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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詞壇的典範建構 : 兼論晚清詞學從流派意識向典範意識的轉移, Shuiyun Che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從乾隆末年開始，清代詞壇漸現批評浙派的聲音，嘉慶、道光時期常州、吳中兩派同時崛起，以《宋四家詞選》、《宋七家詞選》、《心日齋十六家詞録》先後出現爲標誌，重塑典範，更新觀念，崇尚比興寄託，講求聲律諧美，在清初曾經盛行的南北宋之爭趨於消解，浙西與常州兩派由對抗走向交融，這表明晚清詞學從流派意識向典範意識轉移的重大變化。

儀式與象徵 : 清順治十七年冒襄得全堂夜宴演劇述論, Yingde Gu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清順治十七年(明永曆十四年，1660)五月，太倉 (今屬江蘇蘇州)著名學者陳瑚(1613—1675)率門人瞿有仲(1626—?)，拜訪如皋(今屬江蘇南通)名士冒襄(1611—1693)。冒襄在冒氏祖宅的得全堂開樽夜宴，出家樂，先後演出《燕子箋》、《邯鄲夢》兩部劇作。

賓主觀演《燕子箋》，激發起他们“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追憶，冒襄以此説服陳瑚，不妨享受人生的有限逸樂，從而使這一觀劇活動成爲晚明風流生活的象徵儀式。而賓主觀演《邯鄲夢》，則唤醒了他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憤慨，陳瑚以此感召冒襄，應該堅守儒者的永恒氣節，從而使這一觀劇活動成爲清初隱逸生活的象徵儀式。

著意選取藴含興亡感慨與人生況味的劇目，藉以傳達心中難以抑止的新愁舊恨，這是冒襄别具慧心的文化選擇，並成爲得全堂演劇活動含藴丰富的儀式性象徵。作爲一種文化儀式，得全堂賞心悦目的演劇活動彌漫著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悲憤情绪與悼念氣息，並象徵著他们的往迹追懷和恢復憧憬。

冒襄纂辑、刊刻的《同人集》，作爲一种文本影像和文化記憶，强化了得全堂演劇的象徵儀式和儀式象徵。得全堂演劇活動是冒襄與同人精神對話的最佳方式，也是冒襄進行自我救贖的有效媒介，還是冒襄生存意義的鮮明象徵。

從"法相唯識"論《牡丹亭》和《南柯記》, Sau Ieng Sito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因應湯顯祖以“情”“心”探察生命底藴的客觀性而採用論“識體”最是透澈的唯識學理念分析《牡丹亭》和《南柯記》。爲辨明湯顯祖戲文與佛教思想微妙密切之關係而選用法相唯識觀念，如“識所緣境”、“偏計所執”、“萬法唯識”和“轉識作智”分析兩個作品呈現的生命現象。在玄奘大師《八識規矩頌》闡釋八識的架構下，《牡丹亭》的杜麗娘、柳夢梅和《南柯記》的淳于棼展示的情感現象不但與作家本身，還與文化集體習氣相關。本文亦藉“相”“性”和情“至”“盡”之互相觀照，探討湯顯祖理想的人生境地和戲曲美學境界：即莊嚴生命情感現象中的“至真”和傳统文學中之“大美”。

水神、溺籍與歷險 : 論《聊齋誌異‧織成》, Yin Ping, Grace La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聊齋誌異》三會本卷----《織成》一文，述柳生在洞庭歷險。篇中出現洞庭水神、水將：柳毅、南將軍和毛將軍，鮮見於其他文獻，因而顯得珍貴。有關“溺籍”(溺水而死者)之載亦相當特别，有助了解遇溺及水鬼之謎。至於柳生因洞庭奇遇，娶神婢織成，並獲赠財富，便爲其下第，失意於科舉的欠缺，作出補償。

清代越南使節於中國廣東的文學活動 : 兼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進行補充, Yiyuan Che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7—19世紀，廣東與越南一直有很密切的文學交流，其中19世紀内奉派到北京難得途經廣東的燕行使，以及直接到廣東公幹的越南派員，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腳色。本文廣搜清代越南使節潘輝益、武輝瑨、段波、阮提、吳仁静、鄭懷德、李文馥、汝伯仕、范富庶、潘輝泳、范芝香、鄧輝躇、范慎逋、阮述等人在廣東（以廣州爲主，兼及佛山等地）與港澳地區活動的漢字文獻記録，以掌握這些越南使節們在廣東購書、刻書的經過，及其與諸多廣東文人的交往互動情況，藉以從“他者”的角度重現中越文學交流的若干真相，豐富嶺南文學發展史的内涵，並兼爲中越合作出版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進行補充。

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家與臺閣文風, Wenxin Chen, Xian F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明初文學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永樂至宣德間臺閣文風的盛行。以朝廷爲主導的臺閣文風，如何成功地覆蓋了在野的、地方的、下層的廣泛社會文化場域？追溯其來龍去脈，地方儒學官是值得關注的群體。相較於明中後期學校的荒廢，明初是地方儒學發展的興盛期。地方儒學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作用顯著，永宣時代的臺閣要員就多有任教地方的仕宦經歷；經由考竅選拔、親族鄉誼等聯結因素，地方儒學官與臺閣要員往來密切，交流頻繁，大量酬赠詩序體現出受臺閣影響的旨趣和文風。臺閣體的長期風行，是廣泛的士人群體參與的結果，體現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文化整合。臺閣文風可視爲明初打破朝與野、地方與中央二元對立從而實現以皇權爲中心的政治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操誌。

《燕轅直指》的清朝觀, Hong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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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士人金景善出使清朝的時間是道光十二年(1832),他將此次入燕經歷撰成《燕轅直指》一書，是燕行録文獻中的一部佳善之作。他充分發揮這種紀行體裁在清朝認識上的功能，所顯現的對清觀察有其較爲深刻的歷史感與時代感。他咨訪和記録的清朝，雖參考融合了前輩燕行使者的見聞，但更直觀地反映了19世紀頭數十年政情民生相沿而來的社會諸相，值得與清朝中期史研究視野相參證。

《朴通事諺解》及其所引《西遊記》新探, Jianguo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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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遊記》成書史研究中，研究者經常使用到朝鮮漢語會話書《朴通事諺解》所引資料，但是，對於該文獻的年代層次缺少必要的考證,並往往將其正文和注文所引《西遊記》混爲一書不加區分。本文利用中韓漢語史研究成果，論定《朴通事諺解》正文雖經詞彙和語法層面的修訂，然其所引《西遊記》仍可視作元代文本予以採信；其注文則源自朝鮮中宗十二年(明正德十 二年，1517)左右成書的《老朴集覽》，注文所引《西遊記》並非元代文本，而是一部明代早期的 “舊本”。論文進而分别對元本和舊本《西遊記》的文貌，進行了初步的探考，揭示它們與百回本之間的學術關係，指出百回本《西遊記》雖建立在一個相當成熟的舊本基礎上，但即便是對於相同的故事情節，它也作出了更爲細緻豐富和更具文學性的删改增飾，因此，並不能據此而質疑甚至否定百回本《西遊記》編訂者的藝術貢獻。

前言, Chunhong W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15年春，嶺南大學召開以“明清文學與文論”爲主題的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均屬學界資深專家，他們所發表的論文代表著古典文學研究的前沿態勢，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嶺南學報》編委會經討論，決定以專輯形式，刊登此次會議成果，以與海内外同道切磋分享。

本輯《嶺南學報》之編輯，大致根據會議之主旨，即“小説、戲曲及文化”以及“明清詩學、詞學及文化”，這樣兩個板塊來安排，既凸顯縱向的歷史脈絡，也呈現横向的域内與域外的聯繫。

論說"戲曲資料"之五種類型, Yung-Yi T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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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戲曲之艱難，不下於治經史。就其學程而言，經 史已逾兩千年，可資憑藉者甚富；戲曲不過百年，苑囿新開，花果未蕃。就其資料而言，經史基本上爲文獻，兼及考古文物；戲曲則文獻、文物之外，亦應顧及訪查與觀賞。觀賞用於對現存戲曲劇種表演藝術的評論，訪查用於對現存戲曲劇種及其表演者情況的認知，考古則通過文物了解古代戲曲，文獻則從記載中探索古代戲曲。可見研究戲曲，文獻、文物、調查、訪問、觀賞五種資料缺一不可。

明代 "古詩" 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 : 從宏觀角度的考察, J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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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明清時期“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逐漸得到學界注意。多數研究以出版業的興起爲時代背景，檢析一部或幾部重要選本的内容及其所體現的文學觀點。這些考證及研究則爲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可能與基礎。本文嘗試另闢蹊徑，以副文本(paratext)的閲讀爲中心，兼及文本，從宏觀層面勾勒有明一代“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以及這類書籍可能的流通與接受之宏觀趨勢。第一部分以筆者檢索書目所累計的條目爲基礎，對先唐詩文集在明代的編纂出版進行量化分析，從而進一步確認明代是先唐詩文集產生的高峰；随後三個部分各以不同的 副文本(paratext)要素爲討論中心：首先，以書名爲中心，對書名加以分組語義詞頻考察，探尋先唐詩類總集的命名策略與所呈現的編纂趨勢；其次，以序言爲中心，管窥總集編纂動機的變化； 然後，以書目爲中心，討論明代這類書的價格、目標讀者、閲讀體驗等。最後，本文將明代古詩總集的產生與發展分爲三個階段， 進而總結出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流通在不同時期的特點。

蜚語 (第十四期), 嶺南文社

嶺南文社 : 蜚語

尋覓

單音漢字與漢詩詩體之内聯性, Zhongqi Ca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首節對西方漢學界中盛行的漢字字形決定漢詩藝術的觀點提出質疑，後續六節則從分析漢字字音對漢詩藝術的影響入手，剥絲抽繭，一層層地尋繹漢詩詩體之内聯性。首先發現的是，漢字每個字的發音是單音節，而絶大多數字又是含有意義的詞或是能與其他字結合的語素，從而使漢詩發展出一種獨一無二的節奏。此節奏的特點是韻律節奏和意義節奏總體是合二爲一，但兩者之間又存有分離的張力。其次，我們又探察到漢詩節奏與句法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傳統句法而言，每種詩體獨特的節奏都決定該詩體組詞造句的主要語序以及可以有何種變動的可能。從現代語法學句法的角度來看，每種詩體獨特的節奏決定了該詩體可以承載何種主謂句式，在時空邏輯的框架呈現何種主客觀現象，同時又可以承載何種題評句，超越時空邏輯關係來並列意象和言語，藉以激發讀者的想象活動。最後，我們從句法演繹到章法、篇法，發現三者都是遵循同樣的組織原則。主謂句所遵循的是時空和因果相連的綫性組織原則，而此原則運用在章節和詩篇的層次之上，便構造出連貫一致的綫性章節和詩篇。同樣，題評句所遵循的是時空和因果斷裂的組織原則，而此原則運用在章節和詩篇的層次之上，便構造出各種不同的斷裂章節和詩篇結構。

需要强調的是，漢詩節奏、句法、結構之間的這種内聯不是靜止的關係，而是呈現不斷發展的動態。在近三千年的中國詩史中，爲了開拓新的詩境，詩人孜孜不倦地挖掘漢語自身演變（尤其是雙音化發展）所帶來的機會，借鑒不同的民間音樂曲調以及各類散文，不斷發展出音義皆流轉完美的新節奏，並創造出與之相應的新句式和新結構，爲新詩境的産生提供了所必須的語言空間。新節奏、句式、結構的同時産生通常標誌著一種新詩體的誕生。

早期五言詩中的聲調對立 : 三組詩歌作品的量化分析, Chenqing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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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聲調排列的觀察，一些研究者，包括王力和徐青等，提出漢末魏晉的詩人就曾有過在五言詩中創造聲調對立效果的嘗試。爲了評估這些觀點是否正確，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採用了量化分析的方法來對三組早期文人五言詩作品中的聲調對立進行分析。這三組作品分别爲《古詩十九首》，曹植的五言詩及謝靈運的五言詩。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將這些詩歌的資料置於豐富而具體的語言背景下進行分析詮釋。將這三組永明時期之前的詩歌中的聲調對立句的百分比與另外兩個比率進行了比較：其一，聲調對立五言句在同時期的散文文本中的百分比；其二，聲調對立在聲調隨機排列的情況下應出現的百分比。比較結果顯示，聲調對立是否存在於早期五言詩中的這一問題，並不能以簡單的“有”或“無”來進行作答。在這個歷史時期，聲調對立現象處於一個複雜的過渡階段。與其説它源於爲達到某種特定創作效果的有意識處理，不如將其看作是一種憑藉直覺所做的創作行爲。

從五古的敘述節奏看杜甫"詩中有文"的創變, Xiaoyin Ge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杜甫在初盛唐五言普遍受宋齊體調影響的背景下，解決了使中長篇五古恢復漢魏古調的問題，因而是唐代五古繼陳子昂之後的又一重大轉關。但杜甫並非簡單地從形式格調模擬漢魏，也不是像盛唐詩人那樣通過規避近體聲律來創作古詩，而是在追溯漢魏古詩創作原理的基礎上，從當代生活語言中提煉新的五古節奏。在化用漢魏式的比興、句法和章法的同時，他更注重學習漢魏古詩善於概括人情之常的特徵，並且深入發掘五古以單行散句敘述的潛力，加大連貫敘述的密度和句段節奏的緊湊感，探索了在詩歌中展開敘述的多種表現方式，從而形成了“詩中有文”的重要特色。且杜甫既使五言古詩本來便於敘述的特長在中長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又通過抒情節奏的主導嚴格把握了詩與文的基本界線。杜詩之所以能成爲“詩史”，五古的這一重要創變也爲其提供了體制的極大便利。

《詩經》疊音詞的語音象徵, Jonathan Smith, Zhihui Zho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文研究《詩經》（Book of Odes）———一部最早在兩千多年前以古代漢語吟誦的詩歌總集———的語音特性。《詩經》留給我們的只有文本形式，這些詩的許多表達功能注定是無法恢復的。然而，下面兩個原因卻給了我們一些希望。一是越來越精細的古代漢語語音———現代漢語語音的起源———重構。我所以能進行這項研究，完全是因爲在這個領域的學者的努力。二是基於語言學的一般原則：構成人類語言基礎的認知過程在歷史發展中是保持不變的。在這篇論文中，我認爲在古代漢語詞彙的特定範疇中是普遍存在語音象徵詞（sound symbolic）的：完全相同的重複，用現代漢語表達是“疊音詞”（duplicated-syllable words）。但這個説法只有建立在對現代語言聲義關係的平行觀察中才有意義。這種還有生命力的、能啟發讀者對古代漢語詩歌進行更精細地鑒賞的語音象徵就在我們身邊———包括現在還在使用的古代漢語詞彙。

論早期五言詩的節奏演變與美學示範, Zhenting Lu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以“上二下三”作爲五言詩的典型節奏，是自明清以來的共識。但所謂“下三”結構並非不可再分的最小意義單位，五言詩據其内部變數仍可進一步細分爲：“二一二”式、“二二一”式及不可再分的“二三”式。它們在五言詩發展的各個階段互有消長，大致經歷了從“二一二”主導，轉向廣義的“二三”結構，最後“二二一”式興起，與早期的“二一二”間錯相用，成爲此後五言詩的主導節奏。這條五言詩的節奏演變軌迹表明：一方面，來自《詩經》、楚辭的較爲古拙的“二一二”式，是五言詩興起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漢魏五言古詩獨特藝術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五言詩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尋找到一種更具新變意味的構句方式，從而促使齊梁“二、五異聲”的聲律法則，向近體詩“二、四異聲”的節奏轉變。

論五言詩體的音步組合原理, Minli Zha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國早期詩體的生成與音樂有直接關係，五言詩也不例外。它是由一個對稱音步與一個非對稱音步組成的詩行，且對稱音步在前，非對稱音步在後。這是在四言體和楚辭體之後形成的一種新詩體，也是中國詩體發展形式上的一個飛躍。它興盛於漢代，以漢語詩體對音樂節奏的探索爲内在動力，又有賴於語言的發展。中國古典詩詞脱胎於音樂，因而特别重視詩歌的聲音節奏，對稱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由於漢語是一字一音的語言，理想的詩行需要保證有單音詞的靈活存在和自由組合的音樂條件，五言詩恰恰能够同時滿足這兩條要求。五言詩體的初起階段，詩人所關注的主要是音步的對稱和詩行的對稱，進而關注詞性的對稱和句法的對稱。其所以走向格律化，同樣是音樂節奏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漢語詩律起源 : 證自沈約詩案例研究, Hongmi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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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詩歌，對中國學術史而言，其意義不僅在於詩歌史，它在文學史、文化史、語言史諸方面之影響，也非其它詩體所能匹配。論永明體，自然要談沈約聲律論。但沈氏學説究竟爲何，其論與其作關係怎樣，學界至今少有服衆之論。坊間相當流行的説法，其實問題不少。在此僅舉其犖犖大端，略説一二。學界普遍認爲，沈約首創“四聲八病”，並將四聲分成平仄兩類，構成漢語近體詩平仄二元對立的聲律體系。梅維恒（Victor Mair）和梅祖麟（Tsu-lin Mei）則進一步主張，沈約是受梵詩格律影響而有“八病”之説、“平仄”之創。不過，讓人困惑的是，沈約及其他六朝詩人的創作實踐並不遵守這些規則。可見，漢語近體詩聲律的起源仍是一個不解之謎。本文就以下諸問題對沈約詩歌作一窮盡性研究，希冀解決這一謎團：（1） 詩律的本質；（2）漢語格律詩的聲律模式；（3）漢律梵源説證僞；（4）漢詩格律如何由六朝律嬗變至唐朝律。

聲成文，謂之音 : 倚聲填詞中的音律與聲律問題, Yidui Sh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與天地萬物亦相連接。聲音的安樂與怨怒，爲治世與亂世的不同體現；天地萬物的種種音響，構成大自然的紋理（文理）。樂歌創造，文學語言與音樂語言的相互應合。倚聲填詞，既倚樂歌之聲，亦倚歌詞之聲。音律與聲律，各有所司，各盡其職，二者未能混淆。永明四聲的發現及運用，自沈約起。唇齒喉舌鼻與宫商角徵羽兩相對應，爲樂歌脱離音樂創造條件。倚聲填詞之所謂填者，自温庭筠起。逐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詞；以文詞的聲律追逐（應合）樂歌的音律，爲樂府歌詞創作脱離音樂創造條件。沈約與温庭筠，兩個標誌性的人物，兩個標誌性的階段，兩座里程碑。這是本文立論的大背景。準此，本文擬分别闡發以下三個問題：一、音律與聲律，兩個不同的概念；二、音律與聲律，近世詞界的一個盲點；三、音律與聲律，登上藝術殿堂的階梯。

北齊文人對齊梁詩的學習與改造, Xi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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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魏北齊時期文學之士，可按時間先後分爲兩個集團，即從東魏乃至北魏末年即開始創作的前期文學集團，和在北齊時交往密切，並於齊末同入文林館的後期文學集團。二者在成員、交游、唱和等方面頗有重合之處，但仍有着本質上的差别。從參與人員來説，前期文學集團以“北地三才”爲核心，而後期文學集團雖以祖珽、陽休之等政治地位較高者爲領袖，但真正的核心卻是盧思道、薛道衡、李德林以及顔之推等人。而從在文學史中所承擔的任務來説，前者主要是模仿、學習南朝詩體，後者則又分爲兩個階段：在北齊時，他們主要是通過與南方士人的交流溝通，將南北雙方的文學理論、詩風、音韻等方面相比較且各有取捨，初步建立了一套新的體系；在入周後，隨着創作題材的擴大和創作技巧的成熟，進一步鞏固這一體系，並終於在入隋之後，在理論方面和創作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直接開啟了初唐的詩歌變革。

駢文韻律與超時空語法 : 以《蕪城賦》爲例, Shengli Fe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駢文”得名於文章排句之方式、“四六文”得名於造句之字數。漢魏以降，駢文儷偶便成爲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重要文體。理論上説，文學語言、文體形式均根植於該語言的語法機制。然而，爲什麽駢文句式要四六？四六的拼搭有何必然？四六之美何在？駢文離開“四”和“六”還是不是“駢文”？此類問題仍然有待回答，本文即探討這方面問題的一個嘗試。

中國詩文的聲音與意義, Zongqi Ca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聲音當是意義的回聲”（“The sound must seem an echo to the sense”）是18 世紀著名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説的名言。在討論西方詩歌的聲音時，人們往往會引用這句名言，證明聲音於詩歌藝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西方詩歌類似的是，在中國詩歌文化中，聲音也與意義密切相關，而且不僅是意義的回響，還往往自身就藴藏有意義。然而，在中國詩文的研究中，聲音的重要地位長久以來卻爲人們所忽視。爲了唤起研究者對中國詩文中聲音的重視，本學報邀請海内外的專家共同合作，按歷史時序深入探研聲音在不同詩文體式中的重要性，期望揭示聲音與意義的内在關係。所收録的十二篇文章都從各自不同而獨特的角度切入聲音的各個維度，探尋中國文學中的聲音議題，並試圖清楚地闡發中國詩文某一文體或多類文體中，聲音與意義的互聯、互動關係。爲此，本專輯以“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爲書名。

大同句律形成過程及與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變化之關係, Xiaoqin D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近體詩律形成的一個前提基礎，是五言詩單句的律化。但學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體詩聲律體系成立問題時，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詩句、聯間“粘對”規則的建立，對單句律化問題關注不够。即便有所涉及，亦多從齊梁時期甚至到漢魏時期的五言詩中找尋出符合後世近體詩律的律句，然後看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鑒於最近仍有學者在“執近體觀念以繩永明體”，本文遂在吸收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現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詩進行全面聲律分析和資料統計，又結合此一歷史時期相關詩律理論資料，對五言詩律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同句律的産生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考察，還指出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與語法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在五言詩單句發展過程中，音步類型的變化與各種句式本身的表現藝術特點也有較大的關係。

"古文"與聲音 : 兼及其與詩學的關聯, Yinchi Che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國傳統之中，以文字爲主要媒介的文學，與聲音的關涉始終密切，這不僅表現在與音樂緊密相關的文學樣式上，表現在講究聲韻調諧之美的韻文裏面，即使散體的“古文”亦呈現此一特質。本文首先例舉古文學習和書寫中與聲音相關的若干事實，以爲全篇的導引；而後著重疏理、分析集古文傳統之大成的清代桐城派諸位古文大家，在習學前代古文和從事古文寫作等重要方面對於聲音的認識，可以見出聲音在桐城古文學裏面具有的關鍵地位；最後，推溯桐城古文家重視古文的聲音層面而形成前此所無的系統認識之緣由，從他們所持詩與古文一致的觀念入手，提出他們的詩學造詣對其古文聲音觀存在重要的影響，這由他們討論古文聲音的術語範疇與前代詩學所運用者有相承之迹，亦可獲得證明。

南來香港 : 「和平文藝」作者 : 一九五、六〇年代《星島晚報》副刊「星晚」的連載小說研究, Hoi Yin, Yuki Shum

Lingnan Theses

劉以鬯曾指出「和平文藝」作家（即「和平文人」）對1949年後的香港文學的影響是重要的關鍵。1949年的政治變動吸引了左派文人北上，而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等四位「和平文人」卻南來香港。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的報紙副刊地位特殊，南來文人就以報紙副刊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發表園地。四位作家也不例外，最擅長的謀生技能主要是創作和編輯報章副刊或雜誌，又或是二者兼之。《星島晚報》副刊「星晚」是他們初到香港的主要發表園地，作品的文學性較強，此副刊更是五、六〇年代香港文壇一個重要而目前未有充份研究的文藝園地。和平文人是南來文人的其中一群，他們筆下呈現了「香港」的某個側面，值得追問的是，他們筆下的「香港」為何如此，由此探討他們的心態。

一九五、六〇年代副刊的連載小說是結集成書和改編成電影的前置文本，在報刊、出版業、電影業三個香港文化產業中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連載小說雖有廣泛傳閱的優長，同時也有文類特點的限制，與結集作品要求小說內容的整體性產生衝突，作家或會在結集時加以修訂。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的情況非常普遍。原著作家或會參與電影製作，工作跨越了不同的媒介；更有作家在跨界工作後，汲取電影拍攝技巧，運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四位作家在《星島晚報•星晚》的連載小說具跨界特點，是研究當時文化產業的重要例子。

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和平文人在《星島晚報•星晚》上連載了不少作品，當中所呈現的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社會的面貌是怎樣的？

二、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透現出他們怎樣的心態？

三、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是小說結集與電影改編的前置文本，與當時報業以外的文化產業（主要是出版業和電影業）組成了緊密的生產線，然則，連載小說與這些文化產業的互動情況具體如何？

若要勾勒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壇面貌，必須兼顧作家、作品及刊登園地等三方面。本文以《星島晚報•星晚》為園地，以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作為研究對象，以連載小說為焦點，勾勒當時的文學面貌，對作品及文化背景深入研究。

爐火升起, Ka Ya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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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昇是一個在大牌檔工作了大半輩子的老員工。他性格忠厚，十五歲便入行工作，一直到三十五歲時，重遇了早年認識的大牌檔同行順哥。在那個經濟蓬勃的黃金時代，順哥藉炒賣樓房及股票而風生水起。這次重遇成為文昇一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相信天道酬勤的他改變心態，與順哥合夥做生意，不料「九七」金融風暴把這一切覆滅，他一無所有。

在窮困潦倒時，文昇通過「假結婚」賺錢應急，因此認識了妻子碧英。可惜他的人生就如大牌檔的命運一樣一直走下坡，再無起色。到了文昇六十多歲時，政府因大牌檔生意慘淡而決定把地方收回。面臨著即將失業的危機，以及養育年幼兒子的負擔，他感到彷徨。

本文不僅是敘述這個普通員工的一生，更希望呈現透過他一生，反映香港時代的變化，以及大牌檔的興衰；借整理、回顧過去，表達我們身處在這個年代，面對一些本土事物、價值慢慢失去時，雖彷徨無力，卻仍持有堅韌的生命力繼續生活。面對時代的衝擊，不肯妥協的我們，該如何走下去？

流年, Leung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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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土地，兩個迴異的時代。兩個不同的故事，一個相同的結局。在這個城市裏，是時代呼應了我們，還是我們呼應了時代？反反覆覆，七百萬人過着一樣的人生。

流年似水，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流年」都被關在同一個時空裏，大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然而，這個封閉的小世界，卻是每個人心中追尋夢想的舞台。

夢起夢逝，最終都是南柯一夢，不能圓夢。

從《說文‧木部》分析中國古代農業及手工業的發展情況, Siu Fa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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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說文‧木部》的字為核心研究範圍，透過考證其字義，結合西方社會分工論中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概念，並以相關史料佐證，分析中國古代農業與手工業的面貌及發展情況。

《說文‧木部》收錄的字主要可分為農業類及手工業類，這兩大類之下可再細分為樹木名稱類、果實類、樹木結構類、農業工具類、交通工具類、軍事刑具類、建築類、日常生活類、傢具類、喪葬死亡類及祭祀禮樂類，總共十一類。這些字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東漢或以前農業與手工業的面貌及發展情況，結合史料佐證，更完整地還原當時農業與手工業的面貌及發展情況。

探析「簋」的字形變化及其文化意義, Yim Pi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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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常用卻鮮為人所熟知的字。據現代漢語，或廣東方言所理解的「簋」，已由盛飯器具引申為盛食物的用具，如九大簋，即粵俗所言的盛宴。可見「簋」作為飲食器具所反映的飲食文化，至今仍是影響我們。雖現時隸寫的「簋」仍循小篆發展而來，是一會意字，但其字形、字音、字義及文化都經過了相當繁複的發展，當中涉及古字、假借字，異體字等等的影響而成今天的「簋」。由其字形演變，亦可略見食器反映的相關文化。

「簋」的字源相當複雜，支流繁多，不同時期涉及不同的字形。「簋」由甲骨文的象形字，到金文假借至另一個會意字，另出現了為「簋」而創的形聲專字，影響後期小篆的字形發展，今變為从竹、从皿、从皀的「簋」字。其字源、字形、字音及其相關的異體字一直是眾學家研究的方向，有關的研究亦不少。雖然學界大致認同其字義是食具之義，但對其字形變化的解釋卻有所差異，亦沒有詳細述論現今「簋」字的形成之因。

故本文簡單從縱向的方法整理出不同學者對「簋」字形、字義、字音的解釋，分析他們的相同及相異之處，嘗試整理出較為合理，能貫穿「簋」的字形及文化之義的解釋；重點補充「簋」金文與小篆之間的戰國文字，以及食器「簋」的功用演變，嘗試以字形及文化解釋其後形成小篆「簋」的字形之因，清楚梳理「簋」的字例演變。略說「簋」與其異體字的字形、字音的關係。望能更進一步的補充「簋」的形，音，義，以及找出書寫現今「簋」字从竹、从皿、从皀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