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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壞樂崩時代聖賢君子的堅持與抉擇, Kuo-Liang Yeh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西周末葉一直到漢初，自周初建立起來的禮樂文明逐漸崩壞，其間約七百餘年，國家社稷爲何没有全面瓦解？其後漢武帝提倡儒術，終使往後二千餘年的歷史持續受到禮樂文明的影響，成爲中華文化的特色。此一歷史過程，值得探討。

本文臚舉十六項西周末葉至春秋末年禮壞樂崩的事實，然後陳述當時明君、賢大夫以及儒者如何堅持理念及禮典，同時如何體察世變做出抉擇，展現正面的力量，因而使得國家社稷不致迅速土崩魚爛，進而説明反映上述理念的古禮書的性質與價值之所在。結論是：《儀禮》、《禮記》爲典範，而《春秋》及三《傳》爲正負面之教材，這使得漢武帝提倡儒術有所依據，中華之禮樂文明成爲可能。討論古代文化，捨此諸書，無法有所褒貶，而這是孔子及其後學的主要貢獻。

劉百閔的經學著述, Chun Hing Hu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劉百閔 (1898-1968) 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著名的經學家。他在1949年由廣州移居香港前，長期投身政界。1952年9月，被香港大學聘爲中文系講師，1956年被擢爲中文系高級講師。前後服務香港大學13年，於1965年6月榮休。在退休前一年開始專注於整理舊作，以“學不倦齋自刊書”的名義先後出版《經子肄言》、《易事理學序論》與《周易事理通義》三書。於1968年1月4日不幸因喘病遽然辭世。《孔門五論》是他生前最後一本親自定稿的“學不倦齋自刊書”，在他逝世三個月後被冠以“劉百閔遺著”之名出版面世。1970年3月出版的《經學通論》則是在未及親自定稿的情況下付梓的，也是最後一部“劉百閔遺著”。這五部經學著述都是他任教香港大學時的教學與研究成果。本文即擬探討此等著述的若干特色，藉以窺察當時香港經學教育的一二情狀。

唐文治先生《論語大義》義理體統探要, Kwok Kwong T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唐文治先生（１８６５—１９５４），是近代中國的經學大師與教育家，提出“讀經救國”，身體力行，信守不渝，其編纂的《十三經大義》，是經典教育的典範。自從退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主持無錫國專之後，親自講授《論語大義》，三易其稿而成定本。其中發揮“救民命、正人心”的兩大主題，以義理貫通全書，反本開新，意義無比重大，爲向來注家所未有。對於深入研究與理解《論語》與孔門義理，實在能够起極爲重要的推動作用。遺憾的是，這部極爲重要的２０ 世紀《論語》學著作，連同唐先生其他著作，俱面臨同樣的冷遇，至今綿綿若存，行將湮滅！令人痛心。繼絶起廢，乃學術的神聖責任。本文介紹及探討的《論語大義》，屬於唐先生具備真實見地與承先啓後的重要成果，却長期未得應有的重視，這一現象透露了當代經學盲點之巨大。因此儘量徵引文本，期望有裨於唐先生著述的流傳與經學的開拓。

皮錫瑞《詩》主諷諭説探論, Changlin Ca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旨在探討皮錫瑞之《詩》學主張。文章首先指出《詩經》學中主刺的傳統，不必待新的學術時代之來臨纔黯然失色，其實在以《毛詩》學爲主流的《詩經》論述裏，這樣的諷諭傳統，已被排斥在《詩經》學的解釋序列中，反倒是此一諷諭精神，保留在歷代詩歌著作中。其次，指出皮錫瑞依漢代文獻舉證《毛詩》學系統裏對《周南》、《召南》出以后妃教化之解釋，並非《詩》之本義。尤其從對《關雎》一詩性質的認定上進一步指出漢代官方的今文《詩》學立場對詩歌的性質與功能一直有清楚的認識，就是以《三百篇》當諫書。於《關雎》，則有臣子之主文譎諫，而無后妃之德風天下。再次，皮氏指出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雖托言男女，非實言男女。進而批評朱子的《詩》學態度有失偏頗，於《楚辭》之托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獨於《風》詩之托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最後，指出皮錫瑞認爲《詩》之主刺，並非怨刺之意，而是以温柔敦厚抒其情，委婉曲折以達之，所謂“托物爲諭，隱約其辭”，“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者。

編後記, Tzu Pin Hs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嶺南學報第三輯命名爲“經學的傳承與開拓”。此輯輯録十一篇論文，主題涵蓋“五經”，從諸多面向呈現經學的新成果。此等論文的結集出版，既見證着兩輩學人薪火相傳、潛心經學的研究成果，也足以見證中文系在推動經學發展上踏上了新臺階。

《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 Kuo-Liang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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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十七篇，包括十四種禮典，即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各一篇、喪禮三篇（士喪、既夕、喪服）、士虞禮一篇、士祭祖禮一篇（特牲饋食禮）、大夫祭祖禮二篇（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以上各禮典之遂行，均有其主要禮意欲表達，譬如“祭主敬，喪主哀”之類。此外，各禮典之諸多儀節在具體執行時亦有共通之基本禮意，筆者以爲可以歸納爲恭敬、肅靜、潔淨三項。通過此三項基本禮意之支撑，各禮典之主要禮意方能顯現。

讀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札記二則, Pang Fei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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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郵王念孫 (1744-1832) 、王引之 (1766-1834) 父子，爲清代樸學巨擘，學養深邃，其於典籍訓釋，論述嚴密，舉證精確，故結論往往一言九鼎，阮元 (1764-1849) 稱其“一字之證，博及萬卷”②，誠非謬讚。王氏之學，對後世影響十分深遠，然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經義述聞·爾雅》“業，叙也”及“揚，續也”兩則，檢其可議之處，略陳己見，以供斟酌。

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 從幾場論辯談起, So-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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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清乾嘉間幾場重要的學術辯論，觀察傳統學術的知識分化現象。主要説明兩點：一、清代的學術界已經出現各種專業知識獨立的聲音和努力，辭章、義理、考據之爭，表面是爭正統，實質是爭取獨立的知識地位。二、清代學術並非前人所言的考證學，而是因考證而産生了豐富的工具性知識，這些工具性知識在清儒的深入研究發展下，其後都成了專門之學。在觀察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大歷史議題下，重新審視清代學術，尤其在知識發展上的貢獻，將揭開清代學術思想史之研究的新一頁。

經學傳承 : 《書經》之中外詮釋, Yuen Chi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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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傳承，使文化延續而豐厚。承傳的工作，中國歷代從無間斷。《尚書·堯典》之成篇與《史記》的寫成，中間相隔約３００ 年。司馬遷迻録《堯典》，在文字上作出明顯的變换以適應其時的語言特質。這些轉换，説明典籍的傳承，所保留的未必是典籍的原本面貌，所有現存的典籍，最少在語言上都作出了很大程度的轉换。現代的西方漢學家，在《尚書》成篇之後二千多年，亦試圖藉文字的翻譯，將中國的古代文化傳播至西方。瑞典學者高本漢所寫的《書經注釋》，其中頗有誤解之處，説明東西文化差異的鴻溝，極難跨越。由此可見，經典的傳承工作，非常艱鉅，必須多方的不懈努力，纔不致失傳。

文化接受者的身份認同 : 朝鮮王朝文廟從祀的形成過程, Ming Tung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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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永平十五年（７２），明帝親臨曲阜祭孔，配以孔子七十二弟子從祀，開始了中國的文廟從祀制度，而鄰近的朝鮮半島自高麗王朝顯宗十一年（１０２０）奉入新羅儒生崔致遠從祀文廟，自此建立了中、韓賢儒並列從祀文廟的傳統。直至朝鮮高宗二十年（１８８３），從祀文廟的朝鮮賢儒共十八人，統稱“東國十八賢”。繼往開來，朝鮮王朝在遵照高麗王朝奉行中國文廟從祀制度的同時，就朝鮮先儒從祀文廟的標準，朝野上下俱經歷了長時間的議論，始由“文化傳播者功績”的考量，轉向以“東國傳道系譜”的確立，認同朝鮮賢儒的傳道者身份，作爲他們入廟從祀的準則。這個轉變反映了朝鮮儒者從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視角，漸次意識到他們也是文廟從祀的參與者，至在承襲和模仿中國道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東國道學”的意識，拓展出韓國本土儒學的根本意義，宣祖朝《國朝儒先録》的問世正是這種意識具體展現的實踐結果。

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補, Chow Yiu S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筆者由20 世紀70 年代開始，即於香港大學講授《春秋》、《左傳》。1998 年6 月，筆者應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之邀，以“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爲題，作一演講，講稿其後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①。本文爲其續篇，内容包括（一）論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時或求諸過深、（二）《春秋左傳讀叙録》之評價問題、（三）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窺、（四）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補識、（五）論《春秋》“五情”———兼論“五情”與詩學之關係。

論韓國《書》學文獻的文本狀態及其校勘原則, Zongwu Qia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韓國《尚書》學文獻是《書》學東傳的重要歷史資料，寫作時間大約從公元１４ 世紀到１９ 世紀，文本形態多爲寫本和抄本，由於年代久遠，水漬蟲蛀，或漫漶不清，兼之没有標點，正文注解字體大小無異，殆不可辨。韓國《尚書》學文獻多爲注疏體，大量徵引中國的經史子集。這些徵引部分不僅存在普通古籍的誤、脱、衍、倒、異等問題，而且書寫或抄寫率性，多爲行書，字跡潦草，難以辨别；引文隨意，體例混亂，校勘難度異於尋常。研究韓國《尚書》學文獻紛繁複雜的文本狀態，不僅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獻價值，還可爲傳統校勘學增加新的研究内容，並爲傳統文獻整理增加新的方法。

“孟子深於《易》”論, Hung K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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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岐《孟子題辭》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今觀《孟子》徵引《詩》、《書》者甚衆，然未見引《易》之例，學者或置疑孟子未嘗論《易》。查《孟子》一書闡發《易》理之處甚多，特未明言之矣。本文梳理《孟子》學説合乎《易》義者共二十例，所涉内容，包括義利之辨、與民同樂、“時”之觀念、仁者樂天、大勇、勿正勿忘、善與人同、正位與大道、性善説等，涵蓋孟子主要學説。此二十條，直接闡發《周易》正文者，有《豫》卦、《復》卦、《恒》卦、《大過》卦、《小畜》卦、《大畜》卦及《无妄》卦，其餘皆與《易傳》（包括《彖》、《象》、《文言》、《説卦》及《序卦》）之義相通。至於孟子是否闡發《易傳》之義，此中牽涉《易傳》、《孟子》寫作年代孰先孰後問題。本文參考近人李零、金景芳、李學勤之説，認爲《易傳》之成書，當在《孟子》之前，而《孟子》一書闡發《易傳》之可能性爲大。退一步而言，《易傳》縱或有後人因《孟子》學説而補入之言論，然二者闡發《周易》之義，亦理無二致。故焦循“孟子深於《易》”論，其説當可確立也。

釋“詩者天地之心”, Xingwu X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漢儒自董仲舒起，改造戰國以來道家等諸子學説中的“天心”、“天地之心”等觀念，强調宇宙的道德稟性，又以儒家經典配合陰陽五行推算天道，占測天心，言説災異，“六經”遂轉爲政治數術。故《齊詩》與《詩緯》創言“詩者天地之心”，賦予《詩三百》以宇宙意義，又以“四始”、“五際”、“六情”之説，依孟京《易》學之例，以《詩三百》爲律曆，占知《詩》中之“天心”，推測風俗性情。“天心”、“天地之心”漸而流爲兩漢以降政治、學術、宗教之話語，至劉勰《文心雕龍》，以“天地之心”爲“道心”，建構“文心”之觀念，於文學形上學理論貢獻至大。

《嶺南學報》復刊詞, Zongqi Ca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在20世紀學術史上，《嶺南學報》曾經寫下厚重一筆，迄今依然是學界共同的記憶。此刊於1929年創辦，1952年因嶺南大學解散而閉刊，其間登載了陳寅恪、吳宓、楊樹達、王力、容庚等學界泰斗的許多重要文章，成爲他們叱咤風雲，引領20世紀學術潮流的平臺。

進入21世紀之今日，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復辦《嶺南學報》，以求弘揚嶺大百年學術精神，延續嶺大文史研究之優勢，進而提升本校及本港的國學研究水準。復辦《嶺南學報》，我們雖然不敢奢望恢復昔日的輝煌，但將竭盡全力保證學術水準，力爭做到無愧於先輩。面對如此艱巨的任務，我們誠惶誠恐，做好了長期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

袁枚《隨園詩話》與清詩話寫作之轉型, Yin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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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詩話寫作在傳統的“辨句法，備古今，紀聖德，録異事，正訛誤”之外，更繼承王士禛《漁洋詩話》風流自賞的品格，更加露骨地自我吹噓和自我神化，同時更出於打秋風或報恩的動機而以之爲交際和牟利的手段，遂開清代中葉以後詩話寫作的市儈風氣。後來出現的許多詩話都顯示出，其取材和撰寫方式不同程度地受到《隨園詩話》的影響。

松崎慊堂與《縮刻唐石經》芻議, Yuca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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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崎慊堂是江户後期頗具代表性的考證派儒學者，雖然師承昌平學黌大學頭林述齋，修習作爲官學的朱子之學，並長期擔任藩教授，但在江户後期經學考據蔚成風尚的背景下，學術旨趣發生變化，以至成爲漢唐經注校勘之學的核心人物。松崎慊堂漢籍版本學造詣深厚，致仕後致力於漢籍翻刻校勘，而尤以《縮刻唐石經》貢獻卓著。此舉繼承中國儒經刻石傳統，以恢復唐石舊本、正定文字爲旨歸，在唐石經基礎上，廣採宋元槧及日本古本，校勘文字，辨析異體，其間既引述清儒考證成果，亦兼下己意，力求成爲可資信賴的定本。松崎慊堂《縮刻唐石經》不僅部帙宏巨，校勘精細，而且成書早於民國間張氏皕忍堂《景刊唐開成石經》近百年，雖然校訂經文不乏粗疏淺陋之處，亦未全面參校日本古本，但其草創價值仍不可小覷。

漢武帝時期的禮教 : 國家宗教神學之意識形態 : 董仲舒的禮教神學思想, Hong (Pu Hu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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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時期，董仲舒推進了先秦以來“禮”的各種功能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大肆闡發了其宗教神學觀念，建立了一套以天與人相互感應的神學理論體系，構成了治國安邦的基本國策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從理論上徹底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權、儒家倫常的父權和政治統治的皇權的三位一體化。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帶有濃密的神秘主義色彩，把先秦以來的原始鬼神崇拜、太極、陰陽、五行、神仙、方術等非儒家的因素，雜糅進了儒學之中，貫穿於社會的政治統治和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實現了大一統帝國的“禮教”神學化的思想整合。國家宗教神學體系的建立，其目的是完成儒家之“禮教”的宇宙化、社會化和道德化。其“禮”的宗教信仰内容不再單純地注重於社會人事的規定，而是更加突出了“超越宇宙”的神學意味。董仲舒“禮教”思想的可貴之處則在於，它將原爲社會上層集團專有的象徵權力和權威的“禮”，貫徹於民。“禮”的下移和普及，極大地突出了其宗教信仰和社會調節的功用，有效地避免了動輒使用酷吏的行爲；董仲舒還賦予了“禮”具有“溥愛”、“德仁”的獨特内涵和特點。

移風易俗與禮樂教化, Lin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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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對“風俗”二字，作歷史性的考辨，風俗既約定俗成，卻又是可以與時俱進的。就風俗而論，四夷之民性與中原的差異極大，而中原文化在當時具有先進性，故而，風化天下，幾乎成爲儒家的歷史使命。就春秋戰國時代而言，各地民衆或沾染不良風俗，於是學者就有文明拓展或衰退之憂患。其次，本文根據《史記》、《漢書》，考察兩漢移風易俗之實績，這是武帝大一統以來的政治表現；進而論及風俗之盛衰，乃繫於士大夫之表率；而禮樂教化則是移風易俗之核心，堪謂畫龍之點睛矣。

文學史研究的途徑與意義, Yuejin Li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我們爲什麽研究文學史？我們研究歷史的意義在哪裏？這是當前文學史研究的兩大困境。作爲文學屬性的文學史研究，應當具備基本文學要素：一是藝術感受，二是文獻積累，三是理論素養。歷史本身無法真實地被還原，進入歷史的唯一一條途徑是文獻學。而研究文學史的終極目的應該是對義理的研究，也就是一種回歸現實社會的人文關懷。

論南宋詞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空間邏輯”的文化意義, Shuen-Fu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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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南宋詞的評價，浙西兩學者的撰著，清早期的朱彝尊《詞綜》和晚清民國時期的王國維《人間詞話》，二者看法不同。後者揚北宋而抑南宋，直指詞至南宋，已不足觀；而前者卻不一筆抹煞南宋，對其成就、價值亦給予充分的估量。當代詞學，似乎以王氏《人間詞話》影響更巨，本文則顛覆王氏之説，較認同朱氏的觀點。意在宋文化發展面向上來體察北、南宋之際詞的發展嬗變，北宋蘇軾、周邦彦已有出色的詠物詞，而由於種種文化因緣，南宋詞人承襲前人，在詞中發明“物趣”。考索姜夔、史達祖與“物趣”之淵源，進而深入分析當時代表詞人以及宋遺民詞人的詞結構的改變，内含“空間邏輯”之新意，以及詞作特點，他們與北宋詞的直接抒情，顯然已有較大的差異。

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 Wai Yee L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明季女英雄是一個具彈性的象徵符號，代表異彩紛呈的議論、抒情和想像空間。歷史與文學如何交錯？滄桑巨變的經歷與記憶，為何藉女英雄想像為媒介？不同的歷史環境如何塑造歷史記憶？明季女英雄的壓抑與重構，如何應運而生？清末民初與抗戰期間述説明末女英雄，激勵人心，救亡圖存的目標極明顯。相對而言，明末清初的同題書寫複雜而多元。其中有記實的層面，即不願獨立特行的奇女子湮没無聞，亦有馳騁想像，純屬虚構的故事。然而無論虚實，均呈現晚明以來對此話題之特殊興趣。廣義而言，這主題也許可溯源於“好奇”的文學傳統，其中包涵追求解脱、投射理想、抒發憤懣，種種創作動機。間或緊扣時代，成為歷史判斷的關鍵，歷史記憶的依附。同時，世變與女詩人的英雄想像息息相關。明清之際女性文學主流之一是憂國傷時的詩詞。從戎靖亂的記憶或幻想，間或引發對性別定位的質疑，間或醖釀詩心之覺醒。書寫１９ 世紀離亂的女詩人，乃至晚清秋瑾，均屬於此一隱約的系譜。

"衣"之華夏美學, Xiaoming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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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象傳詩思，化美學爲美典，正是華夏美學之特色。“衣”是極富於中國思想的美典。其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即“二柄並用”。“衣”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衣冠文明是華夏文明心物融合發展之典型。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既是禮，又是樂。“衣”兼政治文明之秩序莊嚴、精英士人之風流文采，是禮樂治國、文人主持文明社會的經典意象；而歷代衣裳文明之雜用胡俗而不失本來民族地位，既是吾民族凝聚人心、守護尊嚴之身份認同，亦是吾民族以开关延敌而濯磨自强之精神特徵。而藝術與文學中極爲豐富的衣意象與衣感性，乃見出吾民族以藝事通天文、以藝事通情文之美感特色，從中可認知華夏文明區别於西方文藝之精神微至處。衣之華夏美學，十字打開，二柄相連，既是一套政治社會歷史之大美學，亦是人心微處的小美學。一衣一世界，可以退藏於密，可以放諸四海。

中國古代的聲律啓蒙讀物 : 《聲律發蒙》及其他, Jian Zh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國古代詩學、理論批評偏於形而上，而介紹作詩法（也即How to）類書籍則顯得形而下，故而爲當代研究者所忽視。實際上，後者在古代所起作用不容低估。本文關注聲律啓蒙讀物《聲律發蒙》一書，對其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考辨。首先明確其書作者是元人祝明，而《聲律發蒙解注》是明初王暹爲《聲律發蒙》而作。本文發現祝明原本《聲律發蒙》二卷本尚存，與題明唐居子編《對類正宗》、涂時相刊本《聲律發蒙》相對勘，可知其間流變情形。而潘瑛續祝明《聲律發蒙》，延續了祝明所開創的體例，在明清兩代影響甚廣。而聲律啓蒙讀物又與作對相結合，承襲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的思想，教導作詩者既掌握聲律，又具備作對的基本技巧和原則，遂令詩人輩出，其書功績不可抹煞。

讀李密《陳情表》小識, Chow Yiu S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注釋李密(582-619)《陳情表》之書甚夥，惟各書注釋，不盡相同，且多未能道出其解釋之根據。本文於《陳情表》及其注釋，詳稽博辨，指微抉奥，以就正於方家。

山谷行書和東坡草書《赤壁懷古》詞石刻的真僞及文獻價值, Zhaopeng W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１０８７）黄庭堅行書赤壁詞，自南宋以來，既有原書真迹傳世，也有石刻搨本流傳，傳承有序，源流清晰。今存山谷行書赤壁詞石刻及其搨本，雖然不一定是山谷手書的真迹，卻是可信的文本。東坡草書赤壁詞的傳藏經過，不如山谷行書赤壁詞那樣歷歷可考，只知明嘉靖以前已有石刻。與山谷行書赤壁詞互證，東坡草書赤壁詞的文本有可信度，即便字不一定是蘇軾所寫真迹，内容應是蘇軾所作。山谷和東坡所書兩種赤壁詞，是現存最早最接近東坡赤壁詞原作的文本，可據以校正諸本異文的正誤得失：其中“談笑間、强虜灰飛煙滅”應作“笑談間、檣櫓灰飛煙滅”，“强虜”是南宋人所改，藉以影射金人。

《古今樂録》的整理與考釋, Xi J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古今樂録》成書於南朝陳，是中古時期最爲重要的音樂著作之一。宋代以降，此書逐漸散佚，雖然有清人和今人的數個輯本，然其文本仍存在頗多需要辨明及完善之處。本文在對《古今樂録》進行重新輯佚和系統整理的基礎上，梳理該書的内容、體例、結構等宏觀問題，亦對其佚文的起止、正誤、疑僞等微觀問題進行探討，盡可能地恢復其本來面貌，從而揭示其在音樂史和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道咸經世派的"文儒"理想, Hong Ca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乾、嘉以來經世意識的潛流在道、咸之世匯成洪峰，由原有的自發湧動，獲得了清醒的理論自覺。在經世文章步入張揚旗幟的過程中，道咸經世派對“文儒”理想的期許與其新文道觀相呼應，顯示出變古開新的精神風尚。儘管文道互苞的論述模式經由中唐古文家的貢獻而定型，但道咸經世派倡導“道存乎實用”、“文之外無道”，重建了“文儒”理想的新維度。乾嘉漢學家對文章“經禮樂，綜人倫”等功能的祈向，也爲道咸經世派如包世臣等人確立“道附於事，而統於禮”的經世文道觀，提供了某種框架性的支持。“文儒”理想的近代轉型是思想與審美的雙重成果。

庶民經學到天朝正學 : 以溪百年《經典餘師·四書》爲考察核心, Peiyi J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以《經典餘師》爲研究對象，檢討其著書體例、注經方法，與其所詮釋之思想内容，同時闡明溪百年編注《經典餘師》之目的，以及其學術思想立場與文化政治主張。本文的分析、討論僅侷限在“四書之部”，主要又聚焦於《論語》。《經典餘師》之解經方法，一言以蔽之，主要是以“和文語脈”取代“漢文語脈”。其注解《四書》雖主朱子，但卻非完全依據朱注。又因其著書乃爲偏鄉庶民，故其完全以和文語脈注解，甚至連基本之語彙亦附以解釋，經義解釋幅度因而獲得相當程度的擴展。而爲庶民學習經書所編注的《經典餘師》，目的雖爲僻邑寒鄉之民提供獨學自習儒典之機會，但書中所詮釋、宣導的義理思想，主要在尊崇日本萬世一系之皇統，主張忠孝一本、大義名分與日本優於中華。主張爲學博採諸學以爲天朝正學之輔助，强調文武合一、日用經濟之學。綜言之，屬於朱子學系統的溪百年，其《經典餘師》在注解《四書》時，雖以《四書章句集注》爲底本，但爲學目的則在江户古學派最爲重視之人倫經濟日用，文化價值取向卻又是水户學的護翼皇統，追求的是人情義理與忠孝不二的實踐。《經典餘師》堪稱在解經方法與義理詮釋上，皆完成了“漢文”／ “中國”的去脈絡化，進而完成了“和文”／ “日本”的再脈絡化。

論劉向、劉歆和《漢書》之關係, Chunhong W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认爲，讀《漢書》，當以《楚元王傳》爲綱，並且以《五行志》等爲輔佐，來觀其書之結構和用心，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今本《漢書》有兩個關注點，除了朝政之外，還有楚元王一系之遭際。劉向活躍於宣、元、成帝三朝政壇，他與他的父親劉德經歷了前漢武帝身後的重大政治鬥爭。然而，劉德、劉向和劉歆亦並非純然從儒家道統出發，來爲民請命、仗義執言。他們主要代表劉氏宗親一系政治和經濟利益，所以劉氏不遺餘力地對外戚口誅筆伐。此從某種程度上看，實際上是劉氏諸侯和皇帝外戚利益較量，總劉向一生，堪稱劉氏宗親利益的代言人，當然更是自家利益捍衛者，其言行無不與此種身份立場相關聯。故而，《漢書》並非成於一人一時之手。今本署名班固著《漢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作一部圍繞楚元王家族（尤其是以劉德、劉向、劉歆一支）之前漢遭際爲中心，所生發、結撰的政治載記，班氏父子共同依照劉向、劉歆藍本來結撰《漢書》，其中緣由遠比“盜竊父史”來得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