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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神、溺籍與歷險 : 論《聊齋誌異‧織成》, Yin Ping, Grace La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聊齋誌異》三會本卷----《織成》一文，述柳生在洞庭歷險。篇中出現洞庭水神、水將：柳毅、南將軍和毛將軍，鮮見於其他文獻，因而顯得珍貴。有關“溺籍”(溺水而死者)之載亦相當特别，有助了解遇溺及水鬼之謎。至於柳生因洞庭奇遇，娶神婢織成，並獲赠財富，便爲其下第，失意於科舉的欠缺，作出補償。

清代越南使節於中國廣東的文學活動 : 兼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進行補充, Yiyu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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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世紀，廣東與越南一直有很密切的文學交流，其中19世紀内奉派到北京難得途經廣東的燕行使，以及直接到廣東公幹的越南派員，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腳色。本文廣搜清代越南使節潘輝益、武輝瑨、段波、阮提、吳仁静、鄭懷德、李文馥、汝伯仕、范富庶、潘輝泳、范芝香、鄧輝躇、范慎逋、阮述等人在廣東（以廣州爲主，兼及佛山等地）與港澳地區活動的漢字文獻記録，以掌握這些越南使節們在廣東購書、刻書的經過，及其與諸多廣東文人的交往互動情況，藉以從“他者”的角度重現中越文學交流的若干真相，豐富嶺南文學發展史的内涵，並兼爲中越合作出版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進行補充。

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家與臺閣文風, Wenxin Chen, Xian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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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文學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永樂至宣德間臺閣文風的盛行。以朝廷爲主導的臺閣文風，如何成功地覆蓋了在野的、地方的、下層的廣泛社會文化場域？追溯其來龍去脈，地方儒學官是值得關注的群體。相較於明中後期學校的荒廢，明初是地方儒學發展的興盛期。地方儒學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作用顯著，永宣時代的臺閣要員就多有任教地方的仕宦經歷；經由考竅選拔、親族鄉誼等聯結因素，地方儒學官與臺閣要員往來密切，交流頻繁，大量酬赠詩序體現出受臺閣影響的旨趣和文風。臺閣體的長期風行，是廣泛的士人群體參與的結果，體現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文化整合。臺閣文風可視爲明初打破朝與野、地方與中央二元對立從而實現以皇權爲中心的政治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操誌。

《燕轅直指》的清朝觀, Hong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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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士人金景善出使清朝的時間是道光十二年(1832),他將此次入燕經歷撰成《燕轅直指》一書，是燕行録文獻中的一部佳善之作。他充分發揮這種紀行體裁在清朝認識上的功能，所顯現的對清觀察有其較爲深刻的歷史感與時代感。他咨訪和記録的清朝，雖參考融合了前輩燕行使者的見聞，但更直觀地反映了19世紀頭數十年政情民生相沿而來的社會諸相，值得與清朝中期史研究視野相參證。

《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新探, Jianguo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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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遊記》成書史研究中，研究者經常使用到朝鮮漢語會話書《朴通事諺解》所引資料，但是，對於該文獻的年代層次缺少必要的考證,並往往將其正文和注文所引《西遊記》混爲一書不加區分。本文利用中韓漢語史研究成果，論定《朴通事諺解》正文雖經詞彙和語法層面的修訂，然其所引《西遊記》仍可視作元代文本予以採信；其注文則源自朝鮮中宗十二年(明正德十 二年，1517)左右成書的《老朴集覽》，注文所引《西遊記》並非元代文本，而是一部明代早期的 “舊本”。論文進而分别對元本和舊本《西遊記》的文貌，進行了初步的探考，揭示它們與百回本之間的學術關係，指出百回本《西遊記》雖建立在一個相當成熟的舊本基礎上，但即便是對於相同的故事情節，它也作出了更爲細緻豐富和更具文學性的删改增飾，因此，並不能據此而質疑甚至否定百回本《西遊記》編訂者的藝術貢獻。

前言, Chunho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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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嶺南大學召開以“明清文學與文論”爲主題的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均屬學界資深專家，他們所發表的論文代表著古典文學研究的前沿態勢，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嶺南學報》編委會經討論，決定以專輯形式，刊登此次會議成果，以與海内外同道切磋分享。

本輯《嶺南學報》之編輯，大致根據會議之主旨，即“小説、戲曲及文化”以及“明清詩學、詞學及文化”，這樣兩個板塊來安排，既凸顯縱向的歷史脈絡，也呈現横向的域内與域外的聯繫。

論說"戲曲資料"之五種類型, Yung-Yi T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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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戲曲之艱難，不下於治經史。就其學程而言，經 史已逾兩千年，可資憑藉者甚富；戲曲不過百年，苑囿新開，花果未蕃。就其資料而言，經史基本上爲文獻，兼及考古文物；戲曲則文獻、文物之外，亦應顧及訪查與觀賞。觀賞用於對現存戲曲劇種表演藝術的評論，訪查用於對現存戲曲劇種及其表演者情況的認知，考古則通過文物了解古代戲曲，文獻則從記載中探索古代戲曲。可見研究戲曲，文獻、文物、調查、訪問、觀賞五種資料缺一不可。

明代 "古詩" 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 : 從宏觀角度的考察, J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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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明清時期“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逐漸得到學界注意。多數研究以出版業的興起爲時代背景，檢析一部或幾部重要選本的内容及其所體現的文學觀點。這些考證及研究則爲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可能與基礎。本文嘗試另闢蹊徑，以副文本(paratext)的閲讀爲中心，兼及文本，從宏觀層面勾勒有明一代“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以及這類書籍可能的流通與接受之宏觀趨勢。第一部分以筆者檢索書目所累計的條目爲基礎，對先唐詩文集在明代的編纂出版進行量化分析，從而進一步確認明代是先唐詩文集產生的高峰；随後三個部分各以不同的 副文本(paratext)要素爲討論中心：首先，以書名爲中心，對書名加以分組語義詞頻考察，探尋先唐詩類總集的命名策略與所呈現的編纂趨勢；其次，以序言爲中心，管窥總集編纂動機的變化； 然後，以書目爲中心，討論明代這類書的價格、目標讀者、閲讀體驗等。最後，本文將明代古詩總集的產生與發展分爲三個階段， 進而總結出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流通在不同時期的特點。

單音漢字與漢詩詩體之内聯性, Zhongqi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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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節對西方漢學界中盛行的漢字字形決定漢詩藝術的觀點提出質疑，後續六節則從分析漢字字音對漢詩藝術的影響入手，剥絲抽繭，一層層地尋繹漢詩詩體之内聯性。首先發現的是，漢字每個字的發音是單音節，而絶大多數字又是含有意義的詞或是能與其他字結合的語素，從而使漢詩發展出一種獨一無二的節奏。此節奏的特點是韻律節奏和意義節奏總體是合二爲一，但兩者之間又存有分離的張力。其次，我們又探察到漢詩節奏與句法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傳統句法而言，每種詩體獨特的節奏都決定該詩體組詞造句的主要語序以及可以有何種變動的可能。從現代語法學句法的角度來看，每種詩體獨特的節奏決定了該詩體可以承載何種主謂句式，在時空邏輯的框架呈現何種主客觀現象，同時又可以承載何種題評句，超越時空邏輯關係來並列意象和言語，藉以激發讀者的想象活動。最後，我們從句法演繹到章法、篇法，發現三者都是遵循同樣的組織原則。主謂句所遵循的是時空和因果相連的綫性組織原則，而此原則運用在章節和詩篇的層次之上，便構造出連貫一致的綫性章節和詩篇。同樣，題評句所遵循的是時空和因果斷裂的組織原則，而此原則運用在章節和詩篇的層次之上，便構造出各種不同的斷裂章節和詩篇結構。

需要强調的是，漢詩節奏、句法、結構之間的這種内聯不是靜止的關係，而是呈現不斷發展的動態。在近三千年的中國詩史中，爲了開拓新的詩境，詩人孜孜不倦地挖掘漢語自身演變（尤其是雙音化發展）所帶來的機會，借鑒不同的民間音樂曲調以及各類散文，不斷發展出音義皆流轉完美的新節奏，並創造出與之相應的新句式和新結構，爲新詩境的産生提供了所必須的語言空間。新節奏、句式、結構的同時産生通常標誌著一種新詩體的誕生。

早期五言詩中的聲調對立 : 三組詩歌作品的量化分析, Chenqing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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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聲調排列的觀察，一些研究者，包括王力和徐青等，提出漢末魏晉的詩人就曾有過在五言詩中創造聲調對立效果的嘗試。爲了評估這些觀點是否正確，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採用了量化分析的方法來對三組早期文人五言詩作品中的聲調對立進行分析。這三組作品分别爲《古詩十九首》，曹植的五言詩及謝靈運的五言詩。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將這些詩歌的資料置於豐富而具體的語言背景下進行分析詮釋。將這三組永明時期之前的詩歌中的聲調對立句的百分比與另外兩個比率進行了比較：其一，聲調對立五言句在同時期的散文文本中的百分比；其二，聲調對立在聲調隨機排列的情況下應出現的百分比。比較結果顯示，聲調對立是否存在於早期五言詩中的這一問題，並不能以簡單的“有”或“無”來進行作答。在這個歷史時期，聲調對立現象處於一個複雜的過渡階段。與其説它源於爲達到某種特定創作效果的有意識處理，不如將其看作是一種憑藉直覺所做的創作行爲。

從五古的敘述節奏看杜甫"詩中有文"的創變, Xiaoyin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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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初盛唐五言普遍受宋齊體調影響的背景下，解決了使中長篇五古恢復漢魏古調的問題，因而是唐代五古繼陳子昂之後的又一重大轉關。但杜甫並非簡單地從形式格調模擬漢魏，也不是像盛唐詩人那樣通過規避近體聲律來創作古詩，而是在追溯漢魏古詩創作原理的基礎上，從當代生活語言中提煉新的五古節奏。在化用漢魏式的比興、句法和章法的同時，他更注重學習漢魏古詩善於概括人情之常的特徵，並且深入發掘五古以單行散句敘述的潛力，加大連貫敘述的密度和句段節奏的緊湊感，探索了在詩歌中展開敘述的多種表現方式，從而形成了“詩中有文”的重要特色。且杜甫既使五言古詩本來便於敘述的特長在中長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又通過抒情節奏的主導嚴格把握了詩與文的基本界線。杜詩之所以能成爲“詩史”，五古的這一重要創變也爲其提供了體制的極大便利。

《詩經》疊音詞的語音象徵, Jonathan Smith, Zhihui 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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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詩經》（Book of Odes）———一部最早在兩千多年前以古代漢語吟誦的詩歌總集———的語音特性。《詩經》留給我們的只有文本形式，這些詩的許多表達功能注定是無法恢復的。然而，下面兩個原因卻給了我們一些希望。一是越來越精細的古代漢語語音———現代漢語語音的起源———重構。我所以能進行這項研究，完全是因爲在這個領域的學者的努力。二是基於語言學的一般原則：構成人類語言基礎的認知過程在歷史發展中是保持不變的。在這篇論文中，我認爲在古代漢語詞彙的特定範疇中是普遍存在語音象徵詞（sound symbolic）的：完全相同的重複，用現代漢語表達是“疊音詞”（duplicated-syllable words）。但這個説法只有建立在對現代語言聲義關係的平行觀察中才有意義。這種還有生命力的、能啟發讀者對古代漢語詩歌進行更精細地鑒賞的語音象徵就在我們身邊———包括現在還在使用的古代漢語詞彙。

論早期五言詩的節奏演變與美學示範, Zhenting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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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下三”作爲五言詩的典型節奏，是自明清以來的共識。但所謂“下三”結構並非不可再分的最小意義單位，五言詩據其内部變數仍可進一步細分爲：“二一二”式、“二二一”式及不可再分的“二三”式。它們在五言詩發展的各個階段互有消長，大致經歷了從“二一二”主導，轉向廣義的“二三”結構，最後“二二一”式興起，與早期的“二一二”間錯相用，成爲此後五言詩的主導節奏。這條五言詩的節奏演變軌迹表明：一方面，來自《詩經》、楚辭的較爲古拙的“二一二”式，是五言詩興起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漢魏五言古詩獨特藝術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五言詩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尋找到一種更具新變意味的構句方式，從而促使齊梁“二、五異聲”的聲律法則，向近體詩“二、四異聲”的節奏轉變。

論五言詩體的音步組合原理, Minli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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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詩體的生成與音樂有直接關係，五言詩也不例外。它是由一個對稱音步與一個非對稱音步組成的詩行，且對稱音步在前，非對稱音步在後。這是在四言體和楚辭體之後形成的一種新詩體，也是中國詩體發展形式上的一個飛躍。它興盛於漢代，以漢語詩體對音樂節奏的探索爲内在動力，又有賴於語言的發展。中國古典詩詞脱胎於音樂，因而特别重視詩歌的聲音節奏，對稱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由於漢語是一字一音的語言，理想的詩行需要保證有單音詞的靈活存在和自由組合的音樂條件，五言詩恰恰能够同時滿足這兩條要求。五言詩體的初起階段，詩人所關注的主要是音步的對稱和詩行的對稱，進而關注詞性的對稱和句法的對稱。其所以走向格律化，同樣是音樂節奏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漢語詩律起源 : 證自沈約詩案例研究, Hongmi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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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詩歌，對中國學術史而言，其意義不僅在於詩歌史，它在文學史、文化史、語言史諸方面之影響，也非其它詩體所能匹配。論永明體，自然要談沈約聲律論。但沈氏學説究竟爲何，其論與其作關係怎樣，學界至今少有服衆之論。坊間相當流行的説法，其實問題不少。在此僅舉其犖犖大端，略説一二。學界普遍認爲，沈約首創“四聲八病”，並將四聲分成平仄兩類，構成漢語近體詩平仄二元對立的聲律體系。梅維恒（Victor Mair）和梅祖麟（Tsu-lin Mei）則進一步主張，沈約是受梵詩格律影響而有“八病”之説、“平仄”之創。不過，讓人困惑的是，沈約及其他六朝詩人的創作實踐並不遵守這些規則。可見，漢語近體詩聲律的起源仍是一個不解之謎。本文就以下諸問題對沈約詩歌作一窮盡性研究，希冀解決這一謎團：（1） 詩律的本質；（2）漢語格律詩的聲律模式；（3）漢律梵源説證僞；（4）漢詩格律如何由六朝律嬗變至唐朝律。

聲成文，謂之音 : 倚聲填詞中的音律與聲律問題, Yidui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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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與天地萬物亦相連接。聲音的安樂與怨怒，爲治世與亂世的不同體現；天地萬物的種種音響，構成大自然的紋理（文理）。樂歌創造，文學語言與音樂語言的相互應合。倚聲填詞，既倚樂歌之聲，亦倚歌詞之聲。音律與聲律，各有所司，各盡其職，二者未能混淆。永明四聲的發現及運用，自沈約起。唇齒喉舌鼻與宫商角徵羽兩相對應，爲樂歌脱離音樂創造條件。倚聲填詞之所謂填者，自温庭筠起。逐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詞；以文詞的聲律追逐（應合）樂歌的音律，爲樂府歌詞創作脱離音樂創造條件。沈約與温庭筠，兩個標誌性的人物，兩個標誌性的階段，兩座里程碑。這是本文立論的大背景。準此，本文擬分别闡發以下三個問題：一、音律與聲律，兩個不同的概念；二、音律與聲律，近世詞界的一個盲點；三、音律與聲律，登上藝術殿堂的階梯。

北齊文人對齊梁詩的學習與改造, Xi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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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魏北齊時期文學之士，可按時間先後分爲兩個集團，即從東魏乃至北魏末年即開始創作的前期文學集團，和在北齊時交往密切，並於齊末同入文林館的後期文學集團。二者在成員、交游、唱和等方面頗有重合之處，但仍有着本質上的差别。從參與人員來説，前期文學集團以“北地三才”爲核心，而後期文學集團雖以祖珽、陽休之等政治地位較高者爲領袖，但真正的核心卻是盧思道、薛道衡、李德林以及顔之推等人。而從在文學史中所承擔的任務來説，前者主要是模仿、學習南朝詩體，後者則又分爲兩個階段：在北齊時，他們主要是通過與南方士人的交流溝通，將南北雙方的文學理論、詩風、音韻等方面相比較且各有取捨，初步建立了一套新的體系；在入周後，隨着創作題材的擴大和創作技巧的成熟，進一步鞏固這一體系，並終於在入隋之後，在理論方面和創作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直接開啟了初唐的詩歌變革。

駢文韻律與超時空語法 : 以《蕪城賦》爲例, Shengli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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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文”得名於文章排句之方式、“四六文”得名於造句之字數。漢魏以降，駢文儷偶便成爲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重要文體。理論上説，文學語言、文體形式均根植於該語言的語法機制。然而，爲什麽駢文句式要四六？四六的拼搭有何必然？四六之美何在？駢文離開“四”和“六”還是不是“駢文”？此類問題仍然有待回答，本文即探討這方面問題的一個嘗試。

中國詩文的聲音與意義, Zongqi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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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當是意義的回聲”（“The sound must seem an echo to the sense”）是18 世紀著名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説的名言。在討論西方詩歌的聲音時，人們往往會引用這句名言，證明聲音於詩歌藝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西方詩歌類似的是，在中國詩歌文化中，聲音也與意義密切相關，而且不僅是意義的回響，還往往自身就藴藏有意義。然而，在中國詩文的研究中，聲音的重要地位長久以來卻爲人們所忽視。爲了唤起研究者對中國詩文中聲音的重視，本學報邀請海内外的專家共同合作，按歷史時序深入探研聲音在不同詩文體式中的重要性，期望揭示聲音與意義的内在關係。所收録的十二篇文章都從各自不同而獨特的角度切入聲音的各個維度，探尋中國文學中的聲音議題，並試圖清楚地闡發中國詩文某一文體或多類文體中，聲音與意義的互聯、互動關係。爲此，本專輯以“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爲書名。

大同句律形成過程及與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變化之關係, Xiaoqin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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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體詩律形成的一個前提基礎，是五言詩單句的律化。但學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體詩聲律體系成立問題時，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詩句、聯間“粘對”規則的建立，對單句律化問題關注不够。即便有所涉及，亦多從齊梁時期甚至到漢魏時期的五言詩中找尋出符合後世近體詩律的律句，然後看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鑒於最近仍有學者在“執近體觀念以繩永明體”，本文遂在吸收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現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詩進行全面聲律分析和資料統計，又結合此一歷史時期相關詩律理論資料，對五言詩律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同句律的産生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考察，還指出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與語法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在五言詩單句發展過程中，音步類型的變化與各種句式本身的表現藝術特點也有較大的關係。

"古文"與聲音 : 兼及其與詩學的關聯, Yinch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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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之中，以文字爲主要媒介的文學，與聲音的關涉始終密切，這不僅表現在與音樂緊密相關的文學樣式上，表現在講究聲韻調諧之美的韻文裏面，即使散體的“古文”亦呈現此一特質。本文首先例舉古文學習和書寫中與聲音相關的若干事實，以爲全篇的導引；而後著重疏理、分析集古文傳統之大成的清代桐城派諸位古文大家，在習學前代古文和從事古文寫作等重要方面對於聲音的認識，可以見出聲音在桐城古文學裏面具有的關鍵地位；最後，推溯桐城古文家重視古文的聲音層面而形成前此所無的系統認識之緣由，從他們所持詩與古文一致的觀念入手，提出他們的詩學造詣對其古文聲音觀存在重要的影響，這由他們討論古文聲音的術語範疇與前代詩學所運用者有相承之迹，亦可獲得證明。

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 : 以劉向及《説苑》爲例, Kam Siu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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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劉向及《説苑》爲例，指出清人誇大師法、家法的作用，并以此作爲通則，凡認定某人治某《詩》，其著作所見《詩》文、《詩》説就歸入某《詩》，推而及之，祖輩治某《詩》，其子孫必定代代相傳。清人把這個認識用在三家《詩》分類上，使三家《詩》佚文遺説大量增加，且家數判然。然而清人强調師法、家法的同時，忘記了漢儒治學也有其别出心裁、博學多聞的特色，因此在判斷家數的時候往往有牽强附會的地方。我們今天重新檢視三家《詩》材料，當詳考其治學歷程，以其《詩》説比對同屬某家《詩》學者之《詩》説，辨明異同，始下判斷。即使二人同治某家《詩》，其引《詩》、説《詩》的文字亦容或有異，不必如清人般强求一致。本文同時提出今後完善三家《詩》分類方法時，應當注意古籍重文互見的現象，同時要善用新出土的以及緯書的材料。

現代學術中的喪服研究 : 以三部喪服學著作爲中心, Fei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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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服在中國傳統經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現代的學術框架中，我們往往不易給喪服研究一個明晰的定位。本文即試圖總結現有研究中的優秀成果，希望能够爲在現代學術框架中言説喪服有所助益。近些年漢語學界比較重要的喪服總體研究主要有丁淩華先生的《五服制度與傳統法律》（原名《中國喪服制度史》）、丁鼎（程奇立）先生的《〈儀禮·喪服〉考論》，以及林素英先生的《喪服制度的文化意義》。本文主要從喪服形制、喪服義例、理論詮釋三個方面全面對比了這三部著作。喪服形制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没有對具體形制的辨析，是很難有進一步的理論詮釋的。三位先生都非常系統地繼承了清人的重要成果，釐清了很多具體問題，因而在義例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一致性，都從親屬制度的角度理解喪服，也都從親親、尊尊的基本原則理解制禮方式。但在第三部分，三位學者出於不同的學科背景，有相當不同的現代理論工具，因而呈現出很大差異，分别從法律史、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的轉型，以及文化意義的角度理解喪服制度。作者認爲，這些努力都有非常大的意義，但要對喪服有更進一步的系統思考，需要整合所有這幾個方面，對以親親、尊尊爲基礎的禮法體系給出更全面系統的闡釋。

區大典《詩經講義》述評, Hung Ka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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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講義》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區大典在香港大學講授經學的課本。是文透過評述《詩經講義》，指出其特點有六：（一）引《詩》互證；（二）引古籍説《詩》；（三）明通假義、引申義；（四）釋山川名物，地理位置；（五）明同義詞、虚詞；（六）評價前人注疏。此外，亦可窺見區大典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傳授傳統學問的一鱗半爪。區氏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傳授傳統學問，其貢獻值得肯定。

"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 : 歐游前後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變動, Xiaohong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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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一生以1917年底爲界，大致可分爲從政與講學兩個時期。前期致力於政治活動，卻也不時興起“社會教育”之思，以報刊文字爲啓蒙利器，梁氏更關注的是國民常識教育。至1917年，其擬想中的教育對象已逐漸從中年人轉嚮青年學生，預示了日後施教場域由社會到學校的遷移。梁希望借助巡迴講演，發明“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後者在1918年“專爲青年修養而設”、分刊南北三家大報的“講壇”系列文章中，得到明確呈現。而其背後的深切關懷仍是社會政治改良。1920年歐游歸來後，梁啓超的講學路徑發生顯著變化，以“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并舉，分别倚重西方科學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學。梁啓超認定，經由西方研究方法整理和闡發的中國固有文化，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不僅能够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機，也實爲“培養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

疊詞訓釋與經籍句讀 : 楚竹書《周易》釋文辨正, Chi Keung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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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上海博物館自香港文物市場購得一批戰國竹簡，當中58枚，上書1806字，可與今本《周易》相對照。竹書圖版2003年刊布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并附整理者濮茅左所撰《考釋》，於文字訓詁、簡序排列多所發明。唯《周易》成書於二千餘年以前，其文句斷讀，異説頗多，孰是孰非，甚難論定。濮氏深於經學，所採斷句，泰半確當，然亦間有可議者。今謹就涉及疊詞訓釋之簡文，管窺蠡測，希於經文句讀之正，有小補焉。

申公臣靈王 (二) : "遇於枥隧", Wenqia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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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申公臣靈王》篇首句“[吾戈]於枥隧”之首字“[吾戈]”，多數學者釋爲“禦”，獨周鳳五釋爲“圉”。唯不論“禦”或“圉”，皆無“禦於”或“圉於”辭例。本文釋該字爲“晤”，即“遇”，二者聲義既通，又有“遇”辭例，故無滯礙；因而遂論“遇”字，以明其事本末云。

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續補, Chow Yiu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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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即於香港大學講授《春秋》、《左傳》。1998年6月，筆者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之邀，以“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爲題，作一演講，講稿其後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4年3月，筆者撰《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補》一文，宣讀於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之“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此文爲《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之續篇，以其篇幅過鉅，故分爲兩部分，上半採用原有題目，載於《嶺南學報》復刊第三輯，本文則爲續篇之續篇。内容包括（一）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説管窺、（二）“五情”之相關問題、（三）《高本漢左傳注釋》孔疏杜注異義考辨、（四）《左傳》新注小學補釋芻議、（五）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

重建歷史想象 : 周穎芳及其彈詞小説《精忠傳》考評, Yu Zh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從家國危機與女性意識關係的角度考察晚清女作家周穎芳所著長篇彈詞《精忠傳》。通過搜索有關資料、對彈詞文本的解讀及與其他岳飛叙事的比較，考證周穎芳生平及文本中的自我呈現。周以另闢空間的方式在文本中建構了一種對歷史的不同想象，包括從女性視角對岳飛故事的改寫和對傳統家庭角色的重新思考與願景。通過對周穎芳《精忠傳》的重現與解讀，文章重申了對於明清女性文學，尤其女作家創作的叙事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再認識、再探討的重要性。

《詩經·周頌》與《大武》重探 : 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參證, Pui Ling T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大武》樂章是先秦時期的樂舞組詩，歷史文獻稱之爲《大武》，又或簡稱作《武》。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發表《周大武樂章考》一文，根據《禮記·樂記》記載之《大武》“六成”提出“詩當有六篇”，包括《周頌》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及《般》，其意見雖然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視，但因分析角度及詮釋之異，後代仍有不少研究者提出異議，較爲重要者有高亨、張西堂、孫作雲、陰法魯、楊向奎等十數家。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於2012年12月出版，其中刊載有《周公之琴舞》一篇，竹簡凡17枚，記載周公及成王儆毖詩共十首，保留迄今所見最早及最全面的先秦樂舞記録，能爲過去有關《大武》的討論提供重要的參考材料。本文將借助先秦兩漢古籍與《周公之琴舞》相參證，對《大武》的相關問題作重新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