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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荃蓀意象新探——以姜亮夫《楚辭通故》為討論中心, Yan Yan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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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楚辭中常以香草為喻，各種香草均有不同的含義，或以喻君主，或以喻賢臣。歷來有不少學者就《楚辭》中的香草進行研究，但甚少針對某種香草深入討論。各種香草中，以「荃」、「蓀」最為重要，本文以姜亮夫《楚辭通故》為基礎，就「荃」、「蓀」進行研究。

屈原選用大量香草比喻君主、賢臣以至佞臣小人。眾多香草中，屈原獨以「荃」、「蓀」二字喻君。對於「荃」、「蓀」定義，前人多從吳仁傑《離騷草木疏》作總結，但未有深入分析屈原選取此香草比喻君主的原因。姜亮夫《楚辭通故》中整合及分析「荃」、「蓀」的象徵意義，然姜先生提出的論點亦有值得討論之處。《通故》從字義上區別荃蓀二字，又指出「凡以喻君者，字當作蓀。」本文從字音、字義及文本的語言運用方面分析，延伸討論楚巫文化與荃蓀二字的關係，以論證荃與蓀音義並同。本文以《楚辭通故》為討論中心，分析當中有「荃」、「蓀」的說法，並深入探討「荃」、「蓀」的意象。

試析宋永祿本張麟之《韻鏡》中陰陽文, Chun Fu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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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麟之《韻鏡》是現存最古的韻圖，對研究古漢語音韻具有重要的地位。《韻鏡》於中國經久失傳，自流傳至日本後，日人熱衷於研究《韻鏡》，湧現大量著作。《韻鏡》回歸故國後，國人的研究亦開始，陸續有校勘、研究和通論等專著，然而《韻鏡》的研究仍有不少空白之處。永祿本《韻鏡》有使用陰陽文，但學人仍未有對之進行研究，本文將以此為研究對象，嘗試填補這塊空白。

本論文先概述研究背景，即《韻鏡》的源流，分述日本及中國對《韻鏡》的研究，提出永祿本陰陽文的問題，並從不同方面分析《韻鏡》使用陰陽文的原因，再深入分析其中較大線索，據《磨光韻鏡》對《韻鏡》陰文作一解釋，冀能發前人之未發，為《韻鏡》的研究帶來新思路。

《紅樓夢》的花影敍事研究, Wing Y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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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紅學學者都認為「晴為黛影，襲為釵副」，而筆者卻認為晴雯與黛玉，襲人與寶釵，都只是在思想、性情、才貌等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並沒有構成對照的影子關係。作者運用了分階敍事，借晴雯和襲人等角色，表現出黛玉和寶釵在不同社會階層下的命運，構成具有互文作用的分身關係。《紅樓夢》運用了「以花喻人」的手法，借花語比喻角色的思想、性情和命運。不同的花喻和各個角色之間構成了互補或衝突關係，反映出大觀園中甄寶玉和賈寶玉、黛玉和寶釵、晴雯和襲人等重要人物之間的影子關係，表現出現實社會中殘酷和真實的一面。

本文將整合大觀園的群芳譜，繼而分析《紅樓夢》中的分階敍事，找出分身與影子之間的關係，最後分析《紅樓夢》的影子敍事，找出《紅樓夢》中的「花影關係」。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月下雨中群景」意象研究, Yat Nga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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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為晚明閨閣詞人。宜修出身書香世家，自小富學識修養。十六歲時與同出身於文學世家的葉紹袁（1589—1648）成親，並先後誕下八男五女。雖遇相知的伴侶且兒女滿堂，宜修因丈夫官職調遷，夫妻總是聚少離多。晚年時親友與子女更陸續離世，家庭不幸使其滿腔愁苦，思憶難斷，悲痛不已。

沈宜修與有「千古第一才女」美譽的李清照雖身處兩個朝代，但在家族背景、婚姻情態、人生經歷上都有相似之處：首先二人均是書香門第出身，婚姻關係美滿卻夫妻離多聚少，歷盡生離之苦，人生晚期又經歷失去摯親之痛。本文有意探討中國女性詞人在人生苦境中經營詞作的心情和寫情方法，故以沈、李二人抒寫思念的詞作為研究對象，並從「花」、「月」、「雨」三種意象入手，設立「對花月下雨中群景」仔細分析及比較兩位女詞人如何運用意象抒發思念，因此設題為〈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月下雨中群景」意象研究〉。本文最後一章從王國維「要眇宜修」及「境界」詞學觀，討論沈、李二人於女性詞史的地位及意象運用高度，希望從詞體本質總結出兩人的繼承及同異。

《牡丹亭》愛情觀和至情觀再探, Jiaxi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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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傳奇九相思」，愛情作為中國文學永不過時的題材，從《詩經》首篇《周南．關雎》起，文學家便用文字抒寫了諸多悲歡離合。儘管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很多與愛情相關的作品，但它們風格各異，內容有別，造就了文學地圖的不同風貌。當中湯顯祖的《牡丹亭》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情感的複雜性脫穎而出，是為愛情戲劇的經典之作。

《牡丹亭》是湯顯祖（1550-1616）於晚明時創作的傳奇戲曲，題詞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劇中杜麗娘可為情而死，又為情而生，論者常謂其愛情表現反映了湯顯祖的至情思想。湯顯祖以「情」為世間之最，可超生死，並有意通過戲作激勵時人依照本心追求「至情」。此理念與明代奉行「存天理，滅人慾」的禁慾思想背道而馳，故雖然《牡丹亭》在民間流傳甚廣，但劇目乃至湯顯祖本人在當時文壇飽受非議，論者多以「置法字無論」評之，只有少數如茅暎（活動時期約1630）等仍維護其文學價值。

現今《牡丹亭》的文學地位已無容置疑，其文學手法、人物形象、主題思想亦已備受肯定。本文欲從《牡丹亭》中角色對愛情的認知和作者的愛情觀出發，再探《牡丹亭》愛情觀和至情觀。

香港網絡作家張晨的「惡托邦」書寫, Yau Chung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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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晨一名九十後的網絡作家，自2010年起於網上寫作，出道作品《十八歲的野比大雄》（2010）於網上引起熱烈迴響。及後，他先後於2013及2018年在網上創作了兩部同題材的惡托邦小說，分別是《封鎖維園年宵，來一埸死亡遊戲》及《香港只能最後24人》。兩部作品都深受讀者歡迎，並且成功出版了實體書籍。作品中皆以香港作為書寫背景，建構出一個頹敗不堪的惡托邦空間。

本文選取並討論上述張晨的兩部作品，探討其惡托邦小說的特色，並分析新媒體與小說融合的概況。文章分為六部分，第一、二部分主要闡述論文研究背景，以及簡略介紹張晨與兩部作品。第三、四部主要析述張晨的作品如何符合惡托邦小說的特質，並就小說內角色的形象與重要性作討論；第五部分會以張晨的網絡小說作品為例子，分析新媒體為小說帶來的轉變及隨之而來的問題。最後總結全文。

「強強互攻」設定下中國網絡耽美小説中的性別形象與關係想像——以巫哲《三伏》為例, Wing Mui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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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受是中國網絡耽美文學的核心設定之一，攻受的劃分基於戀愛雙方的性愛體位，插入方為攻，被插入方為受。中國網絡耽美文學中的攻受更代表着作者及讀者對角色形象、以至相處模式的期望。攻受明確的中國網絡耽美文學相當常見，但亦存在部分例外，如「互攻」。本文以巫哲《三伏》為研究對象，分析在「強強互攻」的設定下，小說所呈現的性别形象及關係想像。

文章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強強互攻的意義，第二部分分析《三伏》中的性別形象想像，第三部分從性與事業兩方面探索《三伏》中的性別關係想像。筆者認為，《三伏》通過「強強互攻」的設定模糊攻受身份的邊界，以消解角色間的權力關係及對立，並重塑了性别形象的想像。

談《鑄劍》復仇意識與“超人式”武俠的結合, Ching Man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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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復仇主題對古代復仇文學主題的變革與超越有著不可低估的文化與審美意義，復仇對象由個體指向整個封建社會、中外反動勢力乃至傳統文化的弊端，其復仇目的也從血緣紐帶與忠孝節義等倫理義務轉向主體深沉憂憤導致的自覺反抗乃至革命要求的強調。五四作家本認為武俠小說是“弱者文學”，承載虛無縹緲的武俠夢，對革命毫無幫助。而魯迅卻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嘗試以武俠題材包裝革命文學。魯迅以兩種不同的俠客形象來比喻革命者的兩條路：第一條路就是優柔寡斷的眉間赤因看客的阻撓而無法進行復仇之路，只有一身血氣，有勇無謀；第二條路就是黑色人，目睹眉間赤行事猶豫，忍不住現身幫他復仇，以免眉間赤“出師未捷身先死”。俠客為江湖人復仇，革命者為國復仇，他們都有復仇的氣概，但沒有足夠的膽識和智謀，就會寸步難艱，需要富有經驗的前輩幫忙，齊心協力，才能報仇雪恨。然而，行俠仗義的黑色人卻不自認為“俠客”，認為這是“污名”，本文將會探討黑色人拒絕俠客之名的歷史因素。另外，黑色人與魏晉文人所創造的武俠形象相似，俠客的“武勇”實質上是小說家通過俠客與強大敵人的斗爭和俠客自身的言行賦予俠客的“超人”屬性。基於此點，本文將會探討魯迅如何在《鑄劍》將復仇意識、革命、象徵“超人”的武俠結合，三位一體地呈現他心中真正的武俠。

乾隆皇帝詩論與私人情感詩的離合, Hudi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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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方對於文治的重視，使得皇帝必須同時兼領文壇，到乾隆時期這種趨勢體現得最為明顯。乾隆帝的詩論，歷來雖研究者不少，其詩論在清代詩學史中的影響主要體現於固化「詩言志」的詩教屬性，連接情真與詩教的方面。或因御製詩給人普遍印象較為迂腐，研究者往往類推而忽略詩論中論情的部分，很多論調都認為這些只是政治家兼涉文學的虛言，但仔細觀察研究和分析乾隆帝的詩論和詩作就可以發現，這些詩論確實在御製詩的創作和其情感論得以實踐，并且二者有一分合的過程。乾隆帝詩論將「詩言志」和「言情」統一，排斥「綺靡」元素，並將這一重新賦予概念的「情真」整合於詩教風化的目標之下，具有很强的現實意味。

本文將總括、略解乾隆帝詩論中對於文學本身、創作和闡釋的觀點。從情感論出發，再以這一情真而富政教意味的情感論為背景，分析御製詩中一個較為特別的類型，即從乾隆戊辰年開始逐漸成形的，充滿私人情感的悼亡詩。在這類詩創作過程中，作為詩人，乾隆帝用關鍵典故串聯悼亡詩的寫作特色變化過程。一方面繼承六朝的「詩緣情」傳統，使用前人悼亡慣用的意象，也根據生活自創典故，表達「頓失內位」的隱痛；另一方面，在寫作私人情感的詩時，經過一段情感爆發的時期後，他在悼亡詩中也繼續堅持將改動的「詩言志」詩教觀放入悼亡敘事。這一離合的過程，可以説在實際創作中實踐了情真又暗透言志，為天下樹立倫理典範的詩學觀，在客觀上將趨向於綺靡務虛而為遺民群體珍愛的悼亡詩，拉回了盛世元音、中正平和的教化軌道。

論顧城《鬼進城》的異托邦詩歌空間——以「鬼」與「城」為例, Yu K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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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是中國當代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年少便被冠以「童話詩人」之名，在詩壇中佔一席位。「童話詩人」之稱固然彰顯了顧城早期的莫大成就，卻也局限了外界對他後期詩作的評價。現存顧城相關研究，多有沿用「童話」框架、而論其崩塌者，可惜，這些童話崩塌的結論，更多著墨於顧城弑妻自殺的生平，而忽略其後期詩作。

顧城後期詩作意象跳躍、視點變幻不定，向來以晦澀難讀著稱。本文認為這種拒絕解讀的傾向早已超越了朦朧詩的向度，進而呈現了顧城身為詩人的另種面向。故而本文試圖撇除顧城「童話詩人」的面向，借助傅柯的「異托邦」空間移動論述，對顧城後期代表作《鬼進城》中的兩大核心意象——「鬼」和「城」進行空間意象的場所分析，嘗試將「空間」概念整合到詩歌文本分析中，從而為解讀顧城晚期詩發掘出以「文學本體論」為向度的可能。

科幻．時空．後九七：以「時空」角度論譚劍《人形軟件》的本土回應, Ka Chun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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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劍是香港中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尤其在倪匡封筆後的科幻邊緣中，他以富有時代意識的科幻寫作，展現後倪匡科幻的獨特面貌。本文分析的《人形軟件》寫就於後九七，除通俗娛樂之外，藉由「空間」與「時間」的切入點，也可見其書寫涉及對香港當時「本土／全球」處境的各種未來想像，當中「本土」並非固定不變，而是能與「全球」的外來文化結合，有著再生成的可能。譚劍就以此賽博龐克科幻，作為未來的預言回應著後九七。

本文可分為四個部分，首個部分先介紹作家，並從香港科幻的邊緣處境開始論述，定位譚劍於香港科幻的位置以及研究意義；第二部分探討在後九七語境下，《人形軟件》以賽博朋克科幻回應香港的方法，以及貼合賽博朋克類型的切入點；第三部分承接上章，以「時空」角度切入文本，從「虛擬香港」、「銅鑼灣911」、「村上病毒」和「來記麵家」四點，看其中對後九七「本土／全球」的想像與預言；第四章為結論，總結全文重點。

香港網絡文學淺探——以藍橘子《阿公講鬼》系列為例, Hon Wu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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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絡發達，網絡文學大行其道，成為文學發展的一大重心。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類型，於現在的通俗文學界具十分大的影響力。在內地，網絡文學除了為市場帶來龐大經濟收益，也是研究的一大方向。相較之下，香港網絡文學不單研究不多，甚至連香港人也未必知道香港有自己的網絡文學。

本文嘗試整理香港網絡文學的形成及現況，以及探討其營運模式，梳理歷史，展現目前生態。本文也以藍橘子《阿公講鬼》為例子，以敘事風格和本土特色兩大角度探討作品特色，望能提供一較貼近香港網絡文學現況的研究，完善此方面之論述。

創傷・敘事・語言：論電影《Drive My Car》的創傷敘事, Qi Xiang 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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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龍介近年在國際間嶄露頭角。例如為《間諜之妻》（2020）編寫劇本並獲銀獅獎、執導《偶然與想像》（2021）並獲銀熊獎、《Drive My Car》（2021）獲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及康城影展最佳劇本等。

「創傷」常出現在他的電影。近年全球籠罩在疫情的創傷中，加上日本的特殊創傷語境，兩者的對話是觀看濱口電影的切入點。創傷在日本、亞洲及世界，有不同的意義。而《Drive My Car》的「亞洲性」開拓了個新的空間去詮釋創傷。

本文將以齊澤克的「後創傷主體」及創傷敘事理論為基，配上文本細讀，解構《Drive My Car》中創傷與治癒的關係。最後將視覺拉回現實，討論電影中創傷與日本、亞洲、以至世界的關係。

讀者的療癒——《醫院》三部曲作為敍事治療, Yee Ma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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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松作為一個本職為記者的中國當代科幻作家，作品主要以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呈現出一個惡托邦式的未來世界，以此喚起讀者對於科技發展對人類未來影響的關注。而韓松的《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講述了一個醫療科技發達的未來中人類的處境，當中病人的創傷以及痛苦，亦是當下人所面對的問題。故本文以醫療人文為切入點，研究《醫院》三部曲的文本本身如何以敘事治療的方式，令讀者得到療愈。

本文的第一章為緒論，簡要介紹韓松及《醫院》三部曲，以及研究背景。第二章分析《醫院》三部曲當中的疾病書寫以及惡托邦世界。第三章將探討作品當中針對疾病所提出的治療手段如何成為醫院鞏固自身的工具，從而令醫院成為一個絕望的世界，引起讀者的恐懼。第四章將承接上章有關恐懼的討論，分析《醫院》三部曲如何作為敘事治療，結合Nöel Carroll提出的「恐怖的哲學」，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療愈。

張愛玲小説的音樂性與音樂元素研究, Yuk Sum T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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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結構隨著歷史的流變複雜化，由單聲到中世紀歐洲的多聲對位結構，衍生出諸多音樂理論。20世紀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進一步跨界延伸，討論了音樂與小說之間的媒介間性（Intermediality），開拓了新的研究空間。

本文以張愛玲小說作品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在結構與肌理上和中西方音樂的互通。結構層面是研究這一維度的重心，於小說和音樂而言是骨架，深藏於表面之下，是作品內在組織的基礎。宏觀來看，張愛玲的小說受到了西方的音樂技巧和結構影響，〈第一爐香〉和〈金鎖記〉有機地契合了古典音樂的卡農式結構，而短節奏與長節奏的運用形成〈封鎖〉的瞬間和〈傾城之戀〉的皺褶式敘述節奏。

肌理與結構相互依存，是小說表面的紋理與質地，供讀者去觸摸感受。張愛玲小說的文字間浮現了各種中國民族調性樂聲，不乏吹、彈、拉、打的例子：〈傾城之戀〉的胡琴、《半生緣》的琵琶、《怨女》的嗩吶和鑼鼓等等，行文間以這些符號來塑造蒼涼基調。

異化母系社會下的女性悲劇——論莫言《豐乳肥臀》之生殖崇拜, Lee Chu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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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崇拜是《豐乳肥臀》的核心文化觀念。作者莫言以充滿生命力的身體描寫和複雜的多重人物塑造，表達了對母親的歌頌和女性身體的尊崇。最原始的生殖崇拜對象為女性，直接建構了原始母系社會。因此，書中背景雖設於新中國父系社會時期，但貫穿全文的女性生殖崇拜流露了母系社會的蹤影，並與父權社會造成衝突，導致不同的女性困境。

本文將以人物分析角度，探討小說中的女性生殖崇拜和母系社會現象，並論述當父系社會取而代之，女性悲劇是如何發生的。文章分為四部分：首先，導言部分將簡略介紹作者莫言，並闡述研究背景和研究概況；其次，筆者將簡述生殖崇拜的起源和形式和其與母系社會的關聯性；然後，分別分析四個代表性人物：上官魯氏、上官想弟、上官領弟和上官金童，分析母系和父系社會碰撞之下的女性悲劇；最後總結全文作結。

論《1984》中的語言控制, Kei Yau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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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作為反極權的代表作品，以多方面的禁制塑造了一個惡托邦，警醒世人身處極權之中的可怖。其中，語言這方面常被忽略，但是實際上有著顯著的影響。一些標誌性的詞語例如新語、雙重思想、老大哥等也是廣為人知，正反映了掌權者從語言著手，步步進逼地收窄人們的自由空間，使他們的語言處處受限，而出現人們理智盡失、無反抗之力的情況。因此，本文會透過分析小說中為控制而設的語言特質和措施，及所達到的具體效果，並扣連作者對於現實中的語言環境與極權社會的反思，提出跟現代社會的關聯性。

「荒誕」背後的焦慮表達——韓少功小説中的「悖論」元素研究, Yue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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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似乎已經成為了形容韓少功1985年以後尋根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詞彙。不同於1985年前所呈現的作品，如《西望茅草地》、《飛向藍天》等充滿現實主義的創傷後感悟以及為民請命的「不平之鳴」，韓少功1985年以後的尋根文學創作，在內容、形式上都得到了全新而詭異的展現。不論是《爸爸爸》中畸形而恐怖的肉體與文明，還是《女女女》中無法捉摸的矛盾情感，其小說荒誕不經的情節和人物形象多年來被文壇視為作者對中國封建文明的諷刺與鞭撻，如劉劍梅所言，是一種類似「阿Q式的國民性批判話語的隱喻」1。然而，正如韓少功所言：「我從不把揭露醜惡看成唯一目標」2。在韓少功打造的荒誕可笑的元素背後，作者的本意是否僅停留在「揭露與歸咎」層面？亦或有其更深刻的基於歷史與個人經歷的情感寄託？本文試圖從韓少功文學作品中展現的荒誕元素——「悖謬」中入手，欲探究其在「揭露醜惡」背後更複雜的情感依託。筆者發現，韓少功在表現荒誕的背後，實則是一種基於歷史和個人因素的焦慮表達，而非單純的「揭露與歸咎」。

《莊子》中「孔子形象」研究, Shuhu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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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全面呈現道家學派經典著作《莊子》中有關「孔子形象」的描述，歸納其類型與特色，進而探討與儒家學派立場不同的《莊子》一書，如何對孔子這一先賢人物作出詮釋與運用，採用寓言化書寫策略的原因為何，背後又反映出莊子及其後學的何種態度。

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梳理古今學者研究，總結學界在此問題上形成的意見看法，歸納不同的解說派別與形象類型，指出本文要解決的問題。第二章詳細呈現《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提出自己的分類意見，將其歸納為「以儒者面貌出現的孔子」、「由儒向道的孔子」、「為道家代言的孔子」三種類型。第三章從學派立場、寫作方法兩層面切入，分析《莊子》一書呈現多元「孔子形象」的原因。第四章探討《莊子》對「孔子」的態度，主要回應司馬遷之「詆孔說」。第五章進行總結，收束全文。

論過士行《鳥人》話劇中的文化迷惘主題, Ruirui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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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士行，1952年出生於北京，成長於傳統的圍棋世家。1979年從北京日報新聞班畢業以後，過士行成為《北京晚報》的見習記者，在責戲劇報導期間對於話劇產生濃厚興趣。過士行從1986年莎士比亞戲劇節中獲得啟發，並在話劇導演林兆華的鼓勵下開始走上創作的道路。1993年由林兆華導演的《鳥人》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是過士行第一部面世的戲劇作品卻引起轟動。此後，過士行持續創作出聚焦於市井人物的戲劇作品，也擔任多部電視劇與電影的編劇。過士行擅於運用獨特的角度審視當代人的精神和生活狀態，揭露人在現代社會中的矛盾。

前人學者對於《鳥人》的劇本在人物形象、藝術風格、美學特徵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而在其主題意藴方面，則著重分析鳥人養鳥的悖論，強調人被自己的愛好所禁錮，人與鳥互為隱喻的關係。然而作品中除去鳥人與鳥之外，過士行運用不少筆墨於知識分子，而從知識分子的視角則能更深入理解鳥人的困境心理。本文將鳥人放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討論他們精神困境的原因。第一章簡述前人學者對《鳥人》的研究成果，論述將「知識分子」的角度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引入來探尋鳥人的文化迷惘的正當性。第二章詳細解讀鳥人痴迷養鳥文化的行為，總結鳥人的異化中所體現出來的本土特徵。第三章則在第二章的基礎上分析鳥人的本土特質與全球化時代的矛盾，分析出鳥人入魔般養鳥行為的背後成因，並在解析知識分子與鳥人矛盾的符號化意義的同時引入「文明衝突論」來理解鳥人群體的痴迷與迷惘心裡。

舊新迭代之際的文人詠嘆：《名儒草堂詩餘》研究, Wenxu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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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儒草堂詩餘》由元廬陵鳳林書院選錄宋元迭代時期詞作，集萃成書，流芳千古。其收錄詞人多活躍在該時期的江西地帶，故衆多學者認爲讀《名儒草堂詩餘》可以「溯江西詞派」，是研究「宋江西遺民群體」的關竅。

本文將從《名儒草堂詩餘》的收錄詞人與收錄詞作兩方面進行研究。首先從考證詞人群體地緣、交游關係入手，試論該群體「遺民身份」的迥異以及「遁跡經驗」的趨同，並分析收錄詞作的題材偏好以及常見詞調形式與句式，重點闡述三字領在詞作中的作用，探析詞作「發悲愁之」的主旨以及寫作之法，藉以研究詞作風格及《名儒草堂詩餘》的無雙成就。

《紅樓夢》中「通靈寶玉」與「欲」之關係, Yuet Ching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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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開首是無法補天的頑石對紅塵生出欲念，想要見識榮華富貴。頑石苦求僧道後，終於獲得到紅塵走一遭的機會，幻化成通靈寶玉，與賈寶玉一同降生在賈府。通靈寶玉具一般的人欲，亦具通靈之情欲，這些特性在賈寶玉身上都有所顯現。賈寶玉對眾姐妹情深義重，可惜他的通靈之情欲為世難容。「欲」在《紅樓夢》中多有披露，可二分作淫欲與情欲，二者從金陵十二釵與賈府的富家子弟身上皆能看出。在封建禮教下，女子更淪為男性滿足生理欲望的工具。但《紅樓夢》並沒有貶斥情欲，因為所有「欲」都是人的天性，都有合理的一面。賈寶玉與通靈寶玉的靈性不被世人所理解，這種情欲也必然無法滿足，成為了全文悲劇的主軸。

作為幻境來到人間之物，通靈寶玉的作用歷來有很多爭議。然而，各家之言，皆少有聯繫通靈寶玉與欲望。故本文以通靈寶玉與「欲」的關係為題，從頑石的前生與神瑛侍者的欲望開始，看賈寶玉的通靈之性和情欲，說明通靈寶玉的通靈性與世俗性，繼而分析《紅樓夢》成為悲劇的必然，窺探通靈寶玉與「欲」密不可分的聯繫。

二百年來粵音聲韻的變化 : 以馬禮遜（1782 - 1834）為考察對象, Wing Nam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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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1782–1834）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及牧師，一生致力宣揚基督福音和研究漢語。馬禮遜的最大成就，莫過於研究當時粵語和粵音。1815年，馬禮遜出版《通用漢言之法》，當中記載338個以粵音標注的漢字，可謂有史以來第一本記下粵方言語音資料的文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828年，馬禮遜出版《廣東省土話字彙》，進一步記錄當時粵音和粵各地區方言的資料，更是奠定馬禮遜於早期粵語及粵音研究的重要地位。

本論文先介紹研究緣起、粵音概況及研究方法，之後介紹及分析馬禮遜《通用漢言之法》和《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音韻系統，與現今粵音的聲母及韻母作比較，既集中研究與展現二百年前的粵音概況，亦可令讀者思考粵語及粵音應當何去何從。

清代江南流動的閨秀 : 以《江南女性別集》歸懋儀、駱綺蘭、汪端為例, Shaowe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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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以《江南女性別集》中歸懋儀、駱綺蘭、汪端三位女詩人為代表，探討清代知識女性在經歷家道中落、喪夫之痛、被迫走出閨閣之後，以何種姿態在禮教殘酷的社會中生存。歸懋儀憑藉才名游走於江浙間任閨塾師，擔起養家重任；駱綺蘭雖為寡婦，卻能靠自己的雙手自活，廣結文人閨秀，建立女詩人社交圈；汪端欲通過選詩修史來達到不朽，向道問禪以求慰藉。這種或身體或心理的流動給予了她們獨特的寫作風格，兼有女性的細膩善感和不輸男性的豪壯大氣。分別聯繫其詩作和處境、命運展開討論，展現詩中的女性意識，觀女性對遼闊天地的所見所聞所思，女性詩人的作品價值方得以表彰和揭示。

從當代電影看亞洲跨性別人士的困局, Nga M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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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指所表現的行為與社會期待下的原生理性別不一致之個體，猶如將對的靈魂裝在錯的身體裏。本文選取了三部以跨性別為題材的當代電影分析亞洲地區跨性別人士的現況，包括由王育麟導演執導的台灣電影《阿莉芙》、李駿碩導演執導的香港電影《翠絲》和陳立謙導演執導馬來西亞電影《迷失安狄》，三地在性別平權的進度上亦有較大的差異。三位導演都是當地的華人，以華人的角度出發，更深入分析和呈現每一個地方的民眾對跨性別的看法。本文通過分析電影敘事與電影語言如何帶出亞洲跨性別人士所需面對的困境和狀況，包括在宗教、家庭、職場等方面細看跨性別人士在不同階段所面對的困難。

封建禮教的束縛與女性意識 : 從《浮生六記》中的陳芸談起, Yiu Ma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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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中以女性意識的角度，闡發《浮生六記》裡陳芸的傳統女子形象、現代性表現及兩者的兼容性，藉此剖析傳統禮教對女性形象的束縛及現代女性意識1的覺醒。除前言以外，第二節「封建禮教下的女性角色」，主要論述傳統社會對不同女性角色的影響；第三節「個性解放的女性意識及推動因素」，寫陳芸女性意識覺醒的體現及推因素；第四節則以「女性意識萌發與封建社會的對立」為題，分析陳芸所處社會的限制，剖析封建禮教對女性意識的迫害。第五節為結語。全文最後歸結出《浮生六記》裡，陳芸在封建社會下確有女性覺醒的萌芽，雖難抵傳統教育與社會環境的侵蝕，也對女性實現自主獨立具有積極意義。

論「黛玉之死」的苦和悲劇美, Lim Long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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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為《紅樓夢》重要人物之一。小說中黛玉出自書香世家，生性聰敏，自小讀書識字，極具詩才。母親早逝，由外祖母接至賈府照顧，和表兄寶玉一同在賈府長大，展開悲劇的一生。《紅樓夢》為一部悲劇著作，以「情」為主題，寫大觀園一眾女子的故事，曹雪芹於小說中暗示「千紅一哭」、「萬豔同悲」，令主題統一，故作者安排黛玉一個「悲」的結局，在藝術手法上為合理的。黛玉因情轉世，亦因情而亡，作為小說中的悲劇人物，於情節安排以及主題發揮上，扮演重要角色。

黛玉最終的結局，因版本不一與「紅樓夢未完」之故，歷年來一直備受爭議。然而，各家之言，皆一致認為黛玉的生命，始於不幸，終於虛無，黛玉承受的痛苦多而深，於小說的悲劇美學上，存有很高的價值。本文以「黛玉之死」為題，首先綜合歷來各學者之說法和版本，選其最佳者作研究對象，繼而從情節和詩詞中，分析黛玉的身世、體質、性格、命運，以窺探其早夭的原因與死亡的痛苦。

論蘇偉貞女性眷村小說「封閉」的意義, Yee Lam T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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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第二代作家蘇偉貞在八零年代因作品多以男女情愛為主，被批評缺乏討論現實問題。筆者認為，蘇偉貞雖然表面上聚焦男女情慾的問題，但是其小說的核心關懷實爲探討第一代眷村女性在臺灣歷史中「失語」的困境，並藉此思考第二代女性放下歷史包袱、勇於走出「封閉」眷村的可能性。故本論文主張蘇偉貞從其眷村小說《有緣千里》開始探討眷村內部的女性議題，並在臺灣解嚴後出版的小說中《離開同方》正式為族群的女性發聲。

本論文以這兩部小說作為研究對象，首先討論蘇偉貞寫作時的「封閉」狀態，並延伸分析小說中兩代眷村女性所面臨的困境。第三章將藉分析兩代女性「封閉」的內心世界，探討第一代眷村女性在臺灣歷史中「失語」的困境以及第二代女性逃離的慾望。第四章則反思兩代眷村女性如何通過追尋自我，尋找走出這個「封閉」世界的意義。

從《宣驗記》論六朝佛家思想和文學價值, Ying Y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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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慶《宣驗記》是中國志怪小説之一，被魯迅評為釋氏輔教之書。中國人本身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響，佛教能立根中國，為中國人所認識，實有賴社會環境和佛教徒的努力，社會也漸漸出現信奉佛教的作家，他們創作小說時會加入佛教思想。另外，《宣驗記》中的佛教故事不但能宣揚佛家思想，對後世創作也帶來巨大影響。然而，現在大部分有關六朝志怪小說研究的學術文章主要分析小說中的佛家思想或其分類，但缺少全面的研究，如︰佛教發展興盛的原因和佛教故事帶來的影響。

故本論文先概述佛教在六朝的發展和原因。其次分析《宣驗記》小說故事內容與其佛家思想，進一步佛教在六朝社會傳播的情形、六朝社會狀況和民眾佛教信仰的情況。最後分析《宣驗記》中的佛教故事在宗教和文學上作出什麼貢獻。

論蘇軾櫽栝詞, Po Ma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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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是宋朝著名的文學家，他詩文了得，熟悉音律，但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提升詞的地位。除了豪放詞，蘇軾也有創立櫽栝詞體，並使櫽栝詞在日後成為獨立的詞體。然而作為櫽栝詞開山鼻祖的蘇軾，其櫽栝詞卻甚少被研究，且因定義問題，前人的研究頗有參差。本篇論文從蘇軾的九首櫽栝詞展開討論，組織前人研究並為櫽栝進行定義，隨後將蘇軾的櫽栝詞分為「與原文相近」、「略有增損」、「與原文不相近」及「沒有按照原文櫽栝」四類，從詞牌、音律及內容轉變探討它們與原文的藝術形式改變。因蘇軾的九首櫽栝詞中，有八首寫於謫居黃州的時期，所以能充分表露蘇軾於文學高峰時期曠達自適，不將功名利祿放入眼內，但在同時為自己的遭遇哀歎的矛盾心態。另外，蘇軾的櫽栝詞隱含了頗多哲學思想，且初步透露了蘇軾後期的「三教合一」思想。本篇論文最後探討後人對蘇軾櫽栝詞褒貶不一的評價，然而不少後人模仿蘇軾的櫽栝詞，甚至有只寫櫽栝詞的詞人，因此蘇軾的櫽栝詞對櫽栝詞體甚為重要。另外因大部分櫽栝詞寫於黃州時期，所以對研究蘇軾的黃州時期頗有幫助。從幾方面均可證明蘇軾的櫽栝詞有充分的研究價值，不可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