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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夢知舟, Chui Yee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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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代表和平、聖潔、快樂，可是在程舟舟夢裏的鴿子，卻一點都不和平。每夜夢回，她總能看見那隻黑鴿的鳥啄是如何的鋒利。

葉知秋與程舟舟相識於大學時期，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可惜在一場爭吵後，兩人日漸疏遠，其後更是失去了聯絡。畢業後，程舟舟在酒店裏任職宴會廳的領班，某日下班後，收到了來自大學同學的電話，邀請她出席同學聚會。這一通電話看似平平無奇，卻又帶着程舟舟昔日逃脫不開的夢捲土重來。夢愈來愈真實了，那兩隻鴿子、那個黑裙女子，還有那一地的血紅⋯⋯

曾經的掙扎、不安、恐懼，重新佔據她的心頭。她一直都以為是葉知秋騙了她，但當回憶重浮水面時，她駭然驚覺，騙她的竟另有其人，看到那張臉最終從深處趨步走來時，她的胸口幾乎喘不過氣來，當一切都化作細沙時，她是否有機會重新來過？

從《裸命》看陳冠中小説裏的異托邦書寫, Hoi To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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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本是一名文化人，七十年代在港創辦《號外》雜誌，亦曾任電影編劇。小説作品只有《太陽膏之夢》（1978）、《什麼都沒有發生》（1998）等數部短篇。他直到2000年定居北京，才潛心寫作 。其作品計有《盛世：中國2013年》（2009）、《裸命》（2013）、《建豐二年》（2015）及近作《北京零公里》（2020）。這幾部作品均以不同的表現方式構建出一個「具備異質性的場域」，以此觀照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新中國，寫出時代的矛盾，並由此想象新中國的未來進路。

《裸命》在2013年出版，以藏人強巴的第一身敍事角度切入，描寫其在漢藏兩地的所見所聞，並滲入大膽的情慾書寫，以此呈現人在當代中國下的生存困局。本文會以該文本為研究對象，透過分析作品中的藏地書寫、情慾隱喻等不同元素，找出陳冠中作品中異托邦圖像的特徵，並歸結出異托邦在當下時代的意義。論文第一章為緒論，將交代研究緣起及研究方法，概述陳冠中數部政治小説的特色，及《裸命》的獨特之處；第二章界定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異托邦概念；第三章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從小説中的性愛描寫、藏地書寫以及裸命的具體呈現等筆法入手，並借用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的政治哲學觀，找出文中異托邦書寫與現實的關係及意義所在；第四章為結論，總結陳冠中以小説回應時代，洞見現實的寫作特點。

論泰州學派對晚明文學人本思潮的影響 : 以「三言」為例, Junting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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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早期啟蒙說」以後，陸續有侯外廬、蕭萐父等學者致力於從明清時期探求中國自身學術發展的啟蒙思想，並希望以此追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內在動因。

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逐步意識到，早在明中後期（約16世紀，近乎與歐洲文藝復興同時），中國本土就已經出現了具有啟蒙色彩的思想學說，也即是王陽明心學門下的泰州學派。這一學派又被稱作王門左派，因為它的創始人王艮雖受學於陽明，但又常常不滿師說而另外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如百姓日用即道、吾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等等）。從當時的視角來看，這無異於是對儒家宗旨及封建傳統的頂撞與叛逆。也因此在很長的時間裡，泰州學派都蒙受著 “狂放空疏”、“亡國之學”一類的罵名。

但是，隨著近代學界對於「早期啟蒙說」的提出，人們得以洗刷成見，並重新發掘出泰州學說中追求平等、重視人權及解放個性之類帶有啟蒙性質的閃光點。不過，由於此說提出未久，前人對此的分析著述相對比較有限。而且已有的研究或偏重於論述哲學思想的發展，或偏重於論述文學思想的發展，而能做到兩相並重，並從文學現象出發去反映泰州哲學與文學之間影響關係的著述則尚不多見。故而本文旨在對這一領域做出嘗試，通過對於明代歷史、思想、文學之間發展關係的大致梳理，找尋其中互相影響的動態脈絡。並通過對馮夢龍「三言」中故事人物的言行舉止與思想傾向的細節觀察，去證明並揭示泰州思想對於晚明文壇人本思潮的滲透。

文章大致分為四部分：第一章緒論交待明初至明中晚期的思想與文學之發展概況；第二章具體闡述泰州學派的由來及其三大人本思想主張；第三章論述泰州思想對於文壇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並以李贄與馮夢龍為切入點，結合馮氏「三言」具體分析其中的人本精神呈現；第四章為全文總結。

人性與藥性, Tik Yi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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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瘋狂的年代，位於社會低下階層的鍾家為了徹底根治鍾老爺的病，四處尋找合適的藥物。終於在鍾媽的努力下，得到了羅醫師開的藥方。然而，明明眼前的藥物就能挽救全家的命運，但鍾家卻因為負擔不起昂貴的藥費，迫不得已轉向了康大叔的推薦——人血饅頭。

兩種藥物，兩種不同的藥效，尋覓已久的藥物就擺在眼前，藥的功效與人的險惡偏偏在交纏在一起。在不幸之中，既有貪婪與冷血侵吞著剩餘的人性，也出現過能治愈病痛的藥性，一個錯誤的選擇更逼得兒子鍾新走上革命的道路，故事就在讀者知道真相與結局的情況下拉開序幕。

論自然書寫與浮城觀, Wai Lap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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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與葉輝寫過大量關於城市的書寫，關注度也很高，然而他們的自然書寫則鮮有人去討論、分析，及至本土的自然書寫也出現同樣情況。其實，本土的自然書寫並非新奇事，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以生物學的角度描寫香港的自然，歷史不比城市文學短。

自然書寫作為一種對土地和生態的記錄，其中蘊藏著有與城市共同，也有與城市不同的意識，故此本文首先會將本土自然書寫的發展脈絡梳理，再以吳明益揉合外國理論所得，對於自然書寫的準則分析香港自然書寫的發展方向，再透過香港的「浮城」觀，解讀兩代作家在自然書寫中展露的傾向，最後就藉這個傾向，來看浮城的未來。

月下香爐, Wing Yu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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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主要描述成長於傳統家庭的年輕人靜兒面對爺爺死亡的心理變化與成長。她的家人自其從小就紛爭不斷，她的愛恨分明與敏感的性格使其成長後盡量逃離家人。如成長後，她選擇在大學宿舍安然度過幾年光陰，更一度去了外國交流。而在其往外國交流前，爺爺在家附近的街市罹難。家人出於傳統的死亡禁忌，以及想保護孩子不被傷害的本意，再也禁止提及有關爺爺死亡的事。在道教儀式下舉行的葬禮，同時令靜兒感到衝擊，對爺爺感到陌生。有關他的死亡很快地發生，又很快地以這樣的方式完結，她感到可怕。這一切致使靜兒不能面對他的死亡，把爺爺從生活的記憶裡抹除。然而她經常出現自己遇車禍的輕度妄想，也不斷質疑自己的冷血。在男朋友的陪伴和影響下，她嘗試主動面對爺爺的死亡，在未來的生命中不斷發掘爺爺真實的樣子。同時，當她接受了曾經傷害她的爺爺，她認為自己也能面對到其他家人。最後她回家去，看見滿有瑕疵家人也有軟弱的一面，她的心態開始變化，不再逃避。

英國漢學家與中國學者對《九歌》研究之異同 : 以韋利和霍克斯的著作為中心, Shuet Ying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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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漢學家對於中國典籍的研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當時西方漢學越發興盛，中國古典翻譯與解讀成爲焦點。其中，楚辭作爲辭賦之祖，以其獨特的魅力得到了學者的青睞，西方漢學家對於楚辭的研究主要有幾個方面：文本分析、文化探源和文獻考據。

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與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 2009）先後對《楚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采取的主要方向就是文化探源。《楚辭》在戰國楚地發源，當時巫風盛行，不少西方學者都從宗教文化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韋利和霍克斯亦在此列。兩人的著作為海外楚辭學提供了完善的譯本，後世不少漢學家皆采用霍克斯的英譯本作研究，推動了海外楚辭學的整體發展。

然而，國内對於海外楚辭學的研究甚少，中國楚辭學專著似乎也較少提及兩位，在中國知網搜索「海外楚辭」，只出現了8條相關結果，可見前人對於海外楚辭學的研究仍有不足。中國與西方的學術環境不一，學者所采用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有很大區別，單以《楚辭》研究而言，中國學者更擅長站在中國文學史的角度，對《楚辭》的淵源以及對中國文學所帶來的影響進行研究，而歐美學界，以韋利和霍克斯為例，更熱衷於探尋《楚辭》中蘊含的文化和中國特色，並從宗教文化的角度對其進行剖析，他們對《楚辭》的認識明顯與中國學者有差異之處。

有見及此，本文透過解讀韋利和霍克斯的著作，針對其中對於《楚辭九歌》的性質、篇數和作者等問題，與中國現有楚辭學的學説，比較兩者異同，找出西方學者一些值得借鑒的觀點和想法，希望能為中國的《九歌》研究提供新的啓發。

從「僧」到「仙」的濟公 : 《濟公全傳》的濟公信仰及其形象, Ka Ye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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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濟公信仰核心和其真正形象。過往論文中，學者普遍把濟公信仰簡單說明如何配合民眾的心理，並將濟公歸入佛門之內。本文主要目的正是再深入地分析濟公信仰的體系，梳理濟公對不同方面的價值觀。正文當中，會詳細分辨出民間信仰的特色，與濟公信仰互通的地方。本文以清代郭小亭的《濟公全傳》為研究中心，探討濟公信仰的民間屬性、意義和意涵。本文將會分為五部份：第一章為引言。第二章主要分析民間信仰與《濟公全傳》呈現的濟公信仰，從而梳理出來濟公信仰的特點和體系。第三章濟公僧人和神仙色彩的成份，剖析濟公出現由僧轉仙的轉化原因。第四章是全文總結。

論歐陽修詞作中的道家情懷, Kei Yiu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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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1007-1072），宋代文學、史學以及政治家。在政治上，他積極參與范仲淹的慶曆變法；在史學上，他為《新唐書》及《新五代史》的著者，被納入廿四部正史當中；在文學上，他是其中一位古文運動的推手，亦有不少出色的詩作。如此種種可證他是一位入世的儒士，為國家、天下、人民著想，亦著書立說，實為傳統士人所追求的「立言」之舉。

正正因為歐陽修積極入世，有著為國家貢獻的遠大志向，時人大多忽略了他精神結構中逍遙出世的一面。事實上，歐陽修的仕途亦非完全順遂，他亦曾被貶及受冤，但他卻未有灰心喪志，反倒在晚年寫出自然閑逸、精神逍遙的《采桑子》組詞，可見他的精神結構中有著入世和出世的內在平衡；另一方面，他的詞作亦較被忽略，時人大多只著重他的婉約詞，亦把他歸作婉約派的詞人，忽略了他在詞作中對自然以及精神調解之書寫。

自然對歐陽修的意義實記於《梅聖俞詩集序》當中：「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說明了士人若不能把才智發揮於世，他們自然就會把心思置於山水之中，令自己的精神得以排解。而作為一個在政治上有志未能抒的士人，歐陽修正正如自己所言，把精神寄托在山水之中，並藉此作精神提昇。

本文將著重分析他在自然詞作中所展示的自然灑脫以及精神飄逸，並以此與道家情懷作觀照，探討他如何在詞作當中體現自我的精神超脫。同時，亦將分析他如何平衡精神中的入世及出世情懷，令自己即便受盡打壓仍可悠然處於入世之中，當一個出色的士人、地方官以外，精神又可與自然契合。

從林夕詞作看香港社會, Suet Ki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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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中的宋詞按詞牌（樂曲）填上歌詞，在民間流行，現代的流行音樂同樣是填詞人按樂譜填詞，流行於現代的各大媒體。流行音樂也可以是流行文學的一種，反映着流行文化和社會的某些事情。

林夕是香港著名填詞人，是在香港作品產量最多的填詞人，有「詞神」之稱。有人曾研究林夕作詞的歷史旅程、歌詞的風格、歌詞中的象徵、個別作品的分析、又或分析林夕歌詞對香港流行文化的貢獻等，但卻鮮見把林夕有關香港社會的詞作組織和歸納的分析。

本文就林夕有關香港社會的歌詞作分類，歸納林夕關注的香港事件，再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分析作品，了解林夕眼中的香港社會。林夕眼中的香港其實充滿各種社會問題，但他又樂於揭露這些社會問題，因為他認為多元的聲音能引起更多的討論，為社會帶來新的東西，他希望以他的歌詞引起大眾思考，因此即使他的作品描述了不少香港社會問題，仍可見他對香港的熱愛。

論《燒失樂園》的性權利與話語權兼談文學改編, Man Ping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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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燒失樂園》是韓國導演李滄東近年的作品。此電影為跨文化改編的力作，以兩部文學作品──日本村上春樹的〈燒掉柴房〉和美國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Barn Burning》作改編，改為韓國的文化語景，從而探討韓國年輕人正面對的社會問題，為何會遇到種種困局，卻無力改變。

本文著重分析電影《燒失樂園》如何呈現韓國社會的性權利和不同地位的年輕人的話語權。首先會簡述李滄東導演的背景、其電影特色和《燒失樂園》的故事。再以韓國的歷史背景作引入，解釋性權利和話語權的觀念。遂後分別以電影裡的三個主要角色李鐘秀、申海美和Ben作出發點，分析在他們身上的特質如何體現了韓國社會的性權利與話語權的情況，查看韓國年輕人正面對的社會問題，兼談當中的文學作品如何影響電影文本的塑造。

隨碧城之筆，觀香城之昔 : 淺析《碧城樂府》中的香港情懷, Ka Yee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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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香港文學，浮現在腦海中的大多是香港現代電影、戲劇、小說、散文等，的確，這些文學種類在現代化的大環境下較受一眾讀者追捧，其內容、主題和寫作模式多會隨著讀者的閱讀興趣和近代文學潮流而改變，顯得較為貼合現代社會，能夠帶給讀者共鳴及深刻體會，淺白通俗的文字也彷彿使文學變得更平易近人。相較之下，中國文學四大類別之一的詩詞則顯得較為失色。

在不少現代人眼中，詩詞的創作形式較為死板，著重用字、平仄、押韻、對偶、引用、用典等創作準則，且主題上多數圍繞著懷古諷今、感慨時光易逝、哀歎懷才不遇、描繪湖光山色等創作，難以為現代人帶來新鮮感和共鳴。加上香港過往長期被冠以「文化沙漠」之名，久而久之，連香港人也相信了「香港沒有文學」這個說法，因而放棄了探討香港的文學史及發掘香港的文化價值。綜觀現今香港文學界，創作小說、散文、戲劇的作家比比皆是，唯獨是詩詞作家，在香港文壇中已成為稀有的存在。上至《詩經》，下至現代新詩，詩歌在香港文壇上不僅被好好承傳下來，甚至作出了創新，縱使詩人較少，他們仍堅持著創作。但詞在香港文壇可謂愈發罕見，大部分人甚至連香港本土詞作也未曾聽聞過，更遑論承傳及創新了。

實際上，半個多世紀以前，香港曾有一眾熱衷於詞學的文人組織了一個盛極一時的詞社「堅社」，他們不斷研究及創作，互相吸收寫作經驗，互相給予改進意見，他們創作出不少優美動人的詞作供後世傳頌，為詞學在香港文學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亦填補了香港文學對詞學研究之空白。其中一名詞人為林汝珩，他的大部分作品在其仙逝後才得以面世，後人從其詞作、書信和文字記載中得知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狀況、堅社的起源和發展以及眾多從沒面世的珍貴詞作，為香港文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源。林汝珩的詞作用字優美自然、感情真摯，詞中不僅記載了他的個人經歷，還記載了五十年代香港的風貌。本文旨在集中討論香港詞學的發展、堅社對香港詞壇的貢獻以及透過林汝珩的作品觀香港昔日之面貌。

香港的暴動文學書寫 : 論陳浩基《13．67》的敘事佈局和當代意義, Yuk Yi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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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發展的轉捩點，在香港史中有著重要地位，不少香港文化課題的研究都能找到六七暴動的蹤影。而文學創作方面，作家陳浩基的推理小說《13‧67》將社會事件串連起來，組成由1967年至2013年的香港時間線，透過文學的藝術形式呈現歷史。筆者認為，主角的成長突顯了警隊的精神公義，獨特的故事結構形成的社會循環更呼應了當下香港狀況，對反思暴動困境和問題具有研究意義。

本論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章為緒論，指出六七暴動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引出香港作家陳浩基透過流行文學記錄暴動歷史，及其作品《13‧67》的簡介。第二章是分析小說的敘事結構，探討反向年代記的佈局如何呈現香港時代變遷，並以推理流派角度分析小說將本格派和社會派融合的寫作特色。第三章將討論小說的時代意義，詳細探討小說中的警察使命和社會公義主題如何連接當今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最後第四章為結論，總結故事情節與社會現實狀況的異同，歸納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

分析林夕歌詞中的佛家思想及其創作風格, Hing Man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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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文字工作者，亦為當代香港著名填詞人，填詞作品超過三千首，填有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林夕信佛，在其歌詞中不難發現有佛理的蹤影。一直以來學界對於歌詞的研究不多，關於林夕詞作的研究，尤其針對其佛理歌詞作研究更是寥寥可數。因此本文以林夕歌詞為主題探討其中的佛家思想及創作風格。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交代研究緣起、有關林夕的研究狀況以及本文研究方法。此章簡單交代歌詞的文學性，香港流行曲歌詞以及林夕的背景，用以論述研究林夕佛理歌詞的意義。第二章以香港其他著名填詞人和林夕比對，分析當中異同，從而推論林夕歌詞的創作風格，尤其佛理風格的形成。第三章承接上章，主要分析林夕三個時期（「棉裡藏針」、「大張旗鼓」、「大象無形」）的佛理歌詞帶有什麼的佛家思想內涵以及風格如何轉變。第四章是以互文性的角度論林夕如何在歌詞帶出佛家思想，並加以印證其風格層次及變化。第五章為結論，整合全文總結。

枯樹, Tsz Lok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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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枯樹生長在一片草原上，樹的四周都覆蓋著水，碰巧在一小段街燈壞了的路上，發生了一次車禍，把志樂帶到了這棵枯樹下。

志樂之所以能來到這棵枯樹下，只因為他與現實中眾人不同，他比身邊人都更沉溺於回憶中，以致別人離開，而他被遺下了。他在樹下遇上了自稱為使者的男子，使者說可以給他一次改變過去的機會，聽到此後內心躍動的志樂跟隨著使者回到自己不同的回憶中，想要改變過去，但卻使自己從前的一道陰影重現。在陰影的重現下，一切都變得比原先怪異，而那棵枯樹又能否再次長出茂盛的綠葉？

〈枯樹〉一文旨在從志樂的心理中描寫出人生道上，向前走或是向後退的掙扎與糾結，面對生活上越來越多的壓力與難題，過往美好的回憶或許會是我們的避難所，但過分沉溺於美好的回憶，又是一件何等痛苦的事？生於世上，我們也必須學會放手，並失望地前行，這樣或許可使那枯樹尚且可有一線生機。

京都見聞, Wai S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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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幾年前，我觀看了一部日本經典電影《古都》，像是冥冥之中的緣分，將從小生活在香港這座現代化城市的我與京都那座帶有濃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古都牽連在一起。我開始對京都的一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無論是清水寺、東福寺、金閣寺這些擁有著千年悠長背景的歷史古蹟，還是和服紡織、清水燒、茶道、折扇等等的傳統工藝產業，我都渴望能探個究竟，感受獨特而典雅的古城魅力。終於我獲得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以交換留學生的身份在京都生活數月，深入了解京都的不同面相，捕捉這裡動人心弦的美好。京都彷彿一張傳統工藝的溫床，在日新月異的現代，仍完整無缺地保留著珍貴的文化遺產，讓這些古老的珍寶能融入現代社會的血液中，經久不衰。京都的民情風俗、節令行事，都在我京都之行的白卷上填滿了繽紛亮麗的色彩，我也希望以下三篇作品能為讀者描繪出京都渾然天成的風采，帶來一絲觸動心弦的感動。

逆．情, Man Yuk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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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看過這小說，你會覺得似曾相識，莫驚，這正是你身處的社會中發生的事；若果看過這小說，你會覺得浮誇戲劇，莫笑，這就是一個畸形社會中的真人真事。你隨時是主角。

〈逆．情〉中的六篇微型小說，記錄了疫情下的六個議題：排隊、消毒、傳言、禁酒令、失業、DSE，分別由最受這些議題影響的人物帶出：普通市民、普通市民、家庭主婦、酒吧老闆、廚房佬、DSE考生。

一個一向聽話乖巧的大學畢業生，一個只想守護屬於自己的家的普通上班族，一個一言一行無一不為家庭著想的普通家庭主婦，一個支持政府的中產酒吧老闆，一個除了煮食其他一竅不通的廚師，一個希望透過DSE改變自己命運的中六學生，面對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他們會有何選擇？

興許生存，就是一個充滿選擇的命題。

本文旨在透過這六個人物的故事，勾勒出香港人在疫情下的生活面貌和困境，藉以引起讀者共鳴及反思：究竟香港人該如何在一個畸形社會掙扎求存？

郁達夫《毀家詩紀》對書寫形式的選擇, Hon Yam Y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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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名文，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作家，早年留學日本，在文學創作的同時積極參與反帝抗日活動。作為處於新舊交替特殊時期的作家，他曾發起文學組織「創造社」，不但是新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且舊學功底深厚，精通舊體詩創作。可惜，由於五四文壇一味鼓吹新文學而抑制舊文學，導致早期學者大都只留意到其新文學的成就，忽略了他在舊體詩創作方面也有斐然的成績。近年來，其舊體詩越來越受到學者關注，關於郁詩的研究也漸成風氣，可惜相關研究大都集中在詩歌的箋註上，對詩作的賞析也只局限於單首賞析，針對其組詩卻少有系統的研究。

郁達夫現存詩作571首，詩體多樣，風格多變，最受矚目的是其組詩。本論文將以郁達夫於1936至1938年間創作的組詩《毀家詩紀》（下稱《紀》）為研究對象。首先以文史互證的方法梳理郁達夫筆下的「毀家」故事及其疑點，再仔細分論《紀》所包含的不同的書寫形式，分析他選擇該等書寫形式的原因，以及該等形式如何有助他達到自己的寫作目的，如何有助加強《紀》的表達效果。

從也斯看飲食文學的後殖民書寫 : 以《蔬菜的政治》、《帶一枚苦瓜旅行》為例, Wing Yan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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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是香港的重要作家和文學家，他在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作品更被翻譯成多種外國語言，包括英、德、法、日語，可謂中外著名。也斯作品的內容大多離不開兩個關鍵詞：香港和飲食。尤其他的詩作，經常以飲食為主題，開創了「食物詩」的寫作風格，在飲食中反思文化、歷史、社會、人生等等。後殖民是當代文學研究的常見議題，香港也正處於後殖民狀態，如此更有特別意義。也斯自己亦對後殖民和飲食的結合感興趣，著有小說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前人對也斯作品的後殖民研究也多以此為文本，故本文特意採用其詩作為研究對象，嘗試新的角度，旨在從香港文學出發，探討飲食文學中的後殖民書寫，思考飲食文學如何呈現後殖民元素，以及飲食對後殖民的意義。

本文可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緒論，包括研究動機、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闡述後殖民的相關概念，整理中西學者以往的後殖民理論。第三部分從文本入手，選取也斯詩集《蔬菜的政治》和《帶一枚苦瓜旅行》中與以飲食為主題的詩作，詳細分析飲食文學中的後殖民書寫，當中又可分為三個論點：香港本土文化形成的基礎、多元飲食文化並存的現象、由食物貴賤看文化階級的觀念。第四部分連接也斯的文本和其他學者的飲食文學理論，整體地探討飲食在後殖民書寫的角色和意義。第五部分為結論，總結全文重點。

朱淑真詩詞中的個性追求, Yan Kiu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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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聲音在中國古代詩詞文學中，無疑是相對稀有卻不容忽視的一部份。女性在古代中國的時代背景中，一直處於男尊女卑的壓迫之下，她們的視野和話語都與男性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使她們的作品中反映出與普遍男性文學不一樣的筆觸、情感、甚至世界觀，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宋代女詩人朱淑真以斷腸詩詞聞名於世，素來對其作品的討論和批評皆以當中數量最多的愛情詩詞為主。然而，朱淑真詩詞的題材遠不止於情愛感傷，她作為古代女性跳脫傳統框架，以超前的眼界關心當時社會人情同時，也表現出她的廣闊胸懷和獨立自主的個性。本論文的目的是透過分析朱淑真的詩詞，關注其愛情與非愛情題材兩類作品中的主體情感關懷，研究斷腸詩詞如何體現出她對生命的體悟以及精神層面的追求，擴大對其作品的觀照和評論範圍，嘗試對詩人本身的成就作出較全面、豐富的解讀。

略論《春秋》婦女之義 : 以宋伯姬、息媯、秦穆姬爲例, Yan Yan S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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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既是禮樂崩壞的紛亂時代，亦是個重建社會秩序，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在後世森嚴的道德規條下，婦女爲人處事或以三從四德一言蔽之，而春秋時期的女性在相對自由的社會狀態下有更多可塑性。從《春秋》敘事書法可見君子以及世人對當時人事的看法，左傳所釋《春秋》書法更時有獨立評論，由此可窺探當時的婦女之義。本文以「春秋婦女之義」爲題，從《春秋》、《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及《春秋穀梁傳》之敘事筆法，微言大義爲對象，以宋伯姬、息媯、秦穆姬爲例，管窺當時婦女之義。

《春秋》及其三傳記錄不少婦女事蹟，通過對不同事件的記載與否、事件剪裁及評論等，所表現的故事不同，呈現出的婦女之義亦有異同。《春秋》、《公羊》、《穀梁》都把焦點集中在婦女自身的言行是否合禮儀，以顯示其婦義。而《左傳》則重視後果，以大局爲重，當中可見其欲婦女求生，而非倡其殉節而死。因爲婦女顧全大局行事比起捨生取義更難得。一死了之容易，能堅守婦義及帶來正面的政治影響較難。縱婦女當以守禮全節爲婦義，然而大是大非前當竭力倡揚正道，這是《左傳》中特別的婦女之義。其通過着筆局勢大事，呈現婦女對政局的影響，更看重婦女與時事的聯繫以及影響。因此，《左傳》體現之婦義之標準和內涵更廣闊多樣。

淺論小說《悟空傳》的反抗意識, Lok Ti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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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傳》是一本由網絡作家今何在於二千年寫成，共二十章的中短篇網絡小說，作品面世後隨即因其風格突破創新而廣受讀者青睞。二零零一年正式出版成書，後來經歷多次加印再版，並被改編成由郭子健執導的同名電影《悟空傳》，可見此作的文學價值和地位廣受認可。電影二零一七年上映至今，原著小說《悟空傳》亦因而受到更多的目光注視，研究此作及改編電影的論文漫山遍野，惟那些論題多集中探討《悟空傳》電影及小說之異同，鮮少論及原著小説《悟空傳》本身的文學價值，而在各大論壇上提及小說《悟空傳》的文章則只是簡單概述小說內容、將人物故事線分開陳述或單單對情節安排作出猜測，猜測內容的同時並無引用任何學說或理論以加強合理性，引致其中某些猜測顯得異想天開，故這類文章只能顯示《悟空傳》一書受到大眾熱烈的討論，並不算是正式的研究。

有見及此，本論文將從兩個方向入手分析小說《悟空傳》的反抗意識，首先指出孫悟空一角於前文本及現文本中反抗形象之流變，再從英雄形象及二心（妄心與本心）角度說明《悟空傳》對前文本的顛覆，然後從現文本與現實的關係著手，印證小說提出對神佛崇拜及社會的再思考，以證《悟空傳》文學價值之所在。

從迷惘感到幻滅感 : 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及《一一》, Tat Him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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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新電影的發展中，楊德昌對於都市生活的刻劃有別於同期如侯孝賢等導演的鄉土懷舊抒情，他對於都市中潛伏的危機，或人與人關係的不穩定都有其與眾不同的處理手法。本文討論楊德昌的兩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是他作品中少見的以台灣本土歷史作題材的電影，但仍不失其對社會精準而細膩的批判。《一一》（2000）為楊德昌的遺作，透過台灣一個中產家庭的故事探討現代都市人的生存狀態，挖掘生命的意義。本文旨在探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迷惘感、《一一》這部後期作品中所傳達的幻滅感，以及導演如何呈現兩代人所面對的不同的困境，以及存在的狀態。 本論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章為緒論，指出楊德昌電影的主題和特色，及其在台灣新電影中的地位，並簡介兩部電影所處的歷史氛圍。第二章分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台灣人的迷惘感。第三章討論《一一》中的幻滅感。第四章借用存在主義理論分析兩部電影所傳達的迷惘感及幻滅感。最後第五章為結論，總結這兩部電影對台灣社會歷史及人文價值的貢獻。

論中國戲曲背景與同性戀建構之關係 : 以《霸王別姬》為例, Tsz Nok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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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將相，才人佳子的故事，諸位聽得不少。那些情情義義，恩恩愛愛，卿卿我我，都瑰麗莫名。根本不是人間顏色。人間，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臉。」人生如戲，兩者之間從來沒有清晰的分界。

中國古代早有餘桃斷袖的典故，同志文學在幾千年來文學史上不無地位。若《品花寶鑑》是古代同性戀小說的其一代表，李碧華的《霸王別姬》就是近代文學史上的代表作。

學界對《霸王別姬》的研究無數，學者主要分析小說內容的象徵性、小說和中國歷史相關的背後隱喻、與陳凱歌的改編電影作對讀比較。此外，研究課題還包括為程蝶衣這個角色作不同的心理解讀，乃至研究程蝶衣是先天抑或是後天的同性戀者。但在研究成果中，卻鮮見結合心理、社會和舞台理論分析李碧華在小說中的同性戀建構。

本文第一部分以文本細讀的分析手段，附以心理學、性別和社會理論分析影響程蝶衣同性戀傾向的外在因素。第二部分將從中西方戲劇理論剖析舞台界線模糊與程蝶衣強化同性愛戀之關係，第三部份詳細探討其自身因素多大程度上促成小說可悲和遺憾的結局。

逝城, Chun Sz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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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城〉中的人物，以「你」泛稱著正在閱讀此文的你，在即將踏入二零四七之際作為背景，長期瑟縮在家而不願面對你城萬千更替的「你」，接到了房東來信，給予了「你」搬家的命題，繼而展開搬家的工作：寫「你」找房子、更改戶籍，到最後搬屋後的狀況；同一時間，〈逝城〉又串插著「你」在家中所找到的《逝城》一書—— 一部企圖抨擊時政而最終不獲取錄的劇本，講述一個美滿家庭因社會建設的騙局而走向破碎的劇目，兩個故事雙線並行，各自暗暗地交代著香港這數十年的足跡與歲月。

就正如〈逝城〉一文中所言，「已逝之城還是將逝之城，這留待讀者的考量」。這篇文章的解讀，不同人或會有不同的意義，上一代人閱讀，也許會有一份熟悉與懷念感油然而生，因內文描寫著香港昔日的回憶，不論是「歡樂今宵」的晚安曲，或是那個「電視撈飯」的年代。但對於這一代的人而言，便是有著更深一層的想法，時代賦予了我們更多的命題：到底香港的前路如何、本土的價值、香港人的身分追尋與焦慮、甚至看完後是對「香港」一詞不禁有種悼念的感受，種種的種種均沒有一個實際的解答，然後換來的只有一份空虛與無力。希望透過〈逝城〉這篇作品，可以牽動你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讓你能重新反思與正視香港這個城市，這片你生活已久的土地的存在。

雙關與歧義 : 以近期香港電影宣傳為例, Ambrose Yiu Lam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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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音因應漢語自身具備的語音特色而生，常被香港電影業界用作構成電影片名或相關宣傳語句，見例如：《緣來無限期》(Home again ，臺譯《愛情齡距離》2018)，宣傳語為「1月18日愛情回閨」。上例的港版片名以至宣傳導語均見諧音手法。縱觀電影業界，諧音在港版電影宣傳尤為常見，比起其他地區，如中國大陸、臺灣地區等，港版電影不論本地出品抑或外語翻譯作品同樣會同上諧音手法命名。在電影宣傳上巧妙運用諧音既能讓暸解該個語言體系的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又能委婉地透露該片內容大要，藉此吸引觀眾購票入場。在現代漢語修辭當中，獨特的語音特色發展出不同修辭手法，雙關借音，便屬其一。然而，歧義主要因音而見，顯得兩者組成條件互有相似。雖歧義目前被廣泛視為語病，但歷來亦有學者將歧義歸入修辭。換句話說，關於歧義的修辭性質各家各說。有見學者眾說紛紜，本文遂以港版電影宣傳為研究對象，透過電影的諧音宣傳，展示電影當中所體現的雙關和歧義，由此分析兩者是否有異。文末整合各派意見之後，將提出己見。

淺析粵語虛詞「同」與「同埋」的分別, Shan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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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詞和實詞為漢語中兩個大類。相比實詞，漢語中的虛詞數目比實詞要少，且無法充當主要 的句法成分，但由於其語法功能之多，虛詞依然佔漢語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意義上，虛詞可表達出抽象、非形態的語法意義，大部分實詞之間的關係、語氣等都需依靠虛詞表達。要理解漢語，就需要先理解漢語中的虛詞。

粵語為漢語系統其中一分支，有其獨特的語言方式及習慣，虛詞的使用方法與其他分支的亦不盡相同。「同」、「同埋」為粵語中常用的虛詞， 一般而言，語法書、語言工具書都將其解釋為與「同」相當的虛詞。但實際習慣上，其實有不少情況只能用其中之一，兩者並非完全相同。對這兩個虛詞的選擇，有可能會影響句子的意義，或違反粵語的語 法習慣。因此，本文將以日常例子找出現時研究中缺漏的，有關兩者的用法及意義，並分析兩者的分別。

另外，「埋」為粵語中另一常用虛詞，與「同埋」的關係亦值得討論。因此，在分析「同」與「同埋」的分別之後，本文亦會根據這些分別，討論「同埋」與「同」、「埋」的關係。

釋「脣」與「唇」字 : 兼論其成為異體字之源流, Kwun Wai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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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把表達「嘴脣」義的「脣」字當作「唇」的異體字，例如《漢語大詞典》便將「脣」列為「唇」的異體字，兩字都讀作chún，而一般場合也用「唇」多於「脣」。而古代的一些文獻，「嘴脣」之義也有寫作「脣」或「唇」的，兩字在字義、字音兩方面似乎構成異體字的關係，在任何場合都可作互換。

然而，翻查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脣」字解釋為「口耑也，从肉辰聲。䫃，古文脣从頁。」本義為「嘴脣」之義。而「唇」字解釋為「驚也，从口辰聲。」本義為「震驚」之義，兩字字義本不相同，不作混同。至於在字音方面，「脣」字在《廣韻》標作「食倫切」，為合口三等的全濁字，「唇」的反切則為「側鄰切」，為開口三等的全清字，兩字讀音絕不相同。可見，從兩字的字義及字音看，「脣」與「唇」在上古及中古時期都不構成異體字的關係。

雖然不少學者如(清)徐灝、章太炎都留意到兩字的不同，然而他們皆沒有對二字成為異體字的源流進行深入研究，二字在什麼時候、什麼原因混同成一起仍有不少探討的空間。因此，本文旨在解釋「脣」與「唇」字，並兼論兩字成為異體字的源流及其原因。

論《剪燈新話》中人鬼婚戀對女性文學形象的重建 : 〈以金鳳釵記〉、〈牡丹燈記〉和〈綠衣人傳〉為例, Tsz Ho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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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燈新話》成於明洪武十一年，隨即因其獨特的思想題材而受到當時文人歡迎。作者瞿佑在序中提及《剪燈新話》旨於「勸善懲惡」，所記之事都是「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元明時期的社會現實。凌雲翰亦以「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評之，可見其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再者，《剪燈新話》興起後不斷出現如《剪燈餘話》、《覓燈因話》等仿效之作，甚至流傳到海外促使諸如越南之《傳奇漫錄》、日本之《奇異雜記談》、朝鮮之《金鰲新話》等作品，不但為明清小說發展甚至漢文化區文學帶來深遠影響。

雖然《剪燈新話》中的愛情題材作品共有九篇，然而涉及人鬼婚戀卻只有金鳳釵記、牡丹燈記與綠衣人傳三篇。本文將先論證中國傳統文學對女性形象的建構，再就上述三篇分別論證《剪燈新話》對女性形象的重建。首先借西方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和知識(Power/Knowledge)的理論分析金鳳釵記的兩性地位。然後，借西方電影批評家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的男性凝視(male gaze)分析的男性凝視。最後借明清時期「唯情」一派學說分析綠衣人傳的「情至」觀念。

以〈賴索〉及《躁鬱的國家》為觀察文本，看黃凡如何表現政治與文學的互動性, Chun Ho Andrew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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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要處理的中心問題為：黃凡如何運用不同文學手法，表現不同時期台灣所處的政治環境及問題。

首先為緒論，將略說明政治小說的崛起與發展（形成條件、作品概況），解嚴前的台灣文學如何受到政府的控制；然後略述黃凡於七十年代末期的冒起如何引起台灣文學界的轟動，並會配合當時政治、社會背景再作解說。

然後，會著重討論政治文學的特徵，並就〈賴索〉及《躁鬱的國家》兩部小說的時代背景作解釋，〈賴索〉寫於1979年，而《躁鬱的國家》則發表於2003年，相隔二十多年，解嚴前後，台灣環境的轉變所帶來的問題亦是作者創作的動機。

接著，會就文本作深入的分析，包括人物、情節如何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掛鉤、使用什麼手法表現，從而令黃凡的作品有獨特性。本章更會將兩個文本作對讀，從而深入探究它們的相似性，以及一些根本問題。

最後，將會討論政治與文學如何互相影響，政治之操弄、社會之亂象在文學中有沒有解決的出路，並評論黃凡在政治文學寫作上的局限。

文末會為全文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