和期望到來，必須面對來港後各方面的轉變。他們對都市的看法、對香港的感受，都一一表現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 本文在眾多上海作家裡集中於葉靈鳳、劉以鬯、馬朗和徐訏這四位在香港文學史中成就最為顯著的作家，研究他們的文學歷程、文學作品和報章、雜誌等編輯工作，以了解香港對他們的文學生涯有何影響，他們又如何在香港延續他們在上海時所作的文學工作。

袁枚《隨園女弟子詩選》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研究, Nating Yang

Lingnan Theses (MPhil & PhD)

有清一代，女性作家大量湧現。「隨園女弟子」為清代乾隆（愛新覺 羅弘曆，1711－1799；在位時期1736－1795）嘉慶（愛新覺羅顒琰，1760－ 1820；在位時期1796－1820）年間活躍於中國南方一帶的女詩人集團，她們是 清代著名學者袁枚（自號隨園）的學生，授業於袁枚。觀其作品可以考察其師承 關係。袁枚於嘉慶元年刊行之《隨園女弟子詩選》為其選輯女弟子之詩集，當中 透露其選詩的特色。同時，隨園女弟子雖身處閨閣，兼具名士氣質，在其作品中 展現出不可小覷的活動力和藝術生命力。研究這課題亦能展示清代乾嘉時期上層 女性日常及文學生活的面貌。

李晨風電影作品與「五四傳統」的關係, Hoi Yin Shum

Lingnan Theses

愛國反帝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批評傳統、關心社會、強調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的思潮,一直被認為是五四傳統的基調。發展到三、四十年代,由於抗戰的影響,有「救亡」壓倒「啟蒙」的趨勢,而在1949年後,在兩岸三地中,香港正因為特殊的政治位置,成為言論相對自由的地帶。在這個直接政治干預相對較少的背景下,李晨風在五、六十年代主動改編多部五四傳統 的文學作品,繼承五四精神,實在值得深入研究。李晨風在的改編中, 藉著周蕙和高淑英的對比, 強調五四時期「個人」與「家庭」間的對立,以突出反傳統、反家庭的望題。至於的改編,李晨風在原有的戰爭背景下, 加強了對戰爭的控訴,使戰爭成為所有不幸事情的原兇。另外,又一改曾發生的形象,把她改寫成完美的媳婦,讓白燕保持一貫正面形象之餘,為新式女性在「經濟自主」與「家庭倫理」之間得到協調的空間。李晨風的改編電影,改寫了小翠的悲劇命運,比曹禺原著中對「希望」的暗示表露得更清楚。 其他改編五四時間流行的外國翻譯作品如托爾斯泰的著作,更能看到他對關懷社會的有一種執著。甚至其他並非直接與五四主題有關的電影作品中,亦可以見到李晨風批評軍閥、讚揚革命、追求個性自由的思想。

論香港新詩 1925-1949, Chi Tak Chan

Lingnan Theses (MPhil & PhD)

本論文研究一九二五至一九四九年間的香港新詩，即從目前所見最早的香港 新詩資料開始，直至一九四九年為止。研究從翻查和整理大量早期報刊、文學雜 誌等第一手資料開始，配合同時期中國新詩的發展，探討二○年代即香港新詩的 創始階段，至一九四九年的發展特色，思考香港新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並展開相關討論。

論文第一章先概述香港與內地新詩的連繫，再釐定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和香港新詩的定義，其中有關香港新詩的定義是參考上海現代文學史研究學者區分上海 作家和上海文學為兩個不同概念的做法，把「香港詩人」和「香港新詩」分屬不同範疇，並特別以「香港新詩」為討論重點。除了地域層面上的意義，本論文亦嘗試析論香港新詩相對於中國新詩的精神面貌和詩學取向。

第二至第九章基本上以時間發展為序，探討香港新詩不同時期的發展特色， 包括二○年代引介五四新詩及不同的詩形式，三○年代的都市詩、對上海《現代》 雜誌和現代派詩歌的學習和批評、寫實主義詩論的探討及創作，抗戰時期的論爭及不同取向、戰後的左翼詩歌等等，關注點除了特定時期的重要或主流風尚，也 仔細閱讀難以歸類的詩作，思考時代風尚與主流以外不同風格之間的關係。

早期香港新詩的發展除了本身特色，亦與大範圍內整個中國新詩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研究和討論早期香港新詩，除了「本土」的意義，也可以補充「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述的不足。相比一九五○年代以後的時期，早期香港新詩歷史的特色、亦即它複雜的地方，正在於它與中國新詩的關係。一九五○年後，新詩在 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各自發展，各有不同的面貌和取向，相對於三四○年代中 國新詩和當代中國和台灣新詩的研究，有關早期香港新詩的研究不算多，本論文 嘗試全面地回顧一個階段的香港新詩，提出討論的方向，期望有助進一步的研究。

Chinese Minority In A Malay State By Tan Chee-Beng, Sharon A. Carstens

Anthropology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Review of Chinese Minority in a Malay State: The Case of Terengganu in Malaysia, by Chee Beng Tan, published by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2.

New Woma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Jin Feng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New Woma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Jin Feng proposes that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w woman" in Communist Chinese fiction of the earlier twentieth century was paradoxically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male writers of the era explored, negotiated, and laid claim to their own emerging identity as "modern" intellectuals. Specifically, Feng argues that male writers such as Lu Xun, Yu Dafu, Ba Jin, and Mao Dun created fictional women as mirror images of their own political inadequacy, but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is was also an egocentric ploy to affirm and highlight the modernity …

Gender And Hiv Risk Behavior In China, Yelan Guo

Sociology & Criminal Justice Theses & Dissertations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valence of HIV risk behaviors are well establish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jor causes leading to HN risk behaviors are much less researched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a large and population-based survey conducted in 2003,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d gender-specific correlates of HIV risky drug using and sexual behavior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oth b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or males and females separate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n are more likely to inject drugs and share needles than women while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exhibit RN risk sexual behaviors than men. Socio-economic …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Painting Qianlong At Chengde, Deborah A. Sommer (司馬黛蘭)

Religious Studies Faculty Publication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uses the Manchu summer capital of Chengde and associated architecture, art and ritual activity as the focus for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Inner Asia and Tibet to the Qing Empire (1636-1911). Well-known contributors argue that the Qing was not simply another Chinese dynasty, but was deeply engaged in Inner Asia not only militarily, but culturally, polit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Emphasizing the diverse range of peoples in the Qing empire,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to Chinese history of Manchu relations with Tibetan prelates, Mongolian chieftains, and the Turkic elites of Xinjiang. In offering a new appreciation …

西砲的應用與明代的國防, Ka Wing Yiu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踏入明代中葉，隨著歐洲人東來，西砲亦相繼傳入中國。鑒於自身火砲素質不佳，加上外患日亟——日本、滿洲、蒙古等外族皆對中土虎視眈眈，尤以東北女真為最大的威脅，屢次大破明軍。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引進先進的西砲成為了明季增強國防力量的重要法門。當中影響較大的有佛郎機砲和紅夷砲，它們的傳入曾掀起國內仿製之風，頗受重視。

明廷大臣汪鋐(1466-1536)、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在接觸來華歐人的同時，分別獲悉佛郎機砲及紅夷砲威力之鉅，先後向朝廷推薦並引進之，以圖強化國防力量，抵抗外侮。戚繼光(1528-1587)、孫承宗(1563-1638)、袁崇煥(1584-1630)等將領，更將之運用於軍隊編制或實戰中，成就斐然。本文將以 此兩種西砲為論述範圍，淺論它們傳入的經過，以及明廷的仿製及明軍的應用，並旁述它們在明季對日本與後金戰爭中的成效。

誠然，對西砲在華影響的研究，前人論述頗多，成果有目共睹。拙文旨在選取若干明代史料，配合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冀能在佛郎機砲及紅夷砲的基礎上，為明代後期西砲的應用及影響，作一綜合及宏觀的分析。

賈平凹小說的城鄉嬗變 : 從《商州三錄》、《廢都》、《土門》到《懷念狼》, Chung Yin Cheu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中國現代化城市的興起，作家的想像地域不再限於鄉土，城市的繁華、喧囂、熱鬧，為他們提供一個新的敘述空間。但無論是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以至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那怕城市如何誘人，中國作家看來從未忘卻鄉土，鄉土仍是他們念茲在茲的敘述對象，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相比之下，城市被想像成罪惡淵藪，與象徵純樸的鄉村形成對立的局面。

陝西作家賈平凹以寫「商州」系列作品知名於當代文壇。商州即今陝西南部，也是賈平凹的故鄉。自《商州三錄》始，他以述說故鄉人事風貌、山川美景，展現鄉土的美好的風土人情，成為八十年代初尋根文學的一名健將。《浮躁》以後，他力圖改變創作路向，不局限於鄉土抒寫，他以久居城市的鄉下人身份書寫城市，觀察、論述城鄉的變化、現象，一時成績頗為可觀。

城市與鄉村既是賈平凹小說的主要論述對象，他對於城鄉，或是批判，或是感嘆，或是歌頌，牽引著文本對城市、鄉村的想像。本文試以賈平凹的四部作品《商州三錄》（一九八三）、《廢都》（一九九三）、《土門》（一九九六）、《懷念狼》（二零零零）為主要的研究文本，輔以他的其他小說，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及結合作者的生平，分析他在小說中如何論述城市、鄉村，並試圖梳理賈平凹筆下的城鄉關係的轉變，及把他的城鄉論述置於文學史角度觀看其傳承。本文無意探究賈平凹小說中敘述的城市、鄉村的情況、面貌，與現實中的城鄉之異同，也不會討論小說中的城鄉與社會之間的關連，我所關心的只是作者在作品中怎樣論述城鄉關係，城鄉在文本中的相互對話，並希望以文學史角度觀看他的城鄉論述的傳承，由此探看鄉土文學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能「香火不斷」的獨特現象。

Guarding Moral Boundaries: Shame In Early Confucianism, Jane Geaney

Religious Studies Faculty Publications

Claims that China is a ‘‘shame culture’’ tend to presume that guilt is the superior moral motivation. Such claims characterize guilt as internally motivated and operative even if no outsider is aware of any wrongdoing. By contrast, they assume that shame occurs only when someone is observed. The observer represents the moral opinion of an outsider, and, as a result, shame is said to be externally motivated. In this view, genuinely moral motivation is internal. Internality is seen as a requirement for moral autonomy (the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independent of particular social norms), and only guilt cultures are thought …

從妒到療妒 : 談《獅吼記》中的柳月娥, Qianqi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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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汪廷訥(生卒年尚無定論，估計大約生於萬曆年間)所著傳奇──《獅吼記》，是一個有關宋人陳季常與妻子柳月娥夫婦間的故事。這個故事所以為後人認識，全為柳氏之妒；然而這故事所以能在當時流行，卻全仗「妒」之反面──「療妒」。「妒」與「療妒」的故事在明朝所載甚多，¹ 卻以《獅吼記》最為有名。

《獅吼記》中的柳氏，代表了不甘服從男權社會的另類力量，她以不同的方式阻止丈夫狎妓遠遊，並希望透過禁錮來杜絕丈夫納妾的機會。雖然她最終回到中饋角色，成為傳統要求的賢德之婦，但這種另類的女性的精神價值，卻十分值得探討。

本文將從三部分分析《獅吼記》這個故事。第一部分將簡論有關妒婦的由來與定義。第二部分將嘗試探討有關「療妒」故事的出現與及特殊意義。第三部分將以《獅吼記》中的柳月娥作為研究對象，從故事中出現的療妒情節探討她的行為轉變，本文並不純粹採用「成長」的觀念，而是採用群體心理學來分析她的行為轉變，嘗試將療妒作一個更科學化的闡釋。最後將總結柳氏能成為妒婦代表人物的原因。

粵語流行曲拗音問題初探 : 以2000年-2004年粵語流行曲歌詞為例, Nga Yi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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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流行曲在香港大行其道，深受普羅大眾歡迎。但是我們聽粵語流行曲，除了欣賞其旋律節奏外，還會留意流行曲的歌詞。歌詞是歌曲的靈魂，歌手和填詞人都能透過歌詞傳情達意。因此，歌詞的內容､意象和用詞都很重要。但若在表達歌詞意思時，沒有熟練的協音技巧，那麼聽眾就不知歌手唱什麼。聽眾既聽不清楚歌詞，更遑論享受歌詞的內容､意象和用詞了。因此，協音是最基本的填詞技巧。

但是，放眼本港粵語流行曲，拗音的例子俯拾皆是。這當然與粵音音調的 特殊性有關(九個聲調)，也和粵語填詞的慣例(先曲後詞)有關，但這不應成為歌詞拗音的藉口。相反，填詞人應取長補短，無論在內容､意象､用詞和協音技巧上都應力臻完美。

由於拗音問題在粵語流行曲中仍十分普遍，因此本文特以 60 首近年(2000年-2004年)的粵語流行曲為探討對象，希望能引起填詞人及歌手對拗音問題的注意，從而提高粵語流行曲歌詞的質素，使粵語流行曲不只是一件商品，還是一件藝術品，這樣也有助推廣粵語正音。

透過本文，我們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拗音多見於以下情況：旋律音階為「二O」，卻填上「OO」音高的字。

第二，填詞人可用彈性的協音技巧和上文下理來協音或減低拗音問題的嚴重性。但協音彈性原則不一定適用於任何情況，填詞人應按照實際情況來使用協音彈性原則。

第三，即使字音音高走向與旋律音階走向一致，沒有逆向，也不一定能協音。

第四，歌手的演繹亦有可能出現拗音問題，因此拗音問題不單是填詞人的責任。

唐代俠客風貌概述, Zhiliang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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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主題是：俠客在唐代的角色身份和對當時整個時代（包括統治模式、人民生活、道德觀念等等）的影響。從現在已掌握的資料去看，我們可看到唐代的俠有以下若干的特點：第一，唐代的俠熱衷於入世建功，不管是亂世還是治世。一如其他朝代，亂世的軍閥樂於利用俠去達到他們的目標。而太平盛世之後，統治者亦繼續重用俠客，賞其高官厚爵，建府開牙。這是唐代特有的現象；第二，唐代行刺風氣極盛，這實況直接的影響了小說的創作。刺客思想行為上和 俠有相通點，以致後世學者為此爭論不休。而武俠神怪化亦在當時的小說中開始流行，對後世的武俠小說發展影響極為深遠；第三，以現代的道德觀點切入，唐代俠客的行為可以說缺乏人道主義觀念。現代人常將俠客和仁義並舉，但閱讀描寫唐代俠客的文獻（不論文學創作作品還是歷史資料），卻會發現那根本是兩碼子的事。

針對以上所指出的現象，我提出一些問題：一）究竟俠在歷史角逐爭雄中扮演著甚麼角色？二）朝廷對於這群俠又是甚麼態度？三）刺客能否算俠？四）從甚麼時候開始俠客和仁義道德之間畫上了等號？五）假設俠是不人道的，為什麼歷代的人民，甚至學者（如章太炎等）又會對他們推崇備至？六）小說家為什麼將俠客塑造成武功出類拔萃的一群？

研究方法方面，我主要採用的材料是唐代的傳奇和相關的歷史材料。傳奇大部份取材自《太平廣記》，而歷史材料則以《新唐書》和《舊唐書》為主。本文 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透過傳奇小說和歷史材料兩方面的印證和配合，從而刻畫出唐代俠客的一些特色風貌。

轉變．鄉土．對抗 : 論黃春明前期作品中的小人物, Sze Ting 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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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引發有關文學的作用及何謂「鄉土文學」等爭議。文學的作用，究竟是為了個人抑或是社會，一直有不少討論。黃春明的寫作，顯然是為了社會，他是台灣著名作家，以寫實的手法刻劃小人物真實、純真的一面。透過他一系列的作品，我們可以窺見台灣六七十年代的社會發展。

本文主要討論《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看海的日子》與《兒子的大玩偶》等作品，並探討其中小人物的形象。這些作品，都是黃春明的成名作，它們代表著黃春明熟練、樸實的寫作手法。

論文主要分四個部分，前言部分簡介黃春明。正文部分，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簡介何謂鄉土文學，及談談黃春明小說的主題；第二部分，詳細解說黃春明 筆下的小人物，面對社會的轉變，怎樣以頑強的生命力，解決那些問題。這部分可說是本文的重心。後語部分總結全文，及記述學者對黃春明的評價。

論《壹週刊》與香港社會文化的關係, Zhire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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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已成為都市人接收訊息重要的一環。九十年代初成衣商人黎智英創辦了《壹週刊》雜誌，令雜誌界產生了不同層面的變化，亦影響了香港的整體社會文化。透過《壹週刊》來研究香港社會文化，可說是較為有代表性，因它在相同類型雜誌中擁有特別的歷史因素和影響力。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研究《壹週刊》與香港社會文化之間，所出現的互動和微妙關係。讀者是隨著流行讀物而改變生活模式，所謂「潮流興乜就跟乜」，視雜誌為潮流的指標；流行讀物亦會因應讀者口味或社會文化，去改變其報導內容；社會文化被流行讀物影響著它的發展，它又會影響讀者的行為和思想。這種微妙的互動關係，正在香港這傳媒發展日趨蓬勃的地方，有著健全而具影響力之發展。論文以《壹週刊》為主線，從讀者、社會與雜誌之間的關係，分析它們怎樣影響著雜誌的選題方向及風格路線。

單從香港社會文化來說，雜誌掌握不同時代的流行話題，或是未成氣候的潮 流資訊，而成為最新鮮題材。因此，雜誌內容以通俗文化及讀者需要而改變，例 如他們對生活質素上的講求、對事物的好奇心態等，因此潮流雜誌能告訴我們香港人的心態，論文會研究《壹週刊》內容特色怎樣表現香港社會文化。此外，《壹週刊》從九十年代開始，成為紀錄香港社會轉變的重要雜誌之一，從「縱向」層 面來說，文章會分析《壹週刊》眼中，香港在政治、經濟及生活上十多年來有著甚麼轉變；從「橫向」層面上，在同一件新聞中，它跟其他報刊在內容上所取的重點及文字表達方法，又是否一樣呢？是帶動還是抹黑著香港社會文化？讀者又是否應該要懂得分別題材的真確性呢？論文透過不同層次的比較方法，研究雜誌與社會文化的微妙關係。論文的最後部份，會深入探討《壹週刊》對香港社會及傳媒文化的各種影響，評論《壹週刊》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選定以傳媒文化為畢業論文的主題，全因為對傳媒的興趣及它所發出的威力。一本雜誌能夠影響著社會各層面，如市民對時事的判斷和立場、潮流話題與 喜好等，影響範圍之廣實在不容忽視。當我從電影、電視、報紙、雜誌等傳媒類別收窄題材範圍之後，決定利用《壹週刊》為論文研究對象，希望透過雜誌背景及內容的獨特性，研究香港社會文化跟雜誌之間互相影響的關係。其實論文起初開始下筆時，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客觀地分析研究對象和以自己的角度評論雜誌，正因為《壹週刊》是我經常閱讀的雜誌，有很多看法已經變得根深柢固，要從讀者身份抽離初時並不容易，後來經過閱讀不同的書籍和文章，令我對香港傳媒及《壹週刊》有更深入的了解，問題已逐漸解決。

在搜集資料方面，每一期的《壹週刊》當然是重要的材料，但論文有些部份需分析《壹週刊》的內容及對社會的影響，亦因將不同材料套入論文主題作比較， 要配合《壹週刊》及其他相關雜誌作為例子，所以需要尋找不同年份而又適合的雜誌，是一件比較艱巨的事情。幸好，每當我「出征」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特藏資料區」時，總會找到些令我驚喜的資料，這可算是研究論文過程中的原動力。

由去年開始定題，其後無間斷地搜集資料、寫作、會見指導老師……重覆以上動作超過十個月的時間。此畢業論文可算是本人「十月懷胎」的孩子吧﹗不知道他/她的體重是否足「六磅四」呢？﹗

殺寇, Hiu Ma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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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作動機及內容

「當初我在設計學院出來時，滿腔熱誠，很有『火』，畢業後馬上找一份設計的工作。」我一位從事設計行業的朋友這樣對我說。

「但做了半年，就知道根本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他又說：「設計，起初很喜歡，後來很討厭。處處受人掣肘，不是能夠發圍的行業。」

「當一切都不屬於自己的時候，就會覺得什麼都不在乎了。」最後他總結：「我現在已經完全麻目了，設計只是一份工作。我不需要掌聲，收貨就好。」

我聽著他的話，覺得非常悲哀，又可怕。我還沒有畢業，打工的經驗也少，未能完全了解他的感受。但我不斷地想：現實，究竟能將人的理想磨蝕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它能夠把人的意志扭曲成什麼模樣呢?我想探究這些問題，於是寫了〈殺寇〉。

二、寫作目標

我想探討一個人的轉變。

與原作者直接對話，固然能直接了解他的心路歷程，然而，這樣的故事想必會流於單調乏味吧，於是我採用了雙故事線發展的模式：「我」除了與創作者交談外，更直接對創作者的作品加以描述。我採用「連載漫畫」作媒介；透過「連載漫畫」的劇情發展，可窺探創作者的心理變化。

京味小說的嬗變 : 解讀《駱駝祥子》、《煙壺》、《鬈毛》、《頑主》, Ai Jun, Shafi Li

Lingnan Theses

“京味小說”是中國現當代文壇一個令人矚目的文學流派﹐從創始人老舍到“新京味”王朔﹐五、六十年間呈現出鮮明的嬗變軌跡。但無論該流派怎樣變化﹐京味小說中的北京都有三層象徵意義﹐即“北京象徵中國”﹐“北京象 徵鄉土”﹐以及“北京的變化顯示中國社會變動的必然性與特殊性”。讓論者尤感興趣的是“北京象徵鄉土”的這一層象徵意義﹐在本人看來這裡的“鄉 土”有兩層含意﹐其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建基於城與人的文化同構性﹔其二﹐代表該古老都市的民間。這兩層含義使得“京味小說”中的“知識 分子話語”和“民間話語”顯示出某種內在張力﹐豐富及擴大了它的精神內涵﹐ 在不同時期的“京味小說”裡展現了不同的角力關係﹐並以越來越大的幅度向民間傾斜。

本文主要通過解讀四篇不同時期京味小說的代表作﹐理出該流派的嬗變軌跡﹐採用的是文本細讀的方法。具體地說﹐首先根據“京味小說”定義的重點﹐ 從三大方面著手分析該流派的變化﹕北京人和北京事﹐北京話﹐以及北京的風土習俗。在分析“北京人和北京事”時﹐本文追蹤分析了四篇“京味小說”中 重複出現的道具﹐同時並置考察了文本中的寓意系統、人物的命運、主題、情節結構以及其他人物的部分功能﹐希望通過這種綜合分析﹐對該流派的變化闡述深入到上述“北京象徵鄉土”的兩層含義的張力關係方面。

About Chinese Names, Sheau-Yueh J. Chao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family (Chia) and the clan (tsu)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the prevailing value system, in molding the life of individuals and in shaping a community's social relations into an orderly and stable pattern.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e study of several important topics about the Chinese names. It detail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names and introduces the types of Chinese names and their meanings, followed b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urnames, clan names, and generation nam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surname rankings and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

Population Mobility High-Risk Environments And The Diffusion Of Hiv/Stds: A Community Based Study In Southwest China, Hongyun Fu

Sociology & Criminal Justice Theses & Dissertations

Globally,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spread ofHIV/STDs in many countries. A similar trend has been observed in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HIV epidemic, but empirical research is very limited. Furthermore, the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micro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dividual migrant's risky behavior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on non-migrant residents, has been ignored.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a specially designed community level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in a province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acro-level association between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the …

Researching Your Asian Roots For Chinese Americans, Sheau-Yueh J. Chao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was revised from the author's invited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RUSA) Meeting in the Local History Section in San Francisco, June 2001. It inclu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urnames, types 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genealogical records, problems in Chinese genealogical research, and how to conduct a typical Chinese-American genealogical research with examples for further research.

Chinese Women Unbound: An Analysi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In China, Karilyn Moeller

Inquiry: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Chinese Women Unbound" gives a brie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and presents a well documented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hinese women's emancipation-from the first missionary school for girls in the 1840s, to the first females admit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late 1920s, the marriage law of 1950, and the divorce rate in the 1990s, among other event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Chinese women's involvement in the 1911-1912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In narrating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Moeller analyses the various forces behind the changes, as well …

R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70s–1970s, Shehong Chen

Institute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ublications

This i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over the century from the 1870s through the 1970s. I have selected this period for study because the 1870s witnessed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Chinese laundries in Lowell, and the 1970s,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nese laundries in Lowell. Notabl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ill in two existing gap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First, the experiences of many of Lowell’s ethnic groups have been documented or studied, but the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has been ignored. Secondl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New England cities and towns has gener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