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Societies Commons^™

從《個人的體驗》看存在主義文學, Zhiyong Shi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隨著現代文明的不斷進步，社會仿佛一個堅固的牢獄，人類的自我逐漸喪失在社會的普遍性裡，存在主義哲學家與許多現代作家都看到這種人類的生存危機，於是大聲疾呼，企圖喚醒人類沉睡的靈魂。

一九九四年度諾封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企圖把個人從時代的痛苦中恢復過來，並使人們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這便是大江健三郎文學的永恆形式。

《個人的體驗》是大江健三郎最膾炙人口的小說作品。他將自己的個人生活體驗滲透進小說之中。因為兒子是一個身體殘障弱智兒，所以他描寫小說主人公眼見親生骨肉有殘疾，終日酗酒，情緒低落，搞婚外情，甚至不堪精神重負而設計殺子，所幸最後能幡然覺悟，擔起為人父親的責任。正因為他自身深有體會，剖析人性黑暗更力透紙背，引起社會巨大的迴響。

在這篇論文中，我要帶出的觀點是：存在主義並非消極的理念，而人類在面對困苦及面臨選擇時，必須勇敢地承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意識到自我的真實存在，以及存在的價值。

海軍與護法運動(1917 – 1923), Wai Ki Fu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本文主要是論述1917-1923 年聞發生的護法運動與海軍的關係。在長達六年的護法運動中，海軍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從研究得知，海軍與護法運動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一方面海軍既是支持護法運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它往往又是護法運動失敗的主因。故本人希望在本文中探討海軍在軍事、政治上如何影響護法運動，及分析海軍與護法運動的關係為何。

護法運動為我國近代史上的大事，是一次反對北洋軍閥專政、維護臨時約法的全國性運動，意義深遠。自海軍於1917 年南下護法後，它便反覆參予與叛離護法行列，徘徊於護法與附逆之間，海軍的取向對護法運動的成敗有關鍵性的作用。故此本文將分述海軍在六年的護法運動中，在政治、軍事上對護法運動的影響，以及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護法運動，以及護法護動結束時所起的作用。

從成長角度「閱讀」Beyond樂隊歌詞, Pak Shing Fa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從1986年起，Beyond樂隊的幾位成員(不包括88 年離隊的劉志遠)均堅持創作，儘管黃家駒於93年離世，但黃家強、黃貫中和葉世榮並沒有因此放棄，經歷十五個年頭，他們所的作品，隨著歲月而自趨成熟。

雖然Beyond也找劉卓輝、小美、林夕、黃偉文等人幫忙寫詞，而〈大地〉、〈長城〉、〈情人〉、〈真的愛你〉和〈預備〉等不少流行作品，亦非Beyond幾位成員所寫，但他們親自填詞的歌曲還是佔多數。不談Beyond 的國語、英語及其他語言歌曲，只算1986年來推出之粵語歌曲，總數為182首，其中由他們所創作或有份參與填詞的，共有113首，佔全部歌曲百分之六十二。

Beyond樂隊的音樂歷程，跟西方成長小說模式，儘有相似之處。他們大著膽子，闖進主流樂壇二，恰如成長小說中，年青主角跨入社會，經歷種種磨練，心智與情感漸漸成熟過來。從Beyond幾位成員之創作方向和內容裏，可發現他們成長所留下的痕跡。本文之目的，乃嘗試從他們的歌詞探索其成長之心路歷程。

本文前言部分，主要回顧香港過去的樂隊朝流發展，以及介紹Beyond樂隊的崛起和發展，為討論提供一點背景資料。按著，本文把他們所創作的歌曲，分作三個主越來討論：其一，自我的成長；其二，成長中的惰；其三，對社會的認識。最後為全文之總結。誠然，Beyond的作品中，有時候不只集中寫個主題，因此，上面的分類純粹為了方便行文討論，不當之處在所難免，讀者請見諒。

從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看岑參的邊塞詩, Yicong Cai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崇高(the Sublime)，是西方美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範疇。相傅在公元三世紀，羅馬的希臘學者卡西烏斯.朗吉弩斯(Cassius Longinus，213-273)在〈論崇高〉(On the Sublime)一文中首先提出 "崇高" 這一概念，這是與古希臘以來和諧、靜穆的美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美。至十八世紀， "崇高" 才引起西方美學家的普遍關注，不少美學家乏對崇高進行了分析、演繹和補充。其中，英國的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 提出了 "崇高" 與 "美" 的對立，而德國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則將崇高分析為 "教學的崇高" 和 "力學的崇高"。儘管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崇高作出不盡相同的分析，但對崇高的事物所引起的審美感受的描述，卻是基本一致的。

就文學作品而言，朗吉努斯認為，崇高是一種氣派高昂、矯健豪邁的風格，也是一切偉大作品所共同具備的一種風格。崇高給人的感受是 "偉大"、"莊嚴"、"壯麗"、"雄渾"、“奇特" 等，它能在剎那開迅速地征服讀者的心靈，使讀者為之震顫、激動。

岑參 (717-769) ¹ 是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他曾經兩度出塞西域邊陵， "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 城障塞堡，無不經行。" ² 期間詩作，描繪了雄奇壯美、絢麗多彩的邊地風光，抒發了安邦定國、立功塞垣的豪情壯志，在盛唐詩壇上，可謂別樹一幟。

岑參邊塞詩的藝街風格，既奇且麗。他筆下的塞外風光和戒馬生活，無不新鮮奇特，使人有蕩氣迴腸的驚讚，身心震撼的激動；給人以骨驚神悚的強烈的審美感受。然則，崇高可以說是構成了岑參詩歌的主體風格。

本文除了會介紹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亦會看看西方美學家如柏克和康德對崇高概念的分析和演繹。此外，本文亦會在中國的審美概念中，找出與西方崇高相近的看法並加以論述。最後，本文試圖以朗吉弩斯的崇高觀念，去探討盛唐邊塞詩人本參的岑塞詩歌的崇高美。

論李碧華小說“神怪敘述模式”的效果與作用, Ziqiao Li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評析李碧華小說的文章，向來多以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作為觀察角度，即集中探討其小說與(香港)歷史、社會和文化之間的關係。¹ 原因大抵是論者認為李碧華小說在上述各方面的意義比她的文字更有論述價值。² 然而，小說作為一件藝術成品(object)，除了從歷史、社會、文化等 "外在背景"去研究外，亦應多加注意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即所謂文本(text)的分析。李碧華的小說，在文字上，或許真是 "無足觀處" (事實上，一個作者的遣詞用字，很多時關乎他的閱讀和寫作習慣，有一定的客

觀因素影響)，但在敘述手法上，本文認為確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學者王德成指出：

她(李碧華)的想像穿梭於古今生死之間，探勘情慾輪迴，冤孽消長，每每有扣人心弦之處。³

能夠做到 "每每有扣人心弦之處"，本文認為正是由於李碧華慣用了一種敘述方式所致，而我們稱這種敘述方式為 "神怪敘述模式"。

"神怪" 一詞在這種要作為一個專門概念理解，本義即英語中的 "Supernatural"。據《英漢大詞典》 (繁體字縮印本)，"Supernatural" 作為形容詞，解釋是:

超自然的、自然規律所無法解釋的；神奇的、不可思議的、異常的。⁴

其中 "自然規律所無法解釋" 一項最值得注意《英漢辭海》關於這點說得更詳細，指出“Supematural" 超自然)

指、屬於、關於或來源於超越可觀察的、通過日常段可經驗到的物理宇宙之外存在秩序的：在程度和種類上都超越自然或同超越自然的東西相關的。⁵

因此其名詞解釋就是 "超自然物" 即：

存在的超自然的秩序：神聖的作用、影響或干預 ( ......超自然的東西就其終極的本質來說是我們存在水平上所不能理解的)。⁶

一般來說，我們所謂的超自然物，是指神、仙、魔、鬼、妖、怪等一類統稱 "神怪" 的東西，亦即孔子所不語的 "怪力亂神"。⁷ 而 "神怪敘述模式"，就是以 "神怪" 作為主要角色發展故事的寫作模式。

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充滿著鬼怪異人，如《胭脂扣》的女鬼如花、《青蛇》的青白二蛇精、《潘金蓮之前世今生》前生是海金蓮的單玉蓮、《秦俑》的不死人蒙天放等。這些形象角色，全都可以列入 "神怪" (Supernatural)一類。由於這樣，其作品自成體系，成功營造了一個鬼氣、神秘、暖昧、異乎尋常的小說世界。

李碧華以 "神怪" 作為故事主要角色的這種敘述模式，並非偶然出現，而是佔了她所有小說作品一半的比例。我們相信，除了作者個人趣味導致這個現象外，選取這種敘述方式，還有其他作用。本文嘗試就這點進行分析。

在分析之前，有一點必先要說明。本文討論的重點雖然是李碧華的小說作品，但在論證過程中，會多有引用其雜文文章，原因如李焯雄所說：

談李碧華的小說，不能不拿她的專欄文章來並讀一一不是指由此愈發可見李的作品萬變不離其宗，特式不外有二 (或詭異或犬儒)，而是說讀李的專欄往往有助了解她的作品。⁸

到目前為止 (1997年4月)，李碧華總共出版了十二本小說，分別是你《胭脂扣》、《霸王別姬》(1985年初版，1992年修訂版)、《青蛇》(1986年初版，1993年修訂版) 、⁹《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生死橋》、《秦俑》、《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誘僧》(長篇)、¹⁰《糾纏》、《誘僧》(短篇) 、《天安門舊魂新魄》及《基情十一刀》。除去四部短篇結集 (《糾纏》、《誘僧》(短篇)、《天安門舊魂新魄》和《基情十一刀》)，李碧箏的小說故事，依內容區分，大致可歸為三類：一、再世輪迴的故事 (《胭脂扣》、《秦俑》、《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二、舊故事重新演繹，(《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三、人物傳奇(《誘僧》(長篇)、《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霸王別姬》、《秦俑》等)。¹¹

前兩類故事，作者都是採用了 "神怪敘述模式"。¹² 依此敘述模式，很可以發展成為 "超現實" 或 "靈幻" 內容的故事，然而李碧華顯然並沒有這個意思；反之，其小說內容都是經過多方考證、資料搜集，背景以及很多細節都有所依據，¹³ 因此有論者評她的作品 "有強烈現實主義"。¹⁴ 故事內容既力求真實、有所參照，卻採用 "神怪" 這種不現實的敘述模式，作者是如何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或者當我們明白李碧華作品中 "神怪敘述模式" 所發揮的一些效果和作用，便可幫助了解這問題，而闕於這一點，我們發現最少有四個解答。

觀察、分析、批評–論九十年代香港電視綜合性節目的素質, Lishan Xue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批評大眾媒介就是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還重要。」― Robert L. Shayon : Open to Criticism¹

傳統的電視批評理論，多只簡化為「傳輸者」對「接收者」的行為及態度影響的單向測量。這不但忽略了電視這個大眾傳播媒介與整體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複雜牽引關係，而節目文本的特質亦未被關注。現代的電視評論，如中國的電視批評理論，其所主張的是「入乎其內，山乎其外」，² 即將感性主觀的層次昇華到理性認知的研究。而西方的電視評論，乃在於研究節目製作的製碼人 (producer)、節目正文 (text)、社會媒介 (mass media)及觀眾(audience)之間的緊密互動關係。³ 這種研究可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媒介的評論、製作人的回應及觀眾以各自不同的詮釋意義，來建構自身的文化。這正是本論文研究的主旨，即暸解並體驗這種互動民主式的電視文化評論。本文雖不可能完全復製出一般大眾的觀視經驗，但盼望能為大眾提供一副可供「閱讀」文化本身的眼鏡，使有助於暸解電視的研究取向，以待我們日後再作進一步的探索及驗證。

小說《青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 Kwok Ming Woo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白蛇故事，家傳戶曉。這個浪漫淒美的傳奇故事，以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流傳下來，一直為人們所歌頌。這個古老的傳說源遠流長，自宋、元以來流傳不衰，並衍生各類的民間故事。¹ 有說其淵源可追溯自唐，² 或見於宋代的話本，其實有關白蛇故事的最重要記載，應是明馮夢龍(1574-1646) 的《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卷，之後陸續有不同版本的話本、小說、彈詞、京劇、講唱等出現。無論白蛇故事是以何種形式出現，故事的情節總離不開遊湖借傘，訂親贈銀、發配蘇州、戲弄道士、瑰服招禍、發配鎮江、水漫金山、法海收妖、被鎮雷峰等基本骨榦。

人們慣於將焦點放在幾個方面：1. 稱讚白娘子對愛情的執著、熱情、專一、堅持和爭取的精神；2. 認為許仙寡情薄倖、怯弱畏縮；3. 怪法海身為佛門高僧，不但沒慈悲為懷的善心，倒反要拆散許白二人的姻緣。往往被忽略了的，是一直對白娘子忠心耿耿，為許白二人盡力盡心的青蛇。其實在整個白蛇故事裏，青蛇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若沒有她，可能整個白蛇故事都要改寫。

第一次看李碧華所寫的小說《青蛇》，挺佩服作者的獨特創見，嘗試以小青的角度，重看整個白蛇故事。既能保留一般白蛇故事的情節，但又能以一個嶄新的角度去側寫詐白二人的感情。從前，青蛇一直是許白二人的侍俾、紅娘、朋友，而在李碧箏的筆下，小青終被釋放出來，成為一個突出獨立而性格鮮明的角色。這讓人發現到，小青一角其實同樣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後來《青蛇》改編成電影，在李碧華任編劇的情況下，大刀闊斧的將故事情節刪減，加重了小青在故事裏的重要性，亦著墨於她的性格描寫，為這角色賦予了生命。本論文並不妄想能為小青平反或確定些甚麼，只嘗試對這角色加以發掘及研究。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因為李氏的《青蛇》及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坊間流行小說，在短短幾年間，並沒有太多關於此本小說的分析或研究資料，故在資料搜集上有一定的困難。而前人對白蛇故事加以研究時，亦偏重在白素貞、許仙、甚至法海身上，有關小青的研究實在不多，尤其是關於性格及心理描寫的文章，就更是乏善足陳。

本論文共分五個部分，首先是追溯一些關於白蛇故事的原始素材及重要素材；然後是交代李碧華筆下的白蛇故事；第三部分將集中探究小青的身份及替這角色加以定位；從而進一步分析這個角色的性格；最後更會就《青蛇》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小青一角性格上的分野作進一步研究。

文學中的男越女界：試論《品花寶鑑》、〈第二的母親〉及《雙身》中的性別換, Chuande Che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兩性關係性別刻板化與角色》一書指出：「性是生物學上的語彙，依性器官與基因而定，性別是心理學上與文化上的語彙，是個人對男性化與女性化的一種主觀感受〔性別認同〕。」又說：「每一種文化會對男性與女性這兩個名詞加以屬於該文化的意義，對每一類性別應該如何表現 (即性別角色) 有一連串期待。」¹ 性別向來彷彿有其本質，張小虹《性別越界》:「從文學藝術的呈現機制到社會文化的運作方法，二元對立的性別系統向來根深柢固。」² 男孩不能女性化，女孩也不得男性化，任何越界嘗試都會招到社會排斥，男性及女性的行為均受到性別的嚴密控制。但是西蒙波娃的名言是：「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社會造成的。」³ 性別是人所建構的，女性氣質乃是文化的產物，根本沒有所謂女性氣質，所謂女人只不過每天去假扮女子而已。是以任何模仿、易服、扮裝成與自身性別相反的行為，都具體衝擊了父權社會性別本質的神話，閃為性別倒錯提供了另類想象的可能。易服研究(Majorie Garber)就指出：「易服的文化意義，正是衝擊一切二元對立，矛頭不單指向女vs男，還有直vs基，性別vs性。易服同志(易服)正是(顛覆二元對立)這種(激進)意義下的第三者。」⁴ 古往今來，不分中外，都有以男扮女，女扮男，甚至以男變女，女變男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此篇論文試圖比較三部小說，明清陳森的《品花寶鑑》、五四後巴金的〈第二的母親〉及九十年代香港作家董啟章的〈雙身〉，細看文學中「由男作女」題材的變化及發展，最後觀察這些小說跟「女越男界」作品之間的差主是，再試圖理山一個脈絡。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與清談之關係, Kwong Kin So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大紛亂時代，然而其間的文學發展，卻是空前發達。三曹、建安七子的樂府，阮籍、嵇康的詠懷詩，陶潛、謝靈運的山水田園詩，陸機、潘岳的文賦，庾信的駢驪及劉勰、鍾嶸等之文學評論，均在那個時空裏大放異彩。然而，"志怪"、"志人" 小說在那時代，又似乎不為士大夫所重視。 "小說" 向有微不足道之惑，莊子謂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 ¹ 故此，志怪小說鮮有貴族知識份子的作品，其文人之作，大抵敘述地理、誇示博物為主，如《博物志》、《神異經》、《漢武洞冥言》、《海內十洲記》等，即由《山海經》發展演變而來。其教徒作品，則以記錄鬼神靈怪為圭，如《搜神宮》、《搜神後記》、《異苑》、《幽明錄》等，大都受《穆天子傳》之啟發。

誠然，魏晉小說一向被視為中國小說雛型之源流，它們大抵是粗陳梗概，鮮有長篇大論者，然 "志怪"有豐富的想象、鮮明的形象及較完整的情節刻劃，都為日後 "有意為小說" 的唐人傳奇奠下良好的根基。梁啟超說："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 ² 志怪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理應佔一席位。

劉勰言："時運大移，質文代變。......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 歌謠文理，與世推移。" ³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背景的轉移，造就了不同的社會風尚。 "清談" 是當時貴族知識份子最普及的一種社交活動，而這一種風氣，又如何影響下層文人、教徒所作的志怪小說?本論文將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嘗試揭開志怪荒誕滑稽的面紗，展示出魏晉時人的風神面貌。

從權力與情慾鬥爭看潘金蓮的變態心理, Ho Yan Lau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歷來都有人考究《金瓶梅》這本小說，例如考究它的版本、成書年代等；但是最為人議論的莫過於書中的性慾描寫。因此，一談到性便使人聯想到《金瓶 梅》。 雖然文中有些性慾描寫史使人 "慘不忍睹" 但是性是人類生理上正常的需要，所謂 "食、色，性也。" 只是宋明理學 "存天理，滅人慾" 的觀念影響了我們對這本小說的看法。其實《金瓶梅》在其他方面也有它的意義，例如它反映了明代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富貴人家的生活、佛教、道教對人們的影 響、商人的形象等。在藝術方面亦有它的價值，例如人物描寫鮮明、生活的描寫細膩和真實、文中的詞曲優美等。可是人們的著眼點只在它的性描寫， 因此忽略了其他值得談論的地方。女主角潘金蓮，更是從古到今受人非議的人物，與那些 "三從四德" 堅守貞潔的婦女比較，她的行為真是十分矚目。但其實她的所作所為是受到家庭和社會環境影響，使她感到自卑、焦慮和失去安全感。所以她在西門家常生事故，搬弄是非。一方面是自衛 (self defense)，一方面是引起西門慶的注意，希望他尊愛、關懷自己，因為這樣才使她感到安全、消除她的自卑感和焦慮情緒。正如荷妮(Karen Horney)說：

卻彷彿是他們的存在，幸福及安全，都有賴於受人歡迎似的。

此外她的行為就是對抗這個道德的社會，希望突破父權的約束。

除了潘金蓮外，故事中其他人物都有他(她)獨特的心理和性格，所以無論我們從甚麼角度、方法去看《金瓶梅》也可以在這塊肥泛的土地裏發掘到它的意義。

從古到今，大部分論者都認為潘金蓮是萬惡淫為首的代表人物。對於她殺死親夫式大，改嫁西門慶，並自願被他虐待，又經常勾搭男人的放蕩行為，甚是噁心。但是，我們只是罵她不守婦道、傷風敗德，我們又是否了解她的內心世界?明白她是基於甚麼心理有這些異常的行為呢?其實一個人的異常行為和心理，與他身處的環境有 很大的關係。同樣，潘金蓮的不平衡心理和不正常的行為，都與她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環境有關。正如張竹坡說：

今看其一腔機詐，喪廉寡恥，若云本自天生，則良心為不可必，而性善為不可據也。吾知其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涅蕩也。(二十三回評2)

可見環境對潘金蓮影響之大。

在小說裏，潘金蓮自出娘胎使標誌她在這個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的次等身份。由出生至嫁入西門家，她都沒有人身自由。壓逼的生活，使她感到自卑和缺乏安全感，形成她焦慮的情緒。因此引起了她要出人頭地的念頭，只有出人頭地，她才能重建自己的人格尊嚴，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及增加安全感。潘金蓮爭權、爭利、爭寵、爭愛就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但是，這種鬥爭生活，卻影響了她的心理，也導致她行為失常。

這篇文章裏的主題是希望透過她的遭遇、身份和身處的環境去了解她的變態心理和她種種行為的動機，並希望能為讀者提供微薄的見解和一個新角度去了解潘金蓮，而不是片面去評價她。

此外，我會從權力和情慾兩方面，以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女性主義及心理學四個理論，去探討和分析潘金蓮的受虐被虐心理、補償和報復心理及變態的嫉妒心理。

女性主義文學論 : 蕭紅作品研究, Wing Sun Lee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蕭紅(1911-1942)生於東北呼蘭城中的地主家庭，年幼的她，已飽受冷漠的對待，家中各人對她並不友善，父親對她更是殘暴，遏止其戀愛的自由，終於導致她和家庭決裂，出走私奔。在她生命中，每次的戀愛皆不如意，亦受到很大的壓力和痛苦。她為追求自由戀愛而出走，結果是換來獨自面對懷孕、無處棲身的悲哀。及後與蕭軍的一段婚姻，也受盡他的打罵而弄致分手收場。這些愛情的創傷，使蕭紅對男性和當時社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三十年代的中國，隨著不少女性作家的湧況，她們均描寫父權社會下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出生在哈爾濱的蕭紅，在純樸的環境中成長，培養樸實的筆法，加上其命運的坎河、戀愛希望的幻滅，還有飽受男性及社會之壓迫，都給予她源源不絕的寫作靈感。蕭紅的經歷使她的作品風格有別一般女性作家；在其眾多作品中，有大量描寫女性受壓迫的題材，如《生死場》、《呼蘭河傳》、《玉阿嫂的死》等，當中大部分的故事均以女性為主人公，講述農村婦女所受的逼迫，而且蕭紅亦將自身遭遇投射於故事的女角中，如《生死場》中金枝未婚懷孕正是作者的寫照。另外，除了描寫女性的壓迫外，蕭紅亦於小說中創作具反抗意味的角色，如《小城三月》、《看風箏》、《生死場》等篇，其中翠姨對戀愛的追求、農婦對壓迫的反抗，均表現小說強烈的女權意識。故本論文將採用英國女性主義的壓迫觀點，配合小說中女角的不同遭遇和反抗，作者於寫作上的語言運用等詳加分析，在蕭紅作品中找尋一條結構的脈絡。

從李漁的戲劇理論看《風箏誤》, Jiehua Hua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李漁的劇作，因他的不良性格而遭後人非議，以致文學史家也不為他立傅，在一些較詳細的戲曲史上亦只渺渺數頁，直到近人吳梅才得到肯定。反之在日本和歐洲，李漁的文學地位，早就得到很高的評價。一八九七年，日本學者笹川種郎(Sasagawa Taneo)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Shina Shosetsu gikyoku shoshi)一書裡，將李漁與曹雪芹(1719-1764)、金聖嘆(1610?-1661)及孔尚任(1648-1718)並稱，同年更完成李漁的生平研究¹。可見笠翁的文學地位，確是與眾不同的。

近數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均重新評價李漁，如吳梅、朱東潤、黃麗貞、杜書瀛、孫楷第、許金榜及胡天成等；日人除上述的笹川種郎外，還有目加田誠(Mekada Makoto)、松田靜枝(Matsuda Shizue)等；美國就有韓南(Patrick Hanan)；德國就有馬漢茂(Helmut Martin)，可見研究之盛。

在眾多研究文獻裡，大多以他的生平、小說、戲曲及評論作總體分析，鮮見對某一傳奇或小說作深入探討。有見及此，本文就以《風箏誤》傳奇為例，探討它與其戲曲理論《間情偶寄》〈詞曲部〉及〈演習部〉的一致性。

本文共分以下幾個部份：分析前人對李漁的評價、分析《風箏誤》與劇論的一致性、探討《風箏誤》的喜劇元素、說明《風箏誤》的缺點及笠翁重視喜劇的原因。

戀愛幻影 : 論《帶我去吧 ，月光》, Sau Lin Lee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朱天文(1956- )為台灣當代女作家、編劇家，早已享負盛名。《世紀末的華麗》¹ 短篇小說集是其寫作風格之轉折點，長篇小說《荒人手記》(1994)則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首獎。

《世紀末的華麗》於1990年出版，包括七個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帶我去吧，月光〉故事頗有趣味，主角的幻想亦耐人尋味。故事講述主角佳瑋的戀愛故事。她的男朋友李平，為人忠厚，對她百般遷就。後來，她遇上來自香港的夏杰甫。他是商界精英，善交際，對感情不專一。佳瑋愛上了他，並開始畫JJ與美美的漫畫，分別代表夏和自己，她便沉溺在這個幻想世界裏。後來，她到香港尋找夏，卻發現他對她並不是認真的。

《世紀末的華麗》備受注目，被認為寫出了時代的蒼涼，反照了台灣的歷史背景。詹宏志形容它是 “一種老去的聲音”，² 他說：“朱天文筆下的 ‘成長’ ，如何竟都變換一副蒼涼沙啞的聲調；這一系列的小說，如何竟都包括一位滄桑於心的人，獨自在那裏，傾聽自己體內卡兹鈣化老去的聲音。” ³ 簡括而言，今昔對比、年華不再是此書的基調，但是，獨立篇章總還有別的東西，如〈帶我去吧，月光〉衷的佳瑋，只用 “緬懷昔日” 來涵蓋其意義就不能細察她的行為。

王德成認為“這位小姐生猛的激情，真是如此 ‘天真無邪近乎無恥’。相對於她母親四十年舊情綿綿，孰輕孰重，反倒難下論斷。” ⁴ 又說 “朱天文以小兒女式的筆調起始，卻終於述說一個恩情不再，回憶蕩然的故事。” ⁵ 他以情之輕重去看故事的人物和時代。

張誦聖亦以台灣政治背景為立足點 “女主角陪母親到了香港卻不願再陪她到大陸去探親。中國即已變成了具體的現實， ‘中國情結’ 所賴以維繫的想像基礎也因之瓦解，換句話說，中國再也不是一個可供懷舊遐想的 ‘從前’。⁶ 無疑小說充滿緬懷昔日之情，政治的隱義也昭然若揭。

不過，如果能撇開政治、歷史的層面，而轉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剖析人物，就更能了解故事的細節，而不至於忽略了人物的思想，或無從解釋主角幻想世界的含意。運用心理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作品主題和象徵意義，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

本篇論文將依據水仙子的神話，運用心理分析來解構人物。論文以兩個方向來論述：首先，將故事人物和神話人物作一對照，李平就是厄科(Echo)，佳瑋是水仙子(Narcissus)，夏杰甫就是倒影，美茵就彷似小丑與水仙子性格相反；第二個方向，分析主角的性格特徵，是與水仙子吻合，從而證明主角的戀愛其實是虛幻的，她只在自己的世界裏，戀上了自己的倒影，因為在自戀的世界裏，真愛是不存在的。

專欄小品與香港報業文化的關係, Lui Lee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處身於科技資訊氾濫的所謂 "後現代"、"後殖民" 時期，香港人的生活無不被流行文化所包圍。然而，我們對流行文化的認識有多少?它的價值又是否足以引領我們向進步的道路邁進?這是很多現代文化人的困惑。香港無論在地理或文化上，都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位置。香港的專欄文學也一直徘徊於文學神聖莊嚴的殿堂內外，越趕不前，其地位備受爭議。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檢討香港報章專欄小品的定位問題。在檢討的過程中，有需要將專欄小品的文化價值聯繫到香港文化的獨特背景，作更宏觀的研究。此外，也會嘗試利用統計的方法，來歸納本港專欄文化的現狀和困境。在綜合分析的時候，本可以發現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如專欄版面的變動性及受政治勢力影響的傾向性，也進一步暸解到香港報章專欄文化的復雜性和多元性。論文的最後部分，將嘗試運用 "後現代主義" 和法蘭克福學派的 "文化工業" 的角度，評價本港的專欄文化的內容題材及形式態度，希望能喚起更多人對本港文化尤其是報章專欄文化的注意和尊重。以下首先從後迫民主義的角度，闡述香港的歷史和文化的困境，如何造就香港報章專欄文化的興起。

從《紅高粱》試論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問題, Yan Li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電影事業蓬勃發展，令電影故事題材的發掘亦顯得十分重要。小說作品一直是電影故事題材的主要來源之一，不少的小說家同時也是電影編劇家。當我們把小說搬上銀幕，以電影的形式去表現，卻發現這原來是個相當微妙而又可以廣為討論的問題。小說作品改編成電影故事，固然可以豐當電影故事的題材，也可藉原著小說的知名度，為電影的宣傳增強效果。一部不為人熟悉的小說作品，亦能因為改編成電影故事，而更使人注意。當然，這要取決於電影改編的成功與否。小說和電影，通過改編使二者存在彼此帶動的關係，它們儘管是不同的媒體，其表達的方式也各有各的特性，但二者的聯繫又似乎是分不開的。

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獲得國際一級影展(柏林)首獎的影片，《紅高梁》也是一部改編自小說的作品。莫言的《紅高梁》和《高梁酒》，劉恆的《伏義伏羲》，蘇童的《妻妾成群》，陳源斌的《萬家訴訟》，余華的《活著》等等，這些小說作品都被張藝謀改成電影，而且獲得了成功。可以這樣說，張藝謀的電影的成功，是離不開小說的。本論文將以《紅高梁》這部電影為文本，試論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問題。

黃仲則寓京期間感遇詩之研究, Ruiming L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有清一代，文風大盛。不論詩詞歌賦，抑是經史樸學，無不興盛。及至康、乾二朝，大家漸出。其中尤以詩壇之中名家輩出，然而清代的詩人，往往受唐宋名家所迷，困於前代詩人的範曙中，劉大杰曾謂： "清代詩人，喜言宗派" 。^[1] 清代詩派，大要言之，有尊唐及宗宋二派主流，而其中，尤以四家詩說影響至鉅。所謂四家詩說是指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及翁方綱的肌理說。在此四家詩說之下，康乾詩人，鮮有不受影響。而芸芸詩人中，黃景仁可說是少數能獨樹一幟的詩人。

今觀其詩作，既沒有神韻說的空洞，又沒有格調說的泥古不化，亦沒有肌種說的堆集煩瑣。可以說，他的詩歌，較近於袁枚的性重說，此或因黃袁二人為忘年之交，彼此有詩文來往，稱頌對方，故受到性靈說所黨陶的緣故。^[2] 惟其詩雖近袁子才的性靈說， 但卻沒有半點袁詩通俗淺白的弊病。

若觀乎《兩當軒集》中諸詩，字字出自肺肺，莫不充溢其個人深厚的感情。正因如此，是以仲則在生前後之文，均對其詩有極高之評價，清代翁方綱云:

然而其詩尚沈鬱青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雪而泣鬼神。^[3]

清包世臣亦謂:

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4]

清吳嵩梁於《石溪勛講話》中，亦有提及仲則的詩：

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5]

清汪防亦云：

吾鄉黃仲則先生，以詩鳴乾隆中葉。^[6]

又，清代邱煒云：

乾隆才子黃仲刻，詩名遠播。^[7]

近人伍合曰：

我們知道，作詩要下一番苦工夫，起碼非有幾十年的磨練，詩才會好，所以古人說， "晚節漸於詩律細"，那一點也不錯，至於天賦的，那真是絕無僅有，往上數，李太白可以算一個，往下數，那只有黃景仁了。^[8]

近人君山亦云：

黃仲則在世的日子雖然不長，死時僅得三十五歲，可是，在乾隆年間甚至乾隆以後，他卻是影響清代詩壇最大的一個詩人。^[9]

自以上資料可見，黃仲則的詩作在其生前及死後，均得到肯定的評價。而在他芸芸詩作中，仲則的感遇詩最為世人所重。此蓋因其身世坎呵，生活艱苦，一生奔波，卻屢不得志，是故其詩作，情感特真，感慨特深。惟論者往往忽視仲則一生最感傷悲，精神所受痛苦最深切的時期，應當是他久滯京師時，是故仲則此時期的感遇詩，亦最能作為他同類詩作的代表。故此一時期的感遇詩，是極為值得研究的。

本文的研究範圍，當以仲則滯留京師至其歿於山西解州為止。考仲則一生，自乾隆四十年冬入京後，至乾隆四十八年病死止，凡三離京師，計有四十五年遊山東，客於學政程世淳幕中；次為四十六年遊西安，往訪峽西巡撫畢況；而最後一次為四十八年三月，因債主所迫，故抱病出都，至解州病歿。除最後一次以外，餘二次出京，為時皆甚短，故可說仲則寓京時間大約前後只有九年。因此本文研究之範團亦以此段時期為主。據《爾當軒集》中所編，仲則於此段時期約有詩作三百七十多首。本文所研究之對象為其感遇詩，故凡詩題中有感遇等字眼者，自是研究對象；另外尚有其他詩歌，其題雖不涉及感遇等字眼，惟若真內容有抒感言懷者，皆視之為感遇詩，一并研究。而於三百七十多首詩歌中，合乎於感遇題材之詩歌共有一百零九首，是以研究將集中於此一百零九首詩歌，惟若有其他可資佐證之詩歌，雖非於寓京期間所作，本文亦會加以引用。而文中黃仲則在京師時的感遇詩作，將一律簡稱為感遇詩，若遇有寓京以外的感遇詩，本文將加以注明。

本文共分八個部分。除前言後語與及文末注釋及參考書籍部分外，主要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i) "窮"； (ii) "貧" ; (iii) "病" ; (iv) "孤"。本文希望通過這四部分，對黃仲則寓京期間的感遇詩的感遇緣起作一研究，非去有所補足，只望可資作參考之用。

侶倫與香港文學, Jinlin Pa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侶倫，原名李霖 (1911 - 1988) ，祖籍廣東惠陽橫闕，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也是香港早期文學的拓荒者。侶倫於1919年開始， 先後入讀新民學校、強亞學校和英文書院，皆未畢業而輟學。1927 年，侶倫到廣州參加北伐。1928年8月，侶倫在有香港 "文壇第一燕" 之稱的《伴侶》首次發表《試》、《殿薇》、《0的日記》等短篇小說。1931 年，侶倫任香港體育協進會書記，並擔任《南華日報》文藝副刊編輯。1937年加入 "香港文化界座談會" 成為會員和於電影公司任編劇。侶倫曾經編過《島上》、《時代筆語》、《南風》、《激流》等作品，也創作長、中、短篇小說、散文達二十餘種。侶倫的日記因抗戰而被銷毀，電影劇本則因沒有收入集子中而散佚。侶倫晚年創作不多。在1978年被吸納為中國作家協會廣東省分會會員，並於1988年成為香港作家聯誼會會員。最後刊載的文章是在《香港文學》(第三十七期) 之《把戲》，逝世時享年七十七歲。

一般研究侶倫的評論家，大都以單篇作品分析為主，論述較為詳細的有東瑞與盧瑋鑿，兩者的評論方式各異。^[1] 本文企圖以作家本身的經歷、文壇的歷史與社會情況對侶倫的影響，來研究他在不同時期在作品題材和風格上的演變過程。本文的研究範園主要針對侶倫寫作高峰期 (三十至五十年代) 作品之特色及思想轉變，並考察侶倫在香港文學及華文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擬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伯倫早期作品的風格特色，選取他的代表作《黑麗拉》及同時期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第二部分主要討論侶倫中期的淪陷文學，以《無盡的愛》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從香港淪陷時期眾本土拓荒作家改變寫作方向，來討論侶倫在香港文壇的獨特與局限性。本文亦會聯繫張吻冰 (望雲) 的《黑俠》等通俗文學作品，來討論侶倫的淪陷文學在大陸的抗戰文學中扮演的角色。第三 部分將研討侶倫在戰後和平時期的文學風格特色，以其作表作品《窮巷》為例。這一時期是政治敏感時代，很多難民紛紛來港，本文將探討侶倫的戰後文學與受美元文化影響的美元文學的異同，且涉及南下作家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等美元文學。

元明愛情悲喜劇比較 :《西廂記》與《拜月亭記》, Yanqing Che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元代乃中國戲曲藝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其中雜劇更是人材輩出，佳作空前。而王實甫 (? - ?) 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以下簡稱《西廂記》)。在當時已備受推崇。近代學者亦視之為愛情悲喜劇中的 "著名作品" 。^[1] 下迄明代，無論劇作、舞台技巧、劇評則更見成熟。四大南戲――《荊釵記》、《劉知遠》、《拜月亭記》和《殺狗記》均是此時的顯世作品。其中，傳為施惠 (? - ?) 所作的《拜月亭記更被譽為四大之首。^[2] 恰巧，它跟《西廂記》一樣是愛情悲喜劇。對於兩齣同是改編前人作品，而在思想、內容、技巧均有繼承和創新的戲劇，前人有不少論述。清人沈德潛 (1673 -1769) 在《顧曲雜言》謂元明劇壇 "北有西廂，南有幽閏 (《拜月亭記》之別名)" 。^[3] 明代思想家李贄(1527 - 1602) 於《雜說》中道："《西廂》、《拜月》化工也" 又指《拜月亭記》之關目 "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 ^[4] 近代劇論家王季恩將兩劇納入《中國十六古典戲劇集》之中，認定兩劇 "有別於歌功頌德，而又流行民間的優秀作品。" ^[5] 本論文是繼承以往學者之批評而在論述其戲劇史上的地位及文詞之優美外，對於內容結構、悲喜劇情佈局及語言嘗試作進一步分析。

論《長生殿》, Suhua Liu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長生殿》^[1] 是劇作家洪昇 (1645 - 1703) 的作品。洪昇字昉思，出身於士大夫家庭，出生在明朝滅亡後的第二年，此乃兵荒馬亂的時期。而洪昇的成長階段，都是充滿漢族反抗清朝的鬥爭，長大後，他面對外族統治的政權，這個漢、滿民族矛盾尖銳的清代， 就深深影響著洪昇對《長生殿》的創作。正如雅斯培 (Karl Jaspers) 所說：

"希臘和現代的偉大悲劇卻在年代的轉換之際孕生。" ^[2]

根據徐靈昭《長生殿.序》說："歲戊辰 (1688) 先生 (洪昇) 皇取而更定之"。而第三年就發生了佟皇后喪期期間內演唱《長生殿》之禍，所以，《長生殿》大約完成於康熙二十七年。就創作過程，洪昇自言："蓋經十餘年，三易稿而始成 (《長生殿﹒例言))。其中，第一稿是洪昇偶感李白之遇，而作《沉香亭》；第二稿《舞霓裳》則省去李白部分，而加入李泌輔肅宗中興；直至第三稿，洪昇 "念情之所種，在帝主家罕有" (《長生殿.例言》) ，而創作了《長生殿》。

除此之外，在洪昇的《長生殿》之前，已經有不少以李、楊的愛情故事為內容的作品。尤為重要的有唐代白居易《長恨歌》、元代白樸《梧桐雨》、明代吳世美《驚鴻記》及屠隆《綵毫記》。

而《長生殿》面世後，隨即受到廣大觀眾所愛戴。有 "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為之增價" (徐麟《長生殿.序》)。其後更與《桃花扇》的劇作家孔尚任，並稱 "南洪北孔"。一般更有“論文者崇孔，言律者尊洪" 的說法。然而，《長生殿》 除了音律堪稱外，其他部分也是不容忽視的。以下我會對《長生殿》 的悲劇結構、悲劇元素和人物性格作出探討。

張賢亮《綠化樹》的心理分析, Shuxian De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張賢亮〈綠化樹〉在1985年出版後，便吸引很多學者的注意，無論在內容及主題方面，學者們均不斷地進行反覆探討。但大部分的學者多採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出發，企圖發掘小說所反映的社會黑暗面知識分子不容於世、人慾橫流、政治迫害、人性被歪曲等。這方面的研究己相當廣泛及深入，本文若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一來難有所突破，二來恐怕會被他人牽著鼻子走。

八十年代起，學者嘗試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希望從新的研究途徑，尋求突破，跳出社會歷史批評的規範。在眾多西方理論中，以心理分析最受學者垂青。心理分析主要是根據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對人類心理結構中的無意識方面的強調。據弗洛伊德所說，個人的犬部分精神活動過程是無意識的，而且，人的一切行為根本上都是由我們所說的性慾促動的，弗洛伊德把這種根本 的精神力量稱作 "力比多" (Libido) ，即性能量(Sexual Energy) 。換言之，心理分析運用在文學作品的研究上，可幫助我們深入了解作品主題和象徵意義，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

因此，本文嘗試用西方的心理分析法弗洛伊德理論，來對〈綠化樹〉進行分析，希望能從另一角度，探討作品中所流露的性心理，從而理解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行為。

但弗洛伊德的理論繁多，本論文只選取其中三個最主要的理論 一一 力比多、戀母情結、懷父情結，來分析〈綠化樹〉。

據弗洛伊德說，力比多慾望的滿足至少有三種途徑:用理智來克服 (壓抑) ; 投射到異性對象 (投射) ; 升華為藝術形象 (退卻)。章永磷及馬櫻花在故事中正正經歷力比多壓抑、投射、退卻。故選用力比多理論來分析此部作品是最適當的。

另外，章永磷在投射的過程中，由於受潛意誠的戀母原慾影響，才會愛上馬櫻花 ; 而馬縷花對章永琇的愛只限於精神上。由於他們的愛建基於精神上，才導致他們的愛無疾而終。所以在選取力比多理論的同時兼取弗洛伊德的戀母、懼父情結的理論作輔助。

整篇論文分為五部分，除引論外，先簡述作者生平和〈綠化樹〉 的內容大意 ; 後說 "力比多" 、"戀母情結" 及 "懼父情結" 等理論 ; 接著用以上三個理論分析章永磷的心理變化及行為 ; 最後總結全文。

其實，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通過心理分析，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性慾被社會禁忌制約下，對他們的行為會有甚麼的影響。

余華小說瘋狂世界的探討, Cuiyin Hua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1987年，中國有一位青年小說家以他為數不多的幾部奇特的、暴力的、血腥的作品震動了文壇，並給閱讀界帶來了恐怖。一時間，不少評論家都以好奇的目光集中注視在他身上。莫言曾坦率地稱他為 "令人不愉快的傢伙"、"他說話期期艾艾，雙目長放精光，不會順人情說好話"、更不諱言地形容他為 "狂生"。^[1] 沒錯，余華活像一匹難馴的野馬，馳騁於當代中國的文壇上，他給我們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危機四伏的感覺，他的瘋狂使我們難以忍受，卻又深深吸引著我們好奇的目光隨著他奔馳於那既真實又瘋狂的世界。

余華雖受到評論界的注視，卻並非一位紅極的作家，因為他是先鋒派的成員。趙毅衡定義先鋒文學具有兩個特點 : "第一是不倦的實驗的求創新"，第二是 "難，老是破壞讀者已經熟悉的閱讀習慣，永遠在突破程式，拒絕重複自身。由此，......它不顧考慮讀者與市場，從而也缺少 '可售性' ; 它鄙視俗眾到了不惜損害自身的地步。" 論者又說 : "先鋒文學與社會主流文化價值永遠處於對立地位"、"先鋒文藝貴突破求新、過猶不及、顛覆 (文本的) 秩序、 無惡不 '作'。 ^[2]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容忍這樣一批文學的，因此他們定要承受 "必要的孤獨"。 ^[3] 身為先鋒派小說家的余華，似乎是過於古怪和不可思議，他用小說虛構了一個我們無法迴避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著凶殘的暴力、血腥的死亡、奸險的陰謀、無序的混亂，而一切瘋狂又顯得無比的平靜、安寧。正因為如此，他使我們既要抗議和拒絕，又被吸引和誘惑。他跟先鋒作家們一起進行的小小說實驗，動搖和消解著我們意識的基礎。余華在他們之中展現出其特異性和獨創性，他塑造的世界實在隱藏著一點點的啟示和一聲聲的呼喚――世紀末的呼喚。

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看人的存在境況, Baojie Lia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生存^[1] 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我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便降生世上，而且又只可活一次，沒有賦予第二、第三次的生命來比較所有選擇的好壞優劣^[2]。在這種沒有 "永劫回歸" (Etemal Recurrence) 的情況下，我們的存在境況會是怎樣呢?

1984年捷克著名作家米爾﹒昆德拉(Milan Kundera) 出版了一本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譯) 的小說，此書是在一個沒有 "永劫回歸" 的環境下，描述人的存在境況。

探討人的存在境況是昆德拉一向的主題，今次他則從兩方面觀之，第一是個人的存在境況，以生命的輕和重來描述人的存在取向，又以靈肉關係來探討人的自我認識，第二是描述人在媚俗 (Kitsch) 的環境下的存在境況，要取悅別人?抑或活出自我呢?這 些均是昆德拉在本書中要帶出的主題。

所謂 "生命的輕" 是指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 "生命的重" 是指要背負責任和重擔的生活。沒有擔子的 "生命之輕" 是眾所嚮往的，但 "生命之輕" 是否最終會帶給人快樂和幸福?沉重的生活是否會很痛苦?輕和重的存在境況會是怎樣?到底兩者我們該如何取捨?

昆德拉以靈與肉的關係來探索人的自我認識。自我認識對人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為人若不認識自我就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為自己的人生定目標，那麼生存還有甚麼意義可言呢?

在西方人的眼中，靈魂是象徵純潔、永恆、不朽，肉體則象徵腐敗、短暫和污穢，這種觀念令人一直都嚮往和歌頌靈魂，而蔑視肉體，認為肉體是沒有獨特性，它要依附靈魂才可存在。但到底肉 體是否真的沒有獨特性?是否要依附靈魂才可存在?

昆德拉也意識到在現今的世界充斥著媚俗，所謂媚俗是指以作態取悅大眾的行為，是侵蝕人類心靈的普遍弱點，是一種文明病 (頁14)。^[3] 面對著這種環境，人的存在境況會是怎樣?作者生長在極權的國家，所以他對政治媚俗有很深刻的體會，那麼他又怎樣看政治媚俗呢?媚俗又怎樣侵佔犬眾的心靈?

一連串的問題都是對存在的疑惑，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書中，昆德拉便為大家一一揭開存在的帷幕。

拯救與毀滅 : 歐陽子《秋葉》主題試析, Jinxian Ya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歐陽子被認為是新文學運動以來重要短篇小說作家之一^[1]，隱地先生亦言 :

歐陽子的《秋葉》對人物心理刻劃特別成功。她三番四次的修改，重寫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小說史上也將是一個特例。^[2]

歐陽子於1967年出版首本短篇小說集《那長頭髮的女孩》，^[3] 並於四年後，將其舊作大力刪改，又加入〈魔女〉、〈素珍表姐〉、〈秋葉〉；並刪去〈小南的日記〉、〈貝太太的早晨〉兩篇，也將 〈那長頭髮的女孩〉易題為(覺醒〉、〈約會〉易為〈考驗〉，這樣的改動為求風格的統一。^[3] 是次結集為《秋葉》。^[4] 後於1980年，將 《秋葉》的版權交予爾雅出版社，又再作一次修改。^[5] 本論文亦以此版本作討論藍本。

作者兩次修改的範圍都包括了篇目的增刪：先刪去〈小南的日記〉及〈貝太太的早晨〉，後在爾雅版本中，又再加了〈木美人〉一篇，務求達到小說結集作為一整體的統一性。而此統一性，有助於聯繫篇目與篇目間之關係。

此外，在爾雅版的個別篇章中，作者刻意對三一律的應用放寬了，亦強化了人物外貌的描寫，以增加戲劇效果。^[6] 但依然以極簡捷的筆法為創作原則：

我寫小說，非常注重簡捷。不是非說不可的話，我儘量不說；與故事主題無切要關係的枝節，我儘可能免去不寫。^[7]

故呈現於〈秋葉〉中的人際關係，都是簡單的，使主角的心理衝突更為突顯。至於人物方面，外貌的描寫無疑是加強，但仍儘量避免以其外貌、學識、籍貫、習慣等做為故事發展的依據 (〈秋葉〉與〈考驗〉較例外，兩篇都考慮到民族的差異，但只是藉此表達人類偏見的存在)。^[8] 同時，故事發生的地點及社會背景對故事本身亦沒有決定性，甚至《秋葉》中沒有一篇章是帶有道德或社會批判的意圖。小說背景在這樣受到不同程度的簡化下，作者都能使〈秋葉〉的人物存在於 "一種不訴諸某種特殊時空環境的基本生存架構上"，^[9] 讓作者得以著力以 "不形於外的內心生活" ^[10] 作為故事的起點；無怪白先勇先生言：

她 (歐陽子) 的小說背景是建築在她小說人物的心理平面 (psychic force) 上。...... 而歐陽子小說人物的塑造，也是與一般小說人物不同，她的小說人物並不是血肉之軀，而是幾花束心力 (psychic force) 的合成，這幾束心力，在心理的平面上，互斥互吸，相消相長，替作者演出許多幕各式各樣的心理劇來。^[11]

作者創作手法之簡捷，就使得各篇之主題帶有易辨性。

由於各篇主題之易辨性及篇與篇之間有其統一性，故不難理出一個貫串《秋葉》全書的主題模式。本論文亦由此作為出發點。

論龔自珍《己亥雜詩》批評現實的詩歌及其藝術手法, Jinrong Che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龔自珍 (1792-1841) 字璱人，號定庵，漸江仁和 (今杭州) 人。是近代傑出的思想家，也是近代文學的開山祖。他在散文和詩詞都有很高的成就。詩歌中特別是他去世前以自敘形式寫成的詩組 《己亥雜詩》尤其富有特色，受到世人的稱譽。

這組詩由三百一十五首七言絕句組成，佔龔氏今存六百多首詩的一半，內容豐富，思想深刻，藝術手法多樣，在近代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這組詩裹，除了廣泛反映龔氏的家世生平、仕途交遊等種種情況和經歷外，也通過抒發志懷感慨和揭露抨擊、諷刺嘲諷等方式，深刻地反映清王朝沒落衰朽的現實，發展了七絕議論時事、干預現實的功能，既是有益的探索，也是成功的創造，應當給予特別的注意。

三個不同的啟悟歷程 : 論《飄》 (中譯本) 、《傾城之戀》、《停車暫借問》, Cuiyao Li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飄》(《Gone with the Wind》) ，於1936年問世，是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 Mitchell) 的唯一著作。1939年好萊塢把此書拍攝成著名影片，瘋靡世界。中國在1940年首次發行了由傅東華先生翻譯的《飄》中文版，^[1] 而好萊塢電影《Gone with the Wind》也於同年在上海上映，片名譯為《亂世佳人》，當時觀眾很多。^[2] 中譯本小說自出版之後，至今流行不衰。^[3] 但是由於中國學者認為小說中的思想內容有所 "偏差"，故對它的評價仍未正面肯定。總其原因不外乎嫌其對當時奴隸制批判不力，缺乏歷史時代的 "正確"認識。或以中國的道德和意識形態的標準，否定赫恩嘉這個人物的塑造。^[4] 美國評論界雖然對這部小說讚揚居多，後來更有續集。但在學術界，多部美國文學史並沒有提到《飄》及其作者，只有幾部稍有論及，^[5] 可見這部作品的商業影響仍大於其文學史地位。

1943年上海女作家張愛時所寫的小說〈傾城之戀〉中有不少細節與《飄》吻合，如女主人公的愛情遊戲，女主人公之堅強，又有戰爭背景之撮合等。張愛玲的創作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她本人又愛看電影，所以我們也許不能排除〈傾城之戀〉的創作曾受《飄》(小說或電影) 的影響的可能性，然而約瑟夫.T.肖提醒我們 :

「借用，同源，類似不完全等於影響。」「一位作家和他的藝術作品，如果顯示出某種外來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又是他本國文學傳統和他本人的發展無法解釋的，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位作家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6]

所以，本文暫時把〈傾城之戀〉與《飄》之巧合視為某種無意之影響。可是，在文學史地位上，〈傾城之戀〉比《飄》幸運多了。雖 然最早肯定張愛玲為天才的傳雷對〈傾城之戀〉評價不高，認為是 一個 "膚淺調情" 的故事。^[7] 但之後幾十年，尤其在台灣、香港，〈傾城之戀〉飽受讚譽。近年更不斷有學者從多方面對它加以研究， 認為作品 : "道出了作者的婚姻觀"，"表現了她對人性弱點的嘲弄" 等，^[8] 於是〈傾城之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評。

1982年，香港年輕女作家鍾曉陽，創作了《停車暫借問》。最初 發表在台灣的《三三集刊》自由日報}和香港的《大姆指》月刊。作品很快在香港、台灣的文藝界引起注目。《停車暫借問》與 (傾城之戀〉也上演過話劇，可見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表面上，《停車暫借問》與以上兩本作品不太相闕，但正如鄭樹森教授指出，鍾曉陽的 "文字，人物描寫，小說選材，都有明顯張愛玲的痕跡。" 更有 "小張愛玲" 之喻。^[9] 又司馬中原認為書中 "很多象徵性超過 《圍城》^[10] 不論其是否誇大，學者對這部小說藝術上評價頗高， 而小說的思想內容則鮮有學者論及。

雖然三部小說的思想深度和文學史地位存在著種種不同，但卻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 1.它們共同孕育著一個廠悟的主題。2.強烈地表 現對女性自我命運的體察，並寫活了女性的形象，達到了某種典型化的高度，且有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識。3.小說中對兩性關係的描寫也 有相似點。以上是我進行比較的前提，也是平行研究的主要對象和目標。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無意把三鄧小說等同，也不在藝術價值上作高低的判斷，只是把三部小說放在一起研究。希望從中看到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

香港流行文化與流行歌詞縱橫談, Minghui Liao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本地文化與流行歌詞的關係

文化，就是指人類慣有的生活模式。它會因時代、地域、歷史、民族性等差異而有所不同。香港開埠已歷百餘載，但真正建立屬於"香港人"的文化，還只是近數十年的事。舊日歷史遺留的問題，令香港被視為無根的土地：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香港自然成為東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點。香港的本土文化，就在強大的外來文化壓力下建立起來。

流行歌曲是流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亦能反映出時代變化。所謂 "流行" 是指一段時期內，大部分人熱衷於某種生活模式；時間一久，人們又轉而追求新一種生活模式。這種潮來潮去、乘時盛衰的表現，正是通俗文化發展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流行歌詞或多或少沾有商業味道，而香港流行歌曲之所以發展蓬勃，亦有賴於 "經濟掛帥"；故此，仔細研究本地的流行歌詞，就像把弄著鏡子，不難照出香港獨特文化的真面目。

例如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大香港文化" 一時成為主流，許冠傑的通俗淺白的粵語歌曲大行其道；八九年六四前後，香港洋溢著一片愛國氣氛，遂於當時湧現了一批支持學運的歌曲。

由此可見，本地文化與流行歌詞的關係相當密切，歌詞反映的是六百萬香港人多年來的眾生相。本文以近三十年來粵語流行歌詞的演變作藍本，逐一細析香港這一時代的歌詞，並兼論三位具代表性的填詞人，探索他們的詞風在潮流漲退之下，如何產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