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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鮑照賦的藝術特徵 : 情與景、情與物的關係, Chun Mei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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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照（約414年－466年）是南宋時期（420年－479年）傑出的文學家，他擅寫詩、賦與散文，其中以詩歌創作成就最為卓著。故此，歷代學者都集中研究他的樂府詩和七言詩，較少關注其詩歌以外的創作。關於鮑照賦的討論，學者往往聚焦於其著作《蕪城賦》，而對其他賦作或是有所忽略，或是各有偏重。從「情與景」、「情與物」的角度進行梳理和探究的論著依然缺失，這無疑削弱了對鮑照賦的整體論述。

有鑑於此，本論文將以鮑照賦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結合相關的文藝理論，探討當中的「情與景」、「情與物」的關係，旨在探究其整體的藝術價值。另外，針對某些頗具爭議性的賦作也會進行深度剖析。本文由五大章節組成，在緒論部分將綜述鮑照賦的研究現況，並在此基礎上闡述本論文的研究意義。第二章簡述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說明選取王夫之的《薑齋詩話》和劉勰的《文心雕龍·詮賦》作為研究鮑照賦的原因。第三章以王夫之的《薑齋詩話》為依據，從「景中情」、「情中景」、「情景妙合無垠」來探析鮑照抒情賦中的「情與景」的關係。第四章以劉勰的《文心雕龍·詮賦》為依據，從「情以物興」、「物以情觀」、「物我交融」來闡述鮑照詠物賦中的「情與物」的關係。第五章針對鮑照賦的研究現況，抽取富有爭議的篇章來進行深入的分析，從而表明《觀漏賦》具有「題為詠物，實為抒情」的特色。結論部分則總結本論文的內容，重申是次的研究意義。

《離騷》的節奏模式, Yee Lok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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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本來便是吟誦的，雖然異於歌曲，但同樣有節奏、韻律的聲音因素影響著讀者或者聽眾的審美經驗。楚地巫風本已甚盛，有其風格獨樹一幟的歌舞、音樂，再受《詩經》滋養，終產生了屈原的各篇楚辭。《離騷》的句腰虛詞有其重要的音樂特性。一方面，它是銜接一詩行中兩組音步的橋樑。另一方面，由於重複出現在幾乎所有詩行的同樣地方，它也成為了詩歌建立節奏感的音步。

本文旨在分析《離騷》的節奏模式。本文以六言句為基礎，透過分析詩行每字、每詞之間的語法和意義關係，得出312模式、句首一字提領、222模式以及213模式四種節奏。當中以句首一字提領為最常見，並據此與其他字數的句子——即五言、七言、八言和九言句——比較。基本上，六言句的節奏模式在其他字數的句子皆有跡可尋，這些句子基本上也是在這些模式上增字、減字，或者疊加而成。五言句基本上以句首一字提領的節奏模式為基礎；至於七言句，讀者可以從中找到所有模式的根據；八言句則可見句首一字提領、213和222模式；最後，唯一的九言句亦以句首一字提領為根據。

電影與歷史：論香港電影中日戰爭的日本形象（1960-1990年代）, Ka Ye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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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人們對歷史的認知。當歷史的書寫和影像走出了勝利者的演講稿，電影便以多元的姿態對歷史進行見證與回顧。擴展題材、意識形態、歷史的來源等方式再現和豐富歷史，電影人獨到的見解都增添了歷史的複雜性和曖昧性。而再現的過程必然會被其時代和周遭的世界滲透影響。影片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種社會與歷史角度的詮釋方式，影片與其周遭的世界必然互相溝通。由此電影的背景與敘述成為我們研究和理解歷史與社會的參數。

對中國人而言，中日戰爭（1939-1945）是一道陳年的傷疤，如今仍以各種媒介傳載這段歷史。在1949年後，面對曾經的敵人，中港台三地皆隨著語境的變遷有不同的回應。而電影，作為歷史的敘述者，也在繼續重現、萃取、呈現不同的視野和維度。作為曾經的丑角，香港電影對日本的記憶在60年代起產生了曖昧的變化。在港英政府的管治下，民族主義沒成為主流，與日本的關係變得密切。但電影對中日戰爭這一題材仍處理得小心翼翼，無論是電影還是社會都仍未能完全消化日本「侵略者」的歷史。八、九十年代，人們開始集中關注本地經濟、身分、社會、回歸等問題。戰爭歷史不再是主要題材，更多作為我們了解社會的憑據。沒有經歷戰爭的香港影人對中日戰爭的呈現表現出一種過去與旁觀的態度。

這一脈絡展現香港社會，或香港影人在不同年代如何回應中日戰爭這段歷史，同時這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由此，本文將分別分析1960至1990年代四套與中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包括：《最長的一夜》（1965），《廣島廿八》（1974），《傾城之戀》（1984）及《客途秋恨》（1990）。本文將結合電影背景、社會、作者等因素具體分析電影中日本印象的呈現與轉變。

林夕歌詞的比喻與比擬研究, Po Y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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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各明星組合冒起，流行曲又再掀起熱潮。從六、七十年代到今，每個時期都有各自的當紅歌手和填詞人。能橫跨樂壇三十多年，詞作出色令人驚嘆的非他莫屬──林夕。

林夕原名梁偉文，從八十年代中開始填流行歌詞。林夕詞作除了產量多，更出色於用典、節奏、故事性、宗教思想等。因此對林夕歌詞之研究每多圍繞其主題或概念，甚少以歌詞細讀的形式分析。

文本將從修辭角度入手，分析林夕歌詞中的比喻與比擬運用。正文將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分析其歌詞中的比喻與比擬如何加強情感；第二部份分析其歌詞中的比喻與比擬如何營造意象；第三部份分析其歌詞中的比喻與比擬在情感和意象上如何相輔相成地突出主題，達至共融。

從自傳記憶到集體記憶：試論吳明益《單車失竊記》的敘事藝術, Yue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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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益於他的小說《單車失竊記》中通過尋找失蹤父親與失竊單車的情節設計，串聯起與家族歷史、戰爭記憶、單車記載、自然生態相關的故事，講述了戰爭年代下的被遺忘的群體的經驗與時代圖景。小說所記錄的時間之長久、地理範圍之遼闊、角色之創新，都令那個時代展現出更為豐富的維度，同時也考驗作者調動文字的能力。吳明益通過對個體經驗、細小物件、動物與自然環境的關懷，令歷史藉由對話、信件、文字、錄音等傳統媒介展現出鮮有正史關注的全新角度，也由此反思不同的族群之間，乃至人與自然之間過去失衡的關係。

本文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緒論，介紹作者、作品，並對前人的研究進行總結；第二部分為正文部分，引入社會學上“集體記憶”理論以對小說中的歷史書寫進行分類，對小說中自傳記憶與歷史記憶的書寫，從家族史、戰爭史、物件史、動物史四個角度出發，通過文本的梳理整理出這部作品塑造歷史的不同層次；第三部分對作品所體現的的獨特的寫法進行分析；第四部分則總結前文，整體地審視《單車失竊記》中歷史與記憶的不同層次。

迷霧, Long Yi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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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主要講述在傳統家庭成長的阿欣如何逐步擺脫桎梏，面對自己內心的情感和想法。阿欣從小被母親用傳統方法教育，以情緒勒索的方式教養出千依百順的她，用語言和行為操控女兒。阿欣即使已經踏入社會，仍逃不出母親所置的無形枷鎖，不斷被母親和上司、同事等人情緒勒索而感到窒息。有着敏感個性的阿欣，為了不令任何人失望，往往妥協、忍讓，以至忽略甚至壓抑自己的想法和需要，只用不治本的方式排遣不快、逃避問題。阿欣在父親去世後面對生活，慢慢明白要為自己着想、為自己的情緒、行為負責，而非單單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同樣缺乏安全感的母親，不再逃避，逐步走出陰霾。

你，作為小說拼圖的一塊, Ka Tsun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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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要開始閱讀〈你，作為小說拼圖的一塊〉。倒不是你期待從這這篇畢業論文獲得什麼，它只是茫茫小說中的其中一本，你聯想到閱讀經驗中那些偉大的小說，覺得它絕不會比他們優勝。所以你坐在屏幕前，以抽離、隨意的目光展開閱讀，懶洋洋地搜索論文中的一絲價值。

而當你一如既往，淡然地讀著小說開頭，你很快就糊塗了。嘮叨的敘述者聲音、任由作者擺佈的人物、唐突的觀點轉換，無一不在告訴你——故事是被人虛構的。作者想表達些什麼？我又為何必須置身小說當中？你再次翻開小說，但今次的目光，變得稍為不一樣。

蟾蜍記憶, Lok Yi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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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蝌蚪的失蹤事件，一碗不尋常的湯。

家族突然開始發生一連串的事故——爸爸後背長了一顆腫瘤，族人開始生病，嫲嫲驟然離世……

親戚們甚至開始蛻變成一副蟾蜍相貌！

幼時被迫喝下奇怪湯水的我，會不會隨他們一樣，最終變態成嘔心醜陋的蟾蜍呢？

這篇小說是一個家族變異史，也是一個都市寓言故事。

因為我相信現實世界所發生的一切，遠比故事內的情節更荒謬。

城市是冰冷的，人的心也是冷漠的。在社會的大環境下，人們逐漸異化，貪婪自私的本質暴露無遺。

即便是最親近的家人，面對物質上的爭奪與搶掠，人性自私的那一面就會顯露。

「貪婪仿佛是都市人深入血髓的記憶。」

或許一天，我們也終會在社會的泥潭裡異化成一隻隻醜陋不堪蟾蜍。

安樂, Kiu Tim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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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一喜愛規則的人，機緣巧合下前往另一個世界得到自己夢寐以求的生活，得到安樂。希望藉此故事，反思一下何謂有意義的人生，順便把自己對過往反烏托邦小說做一個小反思：衷心喜歡「烏托邦」生活的人到底是多麼令人討厭，到底算不算人。算是老生常談，但這種甘心受制於某種「無上意志」的人，挺切合中國社會，可能是過往帝制吧！假如讓人討厭小說中的人物從而反思自己有否近乎病態地遵守規則，我就當成功。

論曹文軒兒童文學作品裏「身體受虐」對兒童本位觀的體現, Qianyi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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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軒，1954年出生在江蘇省鹽城市，2016年獲得安徒生獎，該獎素有諾貝爾兒童文學獎的美譽。其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有《草房子》、《細米》、《青銅葵花》等，作品善於觀察兒童的生活，用詩意的語言和悲憫情懷展現兒童生活悲傷和苦難的一面。大多學者研究曹文軒作品的語言技巧和主旨思想，或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從創作理念的角度切入論述，亦欠缺人物的身體書寫分析。

本文以曹文軒作品裏的兒童身體受虐為研究對象，以兒童本位觀的創作理念對照分析。第一章為緒論，分別説明本文之寫作緣起、兒童文學領域對兒童本位觀和身體敘事的研究，及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以曹文軒作品中疾病、殘疾和死亡三種身體受虐形式，探討它們如何與兒童本位觀的創作視角、兒童價值和個體意義三個層面相呼應；第三章承接上章從曹文軒作品內部對於身體書寫和兒童本位觀的分析，擴大至各個時期兒童文學對於兒童本位觀的接受——先從五四時期的兒童的發現開始，後闡釋各個時期對於兒童視角和成人視角的選擇。第四章為結論，整合全文中心要點。

伏爾泰《中國孤兒》對中國傳統的重塑, Yuk Na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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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五年，伏爾泰把紀君祥的元雜劇《趙氏孤兒》改寫為《中國孤兒》，並在劇本中重塑中國傳統。本文剖析《中國孤兒》之劇本，探析伏爾泰對中國傳統重新構建之意涵，並從啟蒙思想角度出發，思考「忠」觀念在當今社會的意涵和效用。本文指出，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的出發點是為了匡正當時法國腐敗墮落的政冶風俗。他借鑒中國文化的可取之處，結合本人的思想哲學，並對中國傳統加以重塑，其目的是為了宣揚啟蒙思想。本文並指出在現今社會，傳統「忠」觀念應以理性主義為準繩，才能與時並進，發揮最大效用。

淺析余華90年代長篇小說的小人物書寫 : 以《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為例, Shurou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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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是余華小說中的重要核心，他們樸素而鮮活，充滿旺盛的生命力。在他的筆下，小人物具有迥然不同的生命形態和個性表達，這些書中人物無疑體現作家的情感以及展露其精神走向，透出對社會的人文關懷。

本文選取並討論余華90年代的三篇長篇小說《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並探討小說中的小人物書寫。文章分四部分：引言部分簡略介紹余華，然後闡述論文研究背景、方法及概況；正文部分主要介紹小人物在文學上的重要性，以及所選三部作品中小人物的特點；之後重點分析余華筆下的小人物之形象轉變，以及探討余華三部作品如何善用不同的視角達到寫作目的，來呈現作品的人物角力之轉變，最後總結全文。

從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 : 看《儒林外史》的兩場戰爭, Ki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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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以諷刺而聞名，但作者在書中並非只有否定，對社會加以諷刺、鞭撻的同時，也描繪了心中的理想社會，表達對禮樂兵農思想的推崇。書中有兩場戰爭似與全書的風格不相調和，筆者以這兩場戰爭為題，嘗試從兵農思想的角度，結合人物故事的原型、文獻，以探討作者創作的用意，以及兩場戰爭在全書中的作用。本文分作五部份，第一章為引言。第二章主要釐清兩埸戰爭中的人物、故事原型。第三章會從顏李學說看吳敬梓禮樂兵農思想的由來及內容。第四章從兩場戰爭的前因後果探討作者的思想。第五章為結語。

從《山公啟事》「題目」看山濤品評人物的特點, Yan Ya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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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濤任職吏部十多年間，為晉武帝選賢無數，《山公啟事》為其就官位空缺而撰寫的適合任官人選的啟文。

本文以歷史文獻為依據，以文本互證方法嘗試分析山濤品評人物的分類和其準則。由於搜集資料時發現前人多以《世說新語》、《人物志》為六朝人物品評的研究材料，而清人葉德輝輯刻整理的《山公啟事》則鮮有學者集中研究，又因山濤舉薦人才每每親自品題，可據以研究晉代政治人物品評的材料，故論文會以此為切入點主要集中考釋山濤在《山公啟事》裡面的品藻「題目」，然後分析他品評人物時的特點，以及比較山公與《世說新語》在人物品藻上的異同之處。

論《紅梨記》和《贈書記》敘事程式的正依和變奏, Wing Sum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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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明清傳奇敘事程式的研究，林鶴宜的《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首先提出各項基本和輔助程式，幫助研究及釐清戲曲作品的敘事脈絡。林鶴宜認為明清傳奇的敘事程式大致有三：「結構性程式」、「環節性程式」和「修飾性程式」1。本文發現《紅梨記》和《贈書記》有按照規律程式鋪排劇情，獲得既定效果；同時亦有透過變奏程式，為情節帶來創新的演繹。本文將集中討論《紅梨記》和《贈書記》的「結構性程式」和「環節性程式」，仔細探討其表演和文學的規守及演繹變化。本文分為七部分：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紅梨記》程式規範考。第三章為論《紅梨記》特殊敘事程式和關鍵情節。第四章為《贈書記》程式規範考。第五章為《贈書記》特殊敘事程式和關鍵情節。第六章為兩劇「磨難試煉程式」比較。第七章為全文總結。

他人之痛, Ka Yi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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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會受苦，頭痛、肚痛、失戀之痛、失去至親的痛等等，痛苦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把痛苦轉移就好了。」因為人類這份邪惡的欲望，一部轉移痛苦的機械出現了。〈他人之痛〉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

陳平安的痛覺天生出現小缺陷，生於單親家庭，除此以外他是一個普通人。跟我們一樣會隨波逐流、會為錢財瘋狂、會在心裡自言自語。一次他偶然遇上一份奇怪的工作，迫使他承受他人轉移給他的痛苦，在折磨當中他開始思考有關痛苦的問題。

本文旨在透過陳平安的故事，在一個真假交織的世界，呈現人在現代社會下的生活和抉擇，藉以引起讀者共鳴及反思：他人之痛對你來說是甚麼？

從余華《兄弟》的飲食析論「兄弟」的二元對立與消解 : 兼論「吃」在中國現當代社會的意義, King Chiu S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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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浙江嘉興海鹽縣人氏，現居北京。中國先鋒文學作家，在文革成長。原為牙醫，80年代始寫作小說，1987年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成名。初期以寫作中短篇為主，後轉寫長篇，近年多出版隨筆、雜文集。其作品多以文革為背景，擅以暴力描寫、反諷等手法從人的角度探討隱藏在歷史中的倫理、價值觀等問題。就《兄弟》而言，大多學者只留意作品的先鋒性、題材處理、寫作風格或進行翻譯、比較等研究，縱亦有少量關涉主要人物（宋鋼、李光頭）的論著，但多側重於李光頭，缺乏較平衡的討論，也欠缺以新的角度切入論述。

本文將以余華長篇小說《兄弟》（上、下）為研究對象，以飲食角度切入論述。第一章為緒論，分別說明本文之寫作緣起、學者對《兄弟》的研究概況及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章以小說中的食物、食器、餐飲場所為例，探討它們如何體現「兄弟」的價值觀、權力、性別、貧富與鄉鎮等方面的二元對立；第三章承接上章從文本內部的飲食視角對「兄弟」進行的分析，擴大至飲食與社會的討論：先從現當代文學史——「吃」的文學的範疇爬梳類近《兄弟》以飲食為線索的作品，後闡釋《兄弟》在中國當代社會的衍生意義。第四章為結論，整合全文中心要點。

淺談屈原《天問》中屈原對儒家天命觀的批判吸收, Minxu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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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意義：《天問》一章對於整個楚辭研究來說都是難解的一个章节，關於對《天問》篇章的研究，學者們的成果更加集中在對於其中字句、史料的勘校和疏證，以及對於其中出現的單個的民俗、哲學、宗教文化的單獨討論。對於其中蘊含屈原的思想來源以及蘊含著對於天命政治的懷疑並未有過多的關注。

本文研究方法：通過典籍和文物兩相印證，首先討論屈原吸收儒家學說的可能性，其次討論夏、商、周三代以來的天命觀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先秦儒家對於天命觀的吸收與改造，通過屈原提出的若干歷史問題，在儒家典籍中找出同樣對歷史中出現的個例問題的回答，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對於一些不同於先秦儒家天命觀的具體問題，與屈原在《天問》中的討論進行對比，找出屈原對天命觀的懷疑。同時也發現，儒家提出的在天命觀為基礎上的執政觀念被屈原吸收成為屈原對於楚國政事的解決方式。

論張錫恭《喪服鄭氏學》引《春秋》三傳釋「諸侯為天子」之義, Mengwei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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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作為東漢經學大家，調和今古文之爭，著述頗豐，後世無數學者奉之為圭臬。群經之中，他對禮學的見解尤為獨到，有「禮是鄭學」之說。禮學精華則在喪服，故鄭君喪服之學更顯精妙。

至清時，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及宋學各自發展，三派雖對立但亦有融合之象。黃式三、黃以周父子會通漢宋兩派，且不存今、古文經學門第之見，不專一家之言。撰寫《喪服鄭氏學》的張錫恭師承黃以周，深得其師之法；但在治學理念有了轉變——欲專守鄭君之說，可通過其書一窺他個人對鄭學的維護與發展。

值得深究的是，張錫恭在書中雖力守鄭意，但仍會提出與鄭意有所出入之說。他對「諸侯為天子」經文及鄭注的釋讀就有此趨向，引起筆者注意。他將《春秋》三傳並列齊觀，得見其融合之理念；以「奔喪」為切入點用分類的角度進行踰年否、父葬否的概括，可知其說較前人更加系統化；又在鄭注基礎上提出不同於鄭君的思路，另有新意。從這三點來看，張錫恭在此處的案語的確能充分體現其治學方法及精神，甚至顯露出與他自身「守鄭君」態度的些許矛盾。

本文欲通過分析張錫恭所撰「諸侯為天子」之案語，以他的思路將各家觀點進行系統化整合，從而盡力還原鄭君之意，著重關注張錫恭所主觀點與鄭君是否相合，並對其新說做出評價。

蘇軾繪畫類題跋所蘊涵的北宋士大夫文化特質, Tsz He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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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人之一，其研究者不可勝數。然而，不同領域的蘇軾研究比例失衡，論者多著眼於其藝術成就，鮮有從思想或文化史的角度來審視蘇軾，導致主題內容重複的論著越來越多。有見及此，本文以文化史為研究角度，由蘇軾繪畫類題跋分析其中蘊涵的北宋士大夫文化特質，以孔凡禮點校之《蘇軾文集》、《蘇軾詩集》為主要研究底本，取相關繪畫類跋文、詩跋作研究，並利用蘇軾其他文獻資料為旁證。全文以蘇軾的藝術批評為立足點，從中了解北宋的文化藝術環境，窺探當時士大夫的文化特質。

第二章「士人畫與士大夫的身份意識」，分析出蘇軾「重意氣輕物象」的士人畫所反映出士大夫作為「文化精英」的身份意識，以及提倡士人畫背後的「反俗」精神。第三章「蘇軾題跋中的『道』與『藝』」，析述蘇軾如何通過對「道」與「藝」的思辨，建構出由「意」至「物」，再至「道」的「體道」方法論，由此提出「有道有藝」的藝術理想。第四章「兩種對『流放』的體認——以《煙江疊嶂圖》詩跋為例」，以蘇軾、王詵《煙江疊嶂圖》詩跋為研究對象，看出他們對流放山水的不同理解：蘇軾不以貶謫為憂患，在山水中享受造化之美，而王詵則表現出遷客前程未卜的愁苦。二人以藝術為原點，尋找士人在政治挫敗之中不同的安身立命之道。

常德方言區屬的探討, Zeha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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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官方與主流觀點普遍認爲常德方言屬於西南官話區，但是不少學者對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性質表示懷疑，認爲常德方言不具有西南官話的代表性，並且其含有西南官話的過渡性質及相當的湘方言因素。因此，本篇論文回顧了相應的古代記載以及近現代學者的觀點，重新探討了“常德方言是否應劃入西南官話區”的問題。論文以西南官話和常德方言的主要特徵作爲研究對象，另外也涉及與之相關的湘方言的内容。大體上，論文的研究角度側重於語音特徵尤其是聲調調值，以及歷史源流兩個方面。具體而言，論文通過比較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方言，甚至是江淮官話之間的關係，試圖選擇一個比較合理的方言區作爲常德方言的區屬。最後，論文得出了“常德方言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的結論。

論《聊齋誌異》女性本貌及社會角色與求變反抗意識的關係, Ka Ki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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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聊齋誌異》集中國志怪小説之大成的作品，在四百多個故事中，以女性作為主要題材的有近270篇故事，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表現女性意識的重要標誌。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多樣，她們在禮教森嚴的社會中，努力地使自己在家庭及社會中生存，甚至取得比男性更優越的成就。在這爭扎求存中，她們往往展現出女性的反抗意識，以微弱的力量，反抗男權社會中對女性不合理的約束。然而，現在大部分有關《聊齋誌異》女性研究的學術文章主要論述女性角色的形象，但鮮少探討女性反抗意識。

有見及此，本論文將從女性的形象及其性格本貌，女性家庭與社會地位兩部分入手，分析《聊齋誌異》女性和求變和反抗意識。首先指出女性的形象可分為「人類女性」及「非人類女性」兩類，反映女性在不同的出身及背景下產生不同的形象。其次探討女性如何改變她們的地位。最後基於前文女性形象及地位的討論，探討女性反抗意識是出於男性凝視，還是女性的自主反抗，以考證女性反抗意識產生的原因。

淺析天道、人性與欲望觀與唐中晚期傳奇小說的創作, Wa Chu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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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傳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被譽為成熟、完整的小說作品，是除唐詩外另一件精緻的藝術品。然而唐傳奇發展至中晚唐才算是正式成熟的佳作。這件藝術品的形成與中國社會長年累積的豐富哲學思想密不可分，天道、人性與慾望觀將小說的敘事、人物塑造昇華到更高的層次。天道觀是中晚唐傳奇得以完成敘事結構的內在推動力，尤其以賞善罰惡天道觀為主，使其脫離六朝時期隻言片語式的小說創作。然而這個簡單的結構卻能被作者們巧妙地發揮出現實主義的社會批判和安慰時人的特殊功能，深化了作品的意義。人性和慾望觀對於人物塑造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讓人物內外互相成就，個性變得更複雜。再加上唐代文人得天獨厚的藝術審美能力，讓情慾情節進入作品時豔而不俗。詩的加入又將人性中必然具備的情感流露提升到更高的藝術審美層次。中晚唐傳奇小說的文學價值更加突出。既然天道、人性和慾望觀與中晚唐傳奇的成長，甚至文學價值關係如此密切，那麼具體是如何在小說創作當中體現出來，下文將會深入分析，以一個中國哲學思想的角度作為切入點，挖掘這些能和唐詩並稱一代之奇的傳世佳作。

從《閱微草堂筆記》探析清代同性戀形象, Tsz Ching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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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的禁娼令下，清代曾發展出一股與別不同的風潮：男風。這份同性間的情欲與現代的同性戀頗有相似，卻在根本定義上迥然不同。《閱微草堂筆記》從傳統士大夫的視野出發，記載了清代不同階級下的同性戀風貌，為讀者塑造出全面而深入的清代同性戀形象。本論文將透過這本小說所反映的情感結構，探析清代同性戀的文學及現實形象，並就故事情節、作者立場等角度還原他們的生存環境及社會主流思想，從而分析清代與現代在同性戀問題上的異同，以及女同性戀在文學作品中被忽略的現象。

韓麗珠作品中的身體改造與主體性的辯證關係, Wing Yan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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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香港新生代作家韓麗珠的三本小說，分別為《縫身》、《人皮刺繡》和《空臉》，三本小說皆有描述改造人體的情節，並藉由這些異化情節探討主體性在社會中該如何彰顯。《縫身》中，主角順應社會主流而進行縫身手術，手術後迎來諸多不便，最後選擇進行分離手術；《人皮刺繡》中，主角是一名人皮刺繡師，透過刺繡的方式同時傷害和療癒客人；《空臉》中，主角希望消除別人在她臉上留下的痕跡，故選擇換臉，最終她領悟到臉不代表主體，但換臉手術能使臉更貼近真實的自己。三部作品分別描述身體改造和主體性之間的對立、矛盾和統一，構成辯證關係。筆者將以三章分析三部作品，先以改造身體的動機、過程和結果帶出身體改造的特點，再以小說中的重要意象分析何謂主體性，繼而帶出身體改造和主體性如何構成辯證關係。

《閱微草堂筆記》狐空間研究, Kam Hu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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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對狐形象及狐世界研究成果豐碩，但對狐空間的研究稀少，但狐空間對於《閱微草堂筆記》的狐研究如何表達紀昀想法甚有關連。故本文第一章先以統計方法記錄筆記中狐的居住地，再藉由研究狐在居住地中的生活特性，歸納出狐有近人而居，而且是居人樓上的特性。狐居人家與人的接觸甚多，染有人類習性，擅於暗中觀察人類行為，或有揭發，或有援助。第二章則探討狐空間與紀昀「勸懲」教化主題之間的關係，得出狐空間於教化主題中充當保存人類禮教、人類道德的「試金石」的作用之結果。

野．城, Tsz King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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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還是大自然才是理想居住地？

這是一個迷失於城裡的男孩渴求慰藉的故事。

剛升中學的丁偉文成績倒退，遭父母的不解、同學排斥。內心孤獨的他對日常生活感到苦悶。這時，他發現自己可以和一隻麻雀溝通，牠比身邊的人更了解自己。

既然身邊沒有人明白自己，倒不如離開城市吧──一次衝動的離家出走，獨自前往森林。與猴子對峙、暴雨襲來，當大自然裡的危機逐漸浮現，丁偉文對自然的幻想破滅了嗎？這次旅程數次遇上那隻麻雀，協助、分享、吵架、鄙夷，他與那隻麻雀是敵是友？而人和自然最理想的關係究竟是怎樣？是疏離、相敬如賓、親密還是崇拜？

即將展開的自然探索，更是成長路上自我了解的冒險之旅。

紅江名勝錄, Siu Leung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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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毫無疑問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社會運動席捲了全港十八區，持續了大半年方告平息。運動的出現難以歸咎單一因素，而是由日積月累的民怨爆發而成。在一九年後，該如何展望將來、該如何回顧歷史、該如何理解現在，便成了更為重要而複雜的問題，而這些也是許多香港作家寫作的核心。

本論文正是嘗試以文學創作的方法，從側面回應上述問題。論文以散文的形式，共六篇短散文合集而成。每篇各選香港一個具代表性的地方，或寫人或寫景，刻劃香港的社會問題與現況。六篇當中首三篇側重於對社會問題的探討，第四、五篇則描寫社會運動前後的香港，第六篇嘗試整體地回顧香港歷史，以此記錄我們身處的時代。

彼個所在, Pui Man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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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思覺失調病患，與家人關係疏遠，也沒甚麼朋友，本想着到德國作交換生逃離香港的一切，卻不想一切美夢因疫情而中斷。「我」不能再逃避，被迫面對。從隔離開始，「我」的幻覺愈趨嚴重，各種詭異的聲響與黑影逐漸使過去使「我」所畏懼的回憶浮現起來，迫使「我」正視問題。而「她」是貼體的解語花，總在「我」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陪「我」渡過難關。「她」看似陽光開朗，家庭和諧，好似世上一切的煩惱紛擾都與「她」無關一樣。然而「她」只是從來不透露自己的情緒，實際是與「我」一樣深受精神病困擾。故事圍繞二人發展，希望帶出不一樣的精神病人視角，其實他們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瘋，「我」和「她」也與大家一般無異，生長於普通家庭、如常讀書、生活。然而我們一般不易察覺他們，才釀成最後的悲劇。

從英語到粵語 : 論《小婦人》的在地化及其原因, Chui Ye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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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意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所著的美國小說《小婦人》（Little Women）於1869年正式面世，出版後廣受讀者喜愛，更被收入世界經典名著中。著作其後在1917年首度改編成同名默片電影，及後多次搬上大銀幕，其中較為人熟悉是1933年由喬治．丘克（George Cukor）執導的有聲電影。其後，首部彩色電影在16年後由梅爾文・勒羅伊（Mervyn LeRoy）執導。距離原著出版約一個世紀後，香港首部改編《小婦人》的粵語片在1957年由華僑電影企業公司出品，電影由吳回執導、程剛編劇，為公司一周年紀念作。

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影業蓬勃發展，取材多元，基於市場需求及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環境，跨文化改編的電影恆河沙數，《小婦人》便屬一例。有論者認為改編電影的藍本不限於原著小說，更包括外國的改編電影。當作品經歷從某地改編到某地，作品的時代特色、文化背景、人文日常等必然與新地不盡相同，由此編導在接受和重新詮釋外國的文學作品時，便需要將作品「在地化（localization）」，以貼合當地人文特性。過去亦有不少關於改編作品的研究，例如電影研究者易以聞就曾探討《小婦人》由美國到香港電影的改編過程，分析原著與本地文化的融合和呈現。然而有關研究多探討香港電影如何改編原著，較少論述有關改動中在地化與當代語境的關係。

有見外國原著小說《小婦人》具代表性，而且由世界文學的文本到粵語改編電影，亦屬跨文化改編的典型例子。本文遂以前人研究為基礎，開展有關跨文化改編與在地化的討論，除探討文本與改編電影的異同，亦會結合五十年代香港環境，分析粵語改編電影在佈局、主題、人物和結局上的改編如何體現在地化，並推測當代語境與作品在地化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