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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誕的“錢奴”世界 : 《常言道》, Yin Ping, Grace La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常言道》藉小人國、大人國，這些虛構異域，來表達諷剌。書中所描寫的人物， 如錢士命、施利仁、化僧、妒斌、軒格蜡娘娘等人，他們溺於物質欲求，表現滑稽、荒 謬及可笑。另一方面，金錢、財富的追求，亦揭示自私、貪狠而殘酷的醜陋人生。滑稽 與恐怖交織成怪誕的不協調（incongruity)，而怪誕的手法，亦有助帶出強烈的諷剌效果。 《常言道》這本小說，可被視為怪誕諷剌的作品。

從《紅高粱》試論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問題, Y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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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事業蓬勃發展，令電影故事題材的發掘亦顯得十分重要。小說作品一直是電影故事題材的主要來源之一，不少的小說家同時也是電影編劇家。當我們把小說搬上銀幕，以電影的形式去表現，卻發現這原來是個相當微妙而又可以廣為討論的問題。小說作品改編成電影故事，固然可以豐當電影故事的題材，也可藉原著小說的知名度，為電影的宣傳增強效果。一部不為人熟悉的小說作品，亦能因為改編成電影故事，而更使人注意。當然，這要取決於電影改編的成功與否。小說和電影，通過改編使二者存在彼此帶動的關係，它們儘管是不同的媒體，其表達的方式也各有各的特性，但二者的聯繫又似乎是分不開的。

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獲得國際一級影展(柏林)首獎的影片，《紅高梁》也是一部改編自小說的作品。莫言的《紅高梁》和《高梁酒》，劉恆的《伏義伏羲》，蘇童的《妻妾成群》，陳源斌的《萬家訴訟》，余華的《活著》等等，這些小說作品都被張藝謀改成電影，而且獲得了成功。可以這樣說，張藝謀的電影的成功，是離不開小說的。本論文將以《紅高梁》這部電影為文本，試論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問題。

觀察、分析、批評–論九十年代香港電視綜合性節目的素質, Lishan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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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大眾媒介就是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還重要。」― Robert L. Shayon : Open to Criticism¹

傳統的電視批評理論，多只簡化為「傳輸者」對「接收者」的行為及態度影響的單向測量。這不但忽略了電視這個大眾傳播媒介與整體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複雜牽引關係，而節目文本的特質亦未被關注。現代的電視評論，如中國的電視批評理論，其所主張的是「入乎其內，山乎其外」，² 即將感性主觀的層次昇華到理性認知的研究。而西方的電視評論，乃在於研究節目製作的製碼人 (producer)、節目正文 (text)、社會媒介 (mass media)及觀眾(audience)之間的緊密互動關係。³ 這種研究可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媒介的評論、製作人的回應及觀眾以各自不同的詮釋意義，來建構自身的文化。這正是本論文研究的主旨，即暸解並體驗這種互動民主式的電視文化評論。本文雖不可能完全復製出一般大眾的觀視經驗，但盼望能為大眾提供一副可供「閱讀」文化本身的眼鏡，使有助於暸解電視的研究取向，以待我們日後再作進一步的探索及驗證。

小說《青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 Kwok Ming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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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故事，家傳戶曉。這個浪漫淒美的傳奇故事，以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流傳下來，一直為人們所歌頌。這個古老的傳說源遠流長，自宋、元以來流傳不衰，並衍生各類的民間故事。¹ 有說其淵源可追溯自唐，² 或見於宋代的話本，其實有關白蛇故事的最重要記載，應是明馮夢龍(1574-1646) 的《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卷，之後陸續有不同版本的話本、小說、彈詞、京劇、講唱等出現。無論白蛇故事是以何種形式出現，故事的情節總離不開遊湖借傘，訂親贈銀、發配蘇州、戲弄道士、瑰服招禍、發配鎮江、水漫金山、法海收妖、被鎮雷峰等基本骨榦。

人們慣於將焦點放在幾個方面：1. 稱讚白娘子對愛情的執著、熱情、專一、堅持和爭取的精神；2. 認為許仙寡情薄倖、怯弱畏縮；3. 怪法海身為佛門高僧，不但沒慈悲為懷的善心，倒反要拆散許白二人的姻緣。往往被忽略了的，是一直對白娘子忠心耿耿，為許白二人盡力盡心的青蛇。其實在整個白蛇故事裏，青蛇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若沒有她，可能整個白蛇故事都要改寫。

第一次看李碧華所寫的小說《青蛇》，挺佩服作者的獨特創見，嘗試以小青的角度，重看整個白蛇故事。既能保留一般白蛇故事的情節，但又能以一個嶄新的角度去側寫詐白二人的感情。從前，青蛇一直是許白二人的侍俾、紅娘、朋友，而在李碧箏的筆下，小青終被釋放出來，成為一個突出獨立而性格鮮明的角色。這讓人發現到，小青一角其實同樣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後來《青蛇》改編成電影，在李碧華任編劇的情況下，大刀闊斧的將故事情節刪減，加重了小青在故事裏的重要性，亦著墨於她的性格描寫，為這角色賦予了生命。本論文並不妄想能為小青平反或確定些甚麼，只嘗試對這角色加以發掘及研究。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因為李氏的《青蛇》及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坊間流行小說，在短短幾年間，並沒有太多關於此本小說的分析或研究資料，故在資料搜集上有一定的困難。而前人對白蛇故事加以研究時，亦偏重在白素貞、許仙、甚至法海身上，有關小青的研究實在不多，尤其是關於性格及心理描寫的文章，就更是乏善足陳。

本論文共分五個部分，首先是追溯一些關於白蛇故事的原始素材及重要素材；然後是交代李碧華筆下的白蛇故事；第三部分將集中探究小青的身份及替這角色加以定位；從而進一步分析這個角色的性格；最後更會就《青蛇》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小青一角性格上的分野作進一步研究。

文學中的男越女界：試論《品花寶鑑》、〈第二的母親〉及《雙身》中的性別換, Chuand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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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性別刻板化與角色》一書指出：「性是生物學上的語彙，依性器官與基因而定，性別是心理學上與文化上的語彙，是個人對男性化與女性化的一種主觀感受〔性別認同〕。」又說：「每一種文化會對男性與女性這兩個名詞加以屬於該文化的意義，對每一類性別應該如何表現 (即性別角色) 有一連串期待。」¹ 性別向來彷彿有其本質，張小虹《性別越界》:「從文學藝術的呈現機制到社會文化的運作方法，二元對立的性別系統向來根深柢固。」² 男孩不能女性化，女孩也不得男性化，任何越界嘗試都會招到社會排斥，男性及女性的行為均受到性別的嚴密控制。但是西蒙波娃的名言是：「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社會造成的。」³ 性別是人所建構的，女性氣質乃是文化的產物，根本沒有所謂女性氣質，所謂女人只不過每天去假扮女子而已。是以任何模仿、易服、扮裝成與自身性別相反的行為，都具體衝擊了父權社會性別本質的神話，閃為性別倒錯提供了另類想象的可能。易服研究(Majorie Garber)就指出：「易服的文化意義，正是衝擊一切二元對立，矛頭不單指向女vs男，還有直vs基，性別vs性。易服同志(易服)正是(顛覆二元對立)這種(激進)意義下的第三者。」⁴ 古往今來，不分中外，都有以男扮女，女扮男，甚至以男變女，女變男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此篇論文試圖比較三部小說，明清陳森的《品花寶鑑》、五四後巴金的〈第二的母親〉及九十年代香港作家董啟章的〈雙身〉，細看文學中「由男作女」題材的變化及發展，最後觀察這些小說跟「女越男界」作品之間的差主是，再試圖理山一個脈絡。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與清談之關係, Kwong Ki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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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大紛亂時代，然而其間的文學發展，卻是空前發達。三曹、建安七子的樂府，阮籍、嵇康的詠懷詩，陶潛、謝靈運的山水田園詩，陸機、潘岳的文賦，庾信的駢驪及劉勰、鍾嶸等之文學評論，均在那個時空裏大放異彩。然而，"志怪"、"志人" 小說在那時代，又似乎不為士大夫所重視。 "小說" 向有微不足道之惑，莊子謂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 ¹ 故此，志怪小說鮮有貴族知識份子的作品，其文人之作，大抵敘述地理、誇示博物為主，如《博物志》、《神異經》、《漢武洞冥言》、《海內十洲記》等，即由《山海經》發展演變而來。其教徒作品，則以記錄鬼神靈怪為圭，如《搜神宮》、《搜神後記》、《異苑》、《幽明錄》等，大都受《穆天子傳》之啟發。

誠然，魏晉小說一向被視為中國小說雛型之源流，它們大抵是粗陳梗概，鮮有長篇大論者，然 "志怪"有豐富的想象、鮮明的形象及較完整的情節刻劃，都為日後 "有意為小說" 的唐人傳奇奠下良好的根基。梁啟超說："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 ² 志怪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理應佔一席位。

劉勰言："時運大移，質文代變。......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 歌謠文理，與世推移。" ³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背景的轉移，造就了不同的社會風尚。 "清談" 是當時貴族知識份子最普及的一種社交活動，而這一種風氣，又如何影響下層文人、教徒所作的志怪小說?本論文將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嘗試揭開志怪荒誕滑稽的面紗，展示出魏晉時人的風神面貌。

從權力與情慾鬥爭看潘金蓮的變態心理, Ho Yan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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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都有人考究《金瓶梅》這本小說，例如考究它的版本、成書年代等；但是最為人議論的莫過於書中的性慾描寫。因此，一談到性便使人聯想到《金瓶 梅》。 雖然文中有些性慾描寫史使人 "慘不忍睹" 但是性是人類生理上正常的需要，所謂 "食、色，性也。" 只是宋明理學 "存天理，滅人慾" 的觀念影響了我們對這本小說的看法。其實《金瓶梅》在其他方面也有它的意義，例如它反映了明代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富貴人家的生活、佛教、道教對人們的影 響、商人的形象等。在藝術方面亦有它的價值，例如人物描寫鮮明、生活的描寫細膩和真實、文中的詞曲優美等。可是人們的著眼點只在它的性描寫， 因此忽略了其他值得談論的地方。女主角潘金蓮，更是從古到今受人非議的人物，與那些 "三從四德" 堅守貞潔的婦女比較，她的行為真是十分矚目。但其實她的所作所為是受到家庭和社會環境影響，使她感到自卑、焦慮和失去安全感。所以她在西門家常生事故，搬弄是非。一方面是自衛 (self defense)，一方面是引起西門慶的注意，希望他尊愛、關懷自己，因為這樣才使她感到安全、消除她的自卑感和焦慮情緒。正如荷妮(Karen Horney)說：

卻彷彿是他們的存在，幸福及安全，都有賴於受人歡迎似的。

此外她的行為就是對抗這個道德的社會，希望突破父權的約束。

除了潘金蓮外，故事中其他人物都有他(她)獨特的心理和性格，所以無論我們從甚麼角度、方法去看《金瓶梅》也可以在這塊肥泛的土地裏發掘到它的意義。

從古到今，大部分論者都認為潘金蓮是萬惡淫為首的代表人物。對於她殺死親夫式大，改嫁西門慶，並自願被他虐待，又經常勾搭男人的放蕩行為，甚是噁心。但是，我們只是罵她不守婦道、傷風敗德，我們又是否了解她的內心世界?明白她是基於甚麼心理有這些異常的行為呢?其實一個人的異常行為和心理，與他身處的環境有 很大的關係。同樣，潘金蓮的不平衡心理和不正常的行為，都與她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環境有關。正如張竹坡說：

今看其一腔機詐，喪廉寡恥，若云本自天生，則良心為不可必，而性善為不可據也。吾知其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涅蕩也。(二十三回評2)

可見環境對潘金蓮影響之大。

在小說裏，潘金蓮自出娘胎使標誌她在這個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的次等身份。由出生至嫁入西門家，她都沒有人身自由。壓逼的生活，使她感到自卑和缺乏安全感，形成她焦慮的情緒。因此引起了她要出人頭地的念頭，只有出人頭地，她才能重建自己的人格尊嚴，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及增加安全感。潘金蓮爭權、爭利、爭寵、爭愛就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但是，這種鬥爭生活，卻影響了她的心理，也導致她行為失常。

這篇文章裏的主題是希望透過她的遭遇、身份和身處的環境去了解她的變態心理和她種種行為的動機，並希望能為讀者提供微薄的見解和一個新角度去了解潘金蓮，而不是片面去評價她。

此外，我會從權力和情慾兩方面，以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女性主義及心理學四個理論，去探討和分析潘金蓮的受虐被虐心理、補償和報復心理及變態的嫉妒心理。

女性主義文學論 : 蕭紅作品研究, Wing Su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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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1911-1942)生於東北呼蘭城中的地主家庭，年幼的她，已飽受冷漠的對待，家中各人對她並不友善，父親對她更是殘暴，遏止其戀愛的自由，終於導致她和家庭決裂，出走私奔。在她生命中，每次的戀愛皆不如意，亦受到很大的壓力和痛苦。她為追求自由戀愛而出走，結果是換來獨自面對懷孕、無處棲身的悲哀。及後與蕭軍的一段婚姻，也受盡他的打罵而弄致分手收場。這些愛情的創傷，使蕭紅對男性和當時社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三十年代的中國，隨著不少女性作家的湧況，她們均描寫父權社會下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出生在哈爾濱的蕭紅，在純樸的環境中成長，培養樸實的筆法，加上其命運的坎河、戀愛希望的幻滅，還有飽受男性及社會之壓迫，都給予她源源不絕的寫作靈感。蕭紅的經歷使她的作品風格有別一般女性作家；在其眾多作品中，有大量描寫女性受壓迫的題材，如《生死場》、《呼蘭河傳》、《玉阿嫂的死》等，當中大部分的故事均以女性為主人公，講述農村婦女所受的逼迫，而且蕭紅亦將自身遭遇投射於故事的女角中，如《生死場》中金枝未婚懷孕正是作者的寫照。另外，除了描寫女性的壓迫外，蕭紅亦於小說中創作具反抗意味的角色，如《小城三月》、《看風箏》、《生死場》等篇，其中翠姨對戀愛的追求、農婦對壓迫的反抗，均表現小說強烈的女權意識。故本論文將採用英國女性主義的壓迫觀點，配合小說中女角的不同遭遇和反抗，作者於寫作上的語言運用等詳加分析，在蕭紅作品中找尋一條結構的脈絡。

從李漁的戲劇理論看《風箏誤》, Jiehu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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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的劇作，因他的不良性格而遭後人非議，以致文學史家也不為他立傅，在一些較詳細的戲曲史上亦只渺渺數頁，直到近人吳梅才得到肯定。反之在日本和歐洲，李漁的文學地位，早就得到很高的評價。一八九七年，日本學者笹川種郎(Sasagawa Taneo)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Shina Shosetsu gikyoku shoshi)一書裡，將李漁與曹雪芹(1719-1764)、金聖嘆(1610?-1661)及孔尚任(1648-1718)並稱，同年更完成李漁的生平研究¹。可見笠翁的文學地位，確是與眾不同的。

近數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均重新評價李漁，如吳梅、朱東潤、黃麗貞、杜書瀛、孫楷第、許金榜及胡天成等；日人除上述的笹川種郎外，還有目加田誠(Mekada Makoto)、松田靜枝(Matsuda Shizue)等；美國就有韓南(Patrick Hanan)；德國就有馬漢茂(Helmut Martin)，可見研究之盛。

在眾多研究文獻裡，大多以他的生平、小說、戲曲及評論作總體分析，鮮見對某一傳奇或小說作深入探討。有見及此，本文就以《風箏誤》傳奇為例，探討它與其戲曲理論《間情偶寄》〈詞曲部〉及〈演習部〉的一致性。

本文共分以下幾個部份：分析前人對李漁的評價、分析《風箏誤》與劇論的一致性、探討《風箏誤》的喜劇元素、說明《風箏誤》的缺點及笠翁重視喜劇的原因。

戀愛幻影 : 論《帶我去吧 ，月光》, Sau Li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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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1956- )為台灣當代女作家、編劇家，早已享負盛名。《世紀末的華麗》¹ 短篇小說集是其寫作風格之轉折點，長篇小說《荒人手記》(1994)則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首獎。

《世紀末的華麗》於1990年出版，包括七個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帶我去吧，月光〉故事頗有趣味，主角的幻想亦耐人尋味。故事講述主角佳瑋的戀愛故事。她的男朋友李平，為人忠厚，對她百般遷就。後來，她遇上來自香港的夏杰甫。他是商界精英，善交際，對感情不專一。佳瑋愛上了他，並開始畫JJ與美美的漫畫，分別代表夏和自己，她便沉溺在這個幻想世界裏。後來，她到香港尋找夏，卻發現他對她並不是認真的。

《世紀末的華麗》備受注目，被認為寫出了時代的蒼涼，反照了台灣的歷史背景。詹宏志形容它是 “一種老去的聲音”，² 他說：“朱天文筆下的 ‘成長’ ，如何竟都變換一副蒼涼沙啞的聲調；這一系列的小說，如何竟都包括一位滄桑於心的人，獨自在那裏，傾聽自己體內卡兹鈣化老去的聲音。” ³ 簡括而言，今昔對比、年華不再是此書的基調，但是，獨立篇章總還有別的東西，如〈帶我去吧，月光〉衷的佳瑋，只用 “緬懷昔日” 來涵蓋其意義就不能細察她的行為。

王德成認為“這位小姐生猛的激情，真是如此 ‘天真無邪近乎無恥’。相對於她母親四十年舊情綿綿，孰輕孰重，反倒難下論斷。” ⁴ 又說 “朱天文以小兒女式的筆調起始，卻終於述說一個恩情不再，回憶蕩然的故事。” ⁵ 他以情之輕重去看故事的人物和時代。

張誦聖亦以台灣政治背景為立足點 “女主角陪母親到了香港卻不願再陪她到大陸去探親。中國即已變成了具體的現實， ‘中國情結’ 所賴以維繫的想像基礎也因之瓦解，換句話說，中國再也不是一個可供懷舊遐想的 ‘從前’。⁶ 無疑小說充滿緬懷昔日之情，政治的隱義也昭然若揭。

不過，如果能撇開政治、歷史的層面，而轉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剖析人物，就更能了解故事的細節，而不至於忽略了人物的思想，或無從解釋主角幻想世界的含意。運用心理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作品主題和象徵意義，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

本篇論文將依據水仙子的神話，運用心理分析來解構人物。論文以兩個方向來論述：首先，將故事人物和神話人物作一對照，李平就是厄科(Echo)，佳瑋是水仙子(Narcissus)，夏杰甫就是倒影，美茵就彷似小丑與水仙子性格相反；第二個方向，分析主角的性格特徵，是與水仙子吻合，從而證明主角的戀愛其實是虛幻的，她只在自己的世界裏，戀上了自己的倒影，因為在自戀的世界裏，真愛是不存在的。

專欄小品與香港報業文化的關係, Lu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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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身於科技資訊氾濫的所謂 "後現代"、"後殖民" 時期，香港人的生活無不被流行文化所包圍。然而，我們對流行文化的認識有多少?它的價值又是否足以引領我們向進步的道路邁進?這是很多現代文化人的困惑。香港無論在地理或文化上，都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位置。香港的專欄文學也一直徘徊於文學神聖莊嚴的殿堂內外，越趕不前，其地位備受爭議。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檢討香港報章專欄小品的定位問題。在檢討的過程中，有需要將專欄小品的文化價值聯繫到香港文化的獨特背景，作更宏觀的研究。此外，也會嘗試利用統計的方法，來歸納本港專欄文化的現狀和困境。在綜合分析的時候，本可以發現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如專欄版面的變動性及受政治勢力影響的傾向性，也進一步暸解到香港報章專欄文化的復雜性和多元性。論文的最後部分，將嘗試運用 "後現代主義" 和法蘭克福學派的 "文化工業" 的角度，評價本港的專欄文化的內容題材及形式態度，希望能喚起更多人對本港文化尤其是報章專欄文化的注意和尊重。以下首先從後迫民主義的角度，闡述香港的歷史和文化的困境，如何造就香港報章專欄文化的興起。

文字的敏感與敏感的文字, Qiao Dong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論文叢刊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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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 Xiaohong Xia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論文叢刊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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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渾〉試解 : 兼論《二十四詩品》的主旨, Ping Leung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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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現實‧動機形成：《邊城》的敘事技巧, Tak Kam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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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允，信也；允，佞也” : 一個“反訓”例子的檢討, Pang Fei Kwok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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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迷失與認同 : 也斯小說的一種讀法, Pok Wong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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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與審視 : 談"衣食散文", Wai Ying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衣食是日常生活的事物；文章涉及衣食，或以衣食作為寫作的主要題材，先就與日常拉上關係。寫作散文（尤其是小品文），下筆更不妨隨意，夾入遐想及常談瑣碎，採用“閒適筆調”。以衣食這些日常事物為寫作對象的作品，數量不在少數，反映作者對這種題材的喜好，而且多用小品筆調，顯見這等題材與創作之間，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文心雕龍‧風骨篇》“索莫乏氣”解故, Wing Chiu W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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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劇中譯的藝術與科學 : 蕭著 Pygmalion 中譯個案研究, Zhengrong Li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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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爸》與《小鮑莊》, Zidong X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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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啟示 : 李公佐 :《南柯太守傳》, Yin Ping, Grace La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南柯太守傳〉是個借夢境展示人生無常“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的諷刺寓言，淳于棼從夢中出發、經歷考驗，深深體驗人生之盛衰、順逆、變遷之無常，回歸現實世界時，因而能夠了悟人生倏忽及名利虛誕的道理，完成啟悟歷程，而夢境中所展現的螞蟻世界，與真實人生並列，收到低眨效果，從而令主角捨棄意志(Will) “棲心道門，棄絕酒色”，淳于棼的夢可被視為預示性之夢(prospective dream)。

第四期- 序, Ping Leung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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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感覺‧擅用象徵, Tak Kam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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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序, Ping Leung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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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和《白鹿原》的神話運用, Pok Wong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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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仲則寓京期間感遇詩之研究, Ruimi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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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文風大盛。不論詩詞歌賦，抑是經史樸學，無不興盛。及至康、乾二朝，大家漸出。其中尤以詩壇之中名家輩出，然而清代的詩人，往往受唐宋名家所迷，困於前代詩人的範曙中，劉大杰曾謂： "清代詩人，喜言宗派" 。^[1] 清代詩派，大要言之，有尊唐及宗宋二派主流，而其中，尤以四家詩說影響至鉅。所謂四家詩說是指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及翁方綱的肌理說。在此四家詩說之下，康乾詩人，鮮有不受影響。而芸芸詩人中，黃景仁可說是少數能獨樹一幟的詩人。

今觀其詩作，既沒有神韻說的空洞，又沒有格調說的泥古不化，亦沒有肌種說的堆集煩瑣。可以說，他的詩歌，較近於袁枚的性重說，此或因黃袁二人為忘年之交，彼此有詩文來往，稱頌對方，故受到性靈說所黨陶的緣故。^[2] 惟其詩雖近袁子才的性靈說， 但卻沒有半點袁詩通俗淺白的弊病。

若觀乎《兩當軒集》中諸詩，字字出自肺肺，莫不充溢其個人深厚的感情。正因如此，是以仲則在生前後之文，均對其詩有極高之評價，清代翁方綱云:

然而其詩尚沈鬱青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雪而泣鬼神。^[3]

清包世臣亦謂:

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4]

清吳嵩梁於《石溪勛講話》中，亦有提及仲則的詩：

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5]

清汪防亦云：

吾鄉黃仲則先生，以詩鳴乾隆中葉。^[6]

又，清代邱煒云：

乾隆才子黃仲刻，詩名遠播。^[7]

近人伍合曰：

我們知道，作詩要下一番苦工夫，起碼非有幾十年的磨練，詩才會好，所以古人說， "晚節漸於詩律細"，那一點也不錯，至於天賦的，那真是絕無僅有，往上數，李太白可以算一個，往下數，那只有黃景仁了。^[8]

近人君山亦云：

黃仲則在世的日子雖然不長，死時僅得三十五歲，可是，在乾隆年間甚至乾隆以後，他卻是影響清代詩壇最大的一個詩人。^[9]

自以上資料可見，黃仲則的詩作在其生前及死後，均得到肯定的評價。而在他芸芸詩作中，仲則的感遇詩最為世人所重。此蓋因其身世坎呵，生活艱苦，一生奔波，卻屢不得志，是故其詩作，情感特真，感慨特深。惟論者往往忽視仲則一生最感傷悲，精神所受痛苦最深切的時期，應當是他久滯京師時，是故仲則此時期的感遇詩，亦最能作為他同類詩作的代表。故此一時期的感遇詩，是極為值得研究的。

本文的研究範圍，當以仲則滯留京師至其歿於山西解州為止。考仲則一生，自乾隆四十年冬入京後，至乾隆四十八年病死止，凡三離京師，計有四十五年遊山東，客於學政程世淳幕中；次為四十六年遊西安，往訪峽西巡撫畢況；而最後一次為四十八年三月，因債主所迫，故抱病出都，至解州病歿。除最後一次以外，餘二次出京，為時皆甚短，故可說仲則寓京時間大約前後只有九年。因此本文研究之範團亦以此段時期為主。據《爾當軒集》中所編，仲則於此段時期約有詩作三百七十多首。本文所研究之對象為其感遇詩，故凡詩題中有感遇等字眼者，自是研究對象；另外尚有其他詩歌，其題雖不涉及感遇等字眼，惟若真內容有抒感言懷者，皆視之為感遇詩，一并研究。而於三百七十多首詩歌中，合乎於感遇題材之詩歌共有一百零九首，是以研究將集中於此一百零九首詩歌，惟若有其他可資佐證之詩歌，雖非於寓京期間所作，本文亦會加以引用。而文中黃仲則在京師時的感遇詩作，將一律簡稱為感遇詩，若遇有寓京以外的感遇詩，本文將加以注明。

本文共分八個部分。除前言後語與及文末注釋及參考書籍部分外，主要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i) "窮"； (ii) "貧" ; (iii) "病" ; (iv) "孤"。本文希望通過這四部分，對黃仲則寓京期間的感遇詩的感遇緣起作一研究，非去有所補足，只望可資作參考之用。

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和阿城, Zidong X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關於“尋根文學”的重要性，十年以後的批評是似已公認。但有關“尋根文學”當初的陣容、路向、定義、內涵，學術性的討似乎剛剛開始。這種情況鼓舞了我，來重讀十年前的作品。

“尋根文學”大致有三個不同路向：一是在“文革”後重新認識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檢討當代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害，代表作家是賈平凹和鍾阿城。二是挖掘當代政治動亂在傳統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層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韓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憶的《小鮑莊》。三是在社會現代化的“危機”中尋找“種族之根”或“道德之氣”，以解救當代（城市）文化的墮落及人的精神價值困境，鄭萬隆、李杭育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莫言、張承志等，都比較接近於這個傾向。

本文主要討論上述第一類的尋根文學。這也是開始得最早的一種“尋根文學”。

口語能力的訓練方法, Wai Yiu W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No abstract provided.

《大雅》〈大明〉高注斠正, Hung Kai Lee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889 -1978)，瑞典人，是著名的漢學家。在1942至1946年間，高氏於《遠東博物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以英文發表了有關《詩經》的注釋，分別題為“ 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Glosses on the Siao ya odes”和“Glosses on the Ta ya and Sung odes”。高氏運用了科學和系統的方法，對《詩經》作出完整而深入的探釋，其中不乏精微獨造，突過前人之見。董同龢 (1911-1963) 將此三文結合成書，譯成中文，題為《高本漢詩經注釋》，於1960年出版。高氏的《詩經注釋》勝義甚多，是學術價值極高的著作，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像《大雅》〈大明〉篇高注十九條，其中可商者四。茲列如下，以就正於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