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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與安期 : 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新解 : 兼及謝靈運與早期上清傳記《馬君傳》之關係, Jing L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在謝靈運的《登江中孤嶼》一詩中，最後的四句常被詬病爲不和諧的“玄言的尾巴”。由此提出的問題是，本詩的敘事寫景和説理抒情之間有什麽邏輯關係？另外，“崑山”和“安期”，從表面上看分别代表不同的神話（神仙）系統，那麽，“想像崑山姿”二句與“始信安期術”二句之間又有什麽樣的聯繫？

要解決上述問題，關鍵在於對“崑山”和“安期”的理解。這裏的崑山，指向的不是西王母，而是《馬君傳》中的太真夫人，安期也不是《史記》和《列仙傳》中的安期，而是《馬君傳》中的安期先生。謝靈運《山居賦》中有“安期先生是馬明生之師”的表述，這一情節當來自《馬君傳》。故本文試圖從該傳的知識背景出發，對此詩作一全新的解讀，並對謝靈運和《馬君傳》之間的關係作一考證。

The last four lines of Xie Lingyun’s poem “Deng jiang zhong guyu” (On Climbing Isolated Island in the River) has been criticized as a disharmonious xuanyan de weiba (tail to subtle words). This criticism raises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th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scriptive narrative and the lyrical reasoning in the poem is. Besides, as Mount Kun and Scholar Anqi appear to belong to different mythological genealogie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ining the beauty of the Kun Mount” and “believing in Master Anqi’s magic arts”? Understanding Kun Mount and Master Anqi correctly is the key …

中國文學的“興寄”傳統, Liyang Ma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興寄”作爲中國古典詩學重要理論概念廣爲接受，但勘察中國文學的“實際”，它本是以比類與托喻爲表徵的自由疏放的抒情方式。伴隨“楚騷”躋身“詩三百篇”同等的地位，“興寄”被吸納入“詩教比興”的系統而呈現出“隱曲”的特徵。宋代以來對“直筆”式“詩史”之批評更爲强調褒貶的寄寓，又推助“興寄”走向詩歌意義層面的“深微”。“深婉隱曲”的“興寄”衍生出兩種批評方案：“知人論世—詩史互證”與“微言大義—興感超越”。前者取決於文本内在結構的細微把握，如陸注蘇詩、錢注杜詩等；後者更加凸顯文本自身的獨立意義，如常州派的“詞史”批評等。儘管“興寄”走到過字義比附帶來的“僵化”、歷史闡釋的强勢介入所出現的“羈絆”以及由“興感”的“氾濫”導致的喧賓奪主，但在中國文學長河中始終具備有變動不居、生氣淋漓的“文學傳統”之表徵，實際成爲中國文學本體的核心“存在”

Xing ji (inspirational irony and images of sub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and widely accepted theoretical concept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Previous research on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s shows that xing ji had been a free and unrestrained lyricism characterized by analogy and metaphor. As Chuci (Songs of Chu) achieved the same status as Shijing (Classics of Poetry), xing ji was absorbed into the system of shi jiao (instruction through poetry) and bi xing (analogical and affective image), and it consequently adopted the feature of obscurity. Xing ji was further driven toward profundity and subtlety at the semantic level by the …

呂祖謙《東萊博議》研究, Shuai Pu

Lingnan Theses (MPhil & PhD)

伴隨對南宋理學問題的深入發掘研究，理學名家呂祖謙的著作日益得到學界關注。圍繞《古文關鍵》、《宋文鑑》、《呂氏家塾讀詩記》、《近思錄》等作品展開的研究日漸豐富，前輩學人多聚焦於呂氏思想中“以廣大為心”的顯著包容性，探討其在“不名一師、不私一說”家學風氣的影響下從容悠遊於文、史、經、理之間，兼收並蓄、博採眾長，藉“以踐履為實”的實踐追求構建自身豐贍詳實的學術思想體系，並希冀由此尋求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之道。其中典型代表當屬呂祖謙在史論方面的嘗試與努力，代表作則首推其早年間為指導科舉而作的《東萊博議》一書。

表面上看《東萊博議》的價值僅限於指導科舉策問，但推敲文本內容，可見其本質上是涵蓋多方面思考的史論作品，在指導科舉的外殼下兼具文學、史學、經學、理學研究意義，顯現出呂氏史論的廣泛包容性。更重要的是《東萊博議》成書日早，文本中多見呂祖謙初涉仕途尚未磨滅的理想色彩，相較其他著作更能體現其早期思想狀態，故而研究《東萊博議》有助於理解呂氏思想體系逐步走向成熟的軌跡脈絡。

正基於此，論文選擇以《東萊博議》史論內容作為研究對象。全文計由八章構成，首章為緒論部分，介紹選題緣由及先期準備；第二章以文本析讀為《東萊博議》定性，明確該書史論性質；第三章回溯史論發展情況還原《東萊博議》的歷史定位，解讀呂祖謙的史論觀；第四章梳理《東萊博議》史論內容，圍繞為政經驗總結與理學概念闡發分析呂氏史論要點；五、六兩章聚焦於《東萊博議》史論內容的思想理據，從文、史、經、理等多方面入手探討呂氏學術認知與思考興寄；第七章依託實例剖析史論文體的先天缺陷，闡發評論的同時觀照呂祖謙《東萊博議》史論的後世影響；尾章歸納得出最終結論，依據現有思考方向展望研究前景，完成論文預設研究目標。

「社會主義時期」的藏地「生態政治」與「政治生態」: 以阿來「機村史詩」爲例, Huaji Xu

Lingnan Theses (MPhil & PhD)

藏族作家阿來在「機村史詩」中以非凡的創造力描繪出了當代中國政治變動和社會風潮影響下的邊疆風貌，「民族」與「生態」成爲他文學中至關重要的命題。明乎此，本論文從移風易俗、勞動生產、救災行動三方面入手，把作家的藏地生態書寫置於毛時代的「民族話語」和「國家敘述」中加以考察，揭示出藏地從傳統「山神社會」向現代「國族社會」轉變的艱難歷程及其仍在進行時的歷史形態。在阿來的史詩創作中，毛時代的歷次革命/政治運動和諸種民族建制力圖將藏族作爲「少數民族」納入到「中華民族」，訴諸於「想象的共同體」式的國族認同；然而包括異域風情、自然資源、信仰習俗和民族心理特質在內的藏地「人類生態體系」自始便是此宏大敘事的重要一環，在國族整合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這組交織纏繞、二律背反的關係中帶出當地藏民平等和正義的種種困局以及各式「被壓抑的聲音」。概言之，本論文聚焦阿來作品中「社會主義時期」（1949—1979）的「生態政治」與「政治生態」及其文學特色，以民族/族羣理論和生態批評爲主要研究方法，既期望對尚待開掘的內地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海外熱門的中國研究作初步的探討與迴應，也希冀藉阿來對「階級鬥爭爲綱時代的藏地」的生態描摹與文學重塑，燭照今日之西藏問題。

中國古典美學範疇之“淡”, Zhou Cao

Lingnan Theses (MPhil & PhD)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以“平淡的場域”表達了對中國的整體感觀，而後荷蘭漢學家余蓮（François Jullien）以“淡”總論中國思想與美學，兩位學者從跨文化的視野指出了“淡”在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性。若從“淡”的歷史流變來看，不同理論流派與藝術門類的論述跨越了數個研究場域，而非限於範疇體系中“風格”論的一種表現。故此，本文嘗試超越以往視“淡”為“審美風格”的局限，著重研究“淡”在不同理論之間的流動，探尋“淡”如何從味覺現象發展為哲學、道德概念並演變為文藝美學範疇，從材質、心性、詩歌、詩歌批評、詩學理論五個角度梳理其理論漸進的過程與發展史的重要節點；同時，鑒於古代範疇隨步移行的特點，本文在微觀細讀的基礎上深入辨析一些由“淡”構成的重要概念或術語，界定它們的內涵與外延，並以文史哲結合的方法釐清其各自的理論語境與淵源，進而反思“淡”在不同時期意涵變遷的歷史文化原因。本文通過重要節點勾勒“淡”的發展史，透視古代美學思想各個場域之間的會通，希望能夠重新描繪“淡”在整個範疇體系中的位置，發現“淡”成為古典文藝審美理想的深層原因。

從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 : 看《儒林外史》的兩場戰爭, Ki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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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以諷刺而聞名，但作者在書中並非只有否定，對社會加以諷刺、鞭撻的同時，也描繪了心中的理想社會，表達對禮樂兵農思想的推崇。書中有兩場戰爭似與全書的風格不相調和，筆者以這兩場戰爭為題，嘗試從兵農思想的角度，結合人物故事的原型、文獻，以探討作者創作的用意，以及兩場戰爭在全書中的作用。本文分作五部份，第一章為引言。第二章主要釐清兩埸戰爭中的人物、故事原型。第三章會從顏李學說看吳敬梓禮樂兵農思想的由來及內容。第四章從兩場戰爭的前因後果探討作者的思想。第五章為結語。

從《山公啟事》「題目」看山濤品評人物的特點, Yan Ya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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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濤任職吏部十多年間，為晉武帝選賢無數，《山公啟事》為其就官位空缺而撰寫的適合任官人選的啟文。

本文以歷史文獻為依據，以文本互證方法嘗試分析山濤品評人物的分類和其準則。由於搜集資料時發現前人多以《世說新語》、《人物志》為六朝人物品評的研究材料，而清人葉德輝輯刻整理的《山公啟事》則鮮有學者集中研究，又因山濤舉薦人才每每親自品題，可據以研究晉代政治人物品評的材料，故論文會以此為切入點主要集中考釋山濤在《山公啟事》裡面的品藻「題目」，然後分析他品評人物時的特點，以及比較山公與《世說新語》在人物品藻上的異同之處。

論《紅梨記》和《贈書記》敘事程式的正依和變奏, Wing Sum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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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明清傳奇敘事程式的研究，林鶴宜的《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首先提出各項基本和輔助程式，幫助研究及釐清戲曲作品的敘事脈絡。林鶴宜認為明清傳奇的敘事程式大致有三：「結構性程式」、「環節性程式」和「修飾性程式」1。本文發現《紅梨記》和《贈書記》有按照規律程式鋪排劇情，獲得既定效果；同時亦有透過變奏程式，為情節帶來創新的演繹。本文將集中討論《紅梨記》和《贈書記》的「結構性程式」和「環節性程式」，仔細探討其表演和文學的規守及演繹變化。本文分為七部分：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紅梨記》程式規範考。第三章為論《紅梨記》特殊敘事程式和關鍵情節。第四章為《贈書記》程式規範考。第五章為《贈書記》特殊敘事程式和關鍵情節。第六章為兩劇「磨難試煉程式」比較。第七章為全文總結。

他人之痛, Ka Yi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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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會受苦，頭痛、肚痛、失戀之痛、失去至親的痛等等，痛苦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把痛苦轉移就好了。」因為人類這份邪惡的欲望，一部轉移痛苦的機械出現了。〈他人之痛〉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

陳平安的痛覺天生出現小缺陷，生於單親家庭，除此以外他是一個普通人。跟我們一樣會隨波逐流、會為錢財瘋狂、會在心裡自言自語。一次他偶然遇上一份奇怪的工作，迫使他承受他人轉移給他的痛苦，在折磨當中他開始思考有關痛苦的問題。

本文旨在透過陳平安的故事，在一個真假交織的世界，呈現人在現代社會下的生活和抉擇，藉以引起讀者共鳴及反思：他人之痛對你來說是甚麼？

從余華《兄弟》的飲食析論「兄弟」的二元對立與消解 : 兼論「吃」在中國現當代社會的意義, King Chiu S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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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浙江嘉興海鹽縣人氏，現居北京。中國先鋒文學作家，在文革成長。原為牙醫，80年代始寫作小說，1987年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成名。初期以寫作中短篇為主，後轉寫長篇，近年多出版隨筆、雜文集。其作品多以文革為背景，擅以暴力描寫、反諷等手法從人的角度探討隱藏在歷史中的倫理、價值觀等問題。就《兄弟》而言，大多學者只留意作品的先鋒性、題材處理、寫作風格或進行翻譯、比較等研究，縱亦有少量關涉主要人物（宋鋼、李光頭）的論著，但多側重於李光頭，缺乏較平衡的討論，也欠缺以新的角度切入論述。

本文將以余華長篇小說《兄弟》（上、下）為研究對象，以飲食角度切入論述。第一章為緒論，分別說明本文之寫作緣起、學者對《兄弟》的研究概況及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章以小說中的食物、食器、餐飲場所為例，探討它們如何體現「兄弟」的價值觀、權力、性別、貧富與鄉鎮等方面的二元對立；第三章承接上章從文本內部的飲食視角對「兄弟」進行的分析，擴大至飲食與社會的討論：先從現當代文學史——「吃」的文學的範疇爬梳類近《兄弟》以飲食為線索的作品，後闡釋《兄弟》在中國當代社會的衍生意義。第四章為結論，整合全文中心要點。

從《裸命》看陳冠中小説裏的異托邦書寫, Hoi To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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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本是一名文化人，七十年代在港創辦《號外》雜誌，亦曾任電影編劇。小説作品只有《太陽膏之夢》（1978）、《什麼都沒有發生》（1998）等數部短篇。他直到2000年定居北京，才潛心寫作 。其作品計有《盛世：中國2013年》（2009）、《裸命》（2013）、《建豐二年》（2015）及近作《北京零公里》（2020）。這幾部作品均以不同的表現方式構建出一個「具備異質性的場域」，以此觀照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新中國，寫出時代的矛盾，並由此想象新中國的未來進路。

《裸命》在2013年出版，以藏人強巴的第一身敍事角度切入，描寫其在漢藏兩地的所見所聞，並滲入大膽的情慾書寫，以此呈現人在當代中國下的生存困局。本文會以該文本為研究對象，透過分析作品中的藏地書寫、情慾隱喻等不同元素，找出陳冠中作品中異托邦圖像的特徵，並歸結出異托邦在當下時代的意義。論文第一章為緒論，將交代研究緣起及研究方法，概述陳冠中數部政治小説的特色，及《裸命》的獨特之處；第二章界定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異托邦概念；第三章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從小説中的性愛描寫、藏地書寫以及裸命的具體呈現等筆法入手，並借用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的政治哲學觀，找出文中異托邦書寫與現實的關係及意義所在；第四章為結論，總結陳冠中以小説回應時代，洞見現實的寫作特點。

論泰州學派對晚明文學人本思潮的影響 : 以「三言」為例, Junting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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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早期啟蒙說」以後，陸續有侯外廬、蕭萐父等學者致力於從明清時期探求中國自身學術發展的啟蒙思想，並希望以此追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內在動因。

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逐步意識到，早在明中後期（約16世紀，近乎與歐洲文藝復興同時），中國本土就已經出現了具有啟蒙色彩的思想學說，也即是王陽明心學門下的泰州學派。這一學派又被稱作王門左派，因為它的創始人王艮雖受學於陽明，但又常常不滿師說而另外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如百姓日用即道、吾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等等）。從當時的視角來看，這無異於是對儒家宗旨及封建傳統的頂撞與叛逆。也因此在很長的時間裡，泰州學派都蒙受著 “狂放空疏”、“亡國之學”一類的罵名。

但是，隨著近代學界對於「早期啟蒙說」的提出，人們得以洗刷成見，並重新發掘出泰州學說中追求平等、重視人權及解放個性之類帶有啟蒙性質的閃光點。不過，由於此說提出未久，前人對此的分析著述相對比較有限。而且已有的研究或偏重於論述哲學思想的發展，或偏重於論述文學思想的發展，而能做到兩相並重，並從文學現象出發去反映泰州哲學與文學之間影響關係的著述則尚不多見。故而本文旨在對這一領域做出嘗試，通過對於明代歷史、思想、文學之間發展關係的大致梳理，找尋其中互相影響的動態脈絡。並通過對馮夢龍「三言」中故事人物的言行舉止與思想傾向的細節觀察，去證明並揭示泰州思想對於晚明文壇人本思潮的滲透。

文章大致分為四部分：第一章緒論交待明初至明中晚期的思想與文學之發展概況；第二章具體闡述泰州學派的由來及其三大人本思想主張；第三章論述泰州思想對於文壇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並以李贄與馮夢龍為切入點，結合馮氏「三言」具體分析其中的人本精神呈現；第四章為全文總結。

人性與藥性, Tik Yi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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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瘋狂的年代，位於社會低下階層的鍾家為了徹底根治鍾老爺的病，四處尋找合適的藥物。終於在鍾媽的努力下，得到了羅醫師開的藥方。然而，明明眼前的藥物就能挽救全家的命運，但鍾家卻因為負擔不起昂貴的藥費，迫不得已轉向了康大叔的推薦——人血饅頭。

兩種藥物，兩種不同的藥效，尋覓已久的藥物就擺在眼前，藥的功效與人的險惡偏偏在交纏在一起。在不幸之中，既有貪婪與冷血侵吞著剩餘的人性，也出現過能治愈病痛的藥性，一個錯誤的選擇更逼得兒子鍾新走上革命的道路，故事就在讀者知道真相與結局的情況下拉開序幕。

淺談屈原《天問》中屈原對儒家天命觀的批判吸收, Minxu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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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意義：《天問》一章對於整個楚辭研究來說都是難解的一个章节，關於對《天問》篇章的研究，學者們的成果更加集中在對於其中字句、史料的勘校和疏證，以及對於其中出現的單個的民俗、哲學、宗教文化的單獨討論。對於其中蘊含屈原的思想來源以及蘊含著對於天命政治的懷疑並未有過多的關注。

本文研究方法：通過典籍和文物兩相印證，首先討論屈原吸收儒家學說的可能性，其次討論夏、商、周三代以來的天命觀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先秦儒家對於天命觀的吸收與改造，通過屈原提出的若干歷史問題，在儒家典籍中找出同樣對歷史中出現的個例問題的回答，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對於一些不同於先秦儒家天命觀的具體問題，與屈原在《天問》中的討論進行對比，找出屈原對天命觀的懷疑。同時也發現，儒家提出的在天命觀為基礎上的執政觀念被屈原吸收成為屈原對於楚國政事的解決方式。

論張錫恭《喪服鄭氏學》引《春秋》三傳釋「諸侯為天子」之義, Mengwei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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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作為東漢經學大家，調和今古文之爭，著述頗豐，後世無數學者奉之為圭臬。群經之中，他對禮學的見解尤為獨到，有「禮是鄭學」之說。禮學精華則在喪服，故鄭君喪服之學更顯精妙。

至清時，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及宋學各自發展，三派雖對立但亦有融合之象。黃式三、黃以周父子會通漢宋兩派，且不存今、古文經學門第之見，不專一家之言。撰寫《喪服鄭氏學》的張錫恭師承黃以周，深得其師之法；但在治學理念有了轉變——欲專守鄭君之說，可通過其書一窺他個人對鄭學的維護與發展。

值得深究的是，張錫恭在書中雖力守鄭意，但仍會提出與鄭意有所出入之說。他對「諸侯為天子」經文及鄭注的釋讀就有此趨向，引起筆者注意。他將《春秋》三傳並列齊觀，得見其融合之理念；以「奔喪」為切入點用分類的角度進行踰年否、父葬否的概括，可知其說較前人更加系統化；又在鄭注基礎上提出不同於鄭君的思路，另有新意。從這三點來看，張錫恭在此處的案語的確能充分體現其治學方法及精神，甚至顯露出與他自身「守鄭君」態度的些許矛盾。

本文欲通過分析張錫恭所撰「諸侯為天子」之案語，以他的思路將各家觀點進行系統化整合，從而盡力還原鄭君之意，著重關注張錫恭所主觀點與鄭君是否相合，並對其新說做出評價。

蘇軾繪畫類題跋所蘊涵的北宋士大夫文化特質, Tsz He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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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人之一，其研究者不可勝數。然而，不同領域的蘇軾研究比例失衡，論者多著眼於其藝術成就，鮮有從思想或文化史的角度來審視蘇軾，導致主題內容重複的論著越來越多。有見及此，本文以文化史為研究角度，由蘇軾繪畫類題跋分析其中蘊涵的北宋士大夫文化特質，以孔凡禮點校之《蘇軾文集》、《蘇軾詩集》為主要研究底本，取相關繪畫類跋文、詩跋作研究，並利用蘇軾其他文獻資料為旁證。全文以蘇軾的藝術批評為立足點，從中了解北宋的文化藝術環境，窺探當時士大夫的文化特質。

第二章「士人畫與士大夫的身份意識」，分析出蘇軾「重意氣輕物象」的士人畫所反映出士大夫作為「文化精英」的身份意識，以及提倡士人畫背後的「反俗」精神。第三章「蘇軾題跋中的『道』與『藝』」，析述蘇軾如何通過對「道」與「藝」的思辨，建構出由「意」至「物」，再至「道」的「體道」方法論，由此提出「有道有藝」的藝術理想。第四章「兩種對『流放』的體認——以《煙江疊嶂圖》詩跋為例」，以蘇軾、王詵《煙江疊嶂圖》詩跋為研究對象，看出他們對流放山水的不同理解：蘇軾不以貶謫為憂患，在山水中享受造化之美，而王詵則表現出遷客前程未卜的愁苦。二人以藝術為原點，尋找士人在政治挫敗之中不同的安身立命之道。

常德方言區屬的探討, Zeha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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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官方與主流觀點普遍認爲常德方言屬於西南官話區，但是不少學者對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性質表示懷疑，認爲常德方言不具有西南官話的代表性，並且其含有西南官話的過渡性質及相當的湘方言因素。因此，本篇論文回顧了相應的古代記載以及近現代學者的觀點，重新探討了“常德方言是否應劃入西南官話區”的問題。論文以西南官話和常德方言的主要特徵作爲研究對象，另外也涉及與之相關的湘方言的内容。大體上，論文的研究角度側重於語音特徵尤其是聲調調值，以及歷史源流兩個方面。具體而言，論文通過比較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方言，甚至是江淮官話之間的關係，試圖選擇一個比較合理的方言區作爲常德方言的區屬。最後，論文得出了“常德方言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的結論。

論《聊齋誌異》女性本貌及社會角色與求變反抗意識的關係, Ka Ki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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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聊齋誌異》集中國志怪小説之大成的作品，在四百多個故事中，以女性作為主要題材的有近270篇故事，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表現女性意識的重要標誌。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多樣，她們在禮教森嚴的社會中，努力地使自己在家庭及社會中生存，甚至取得比男性更優越的成就。在這爭扎求存中，她們往往展現出女性的反抗意識，以微弱的力量，反抗男權社會中對女性不合理的約束。然而，現在大部分有關《聊齋誌異》女性研究的學術文章主要論述女性角色的形象，但鮮少探討女性反抗意識。

有見及此，本論文將從女性的形象及其性格本貌，女性家庭與社會地位兩部分入手，分析《聊齋誌異》女性和求變和反抗意識。首先指出女性的形象可分為「人類女性」及「非人類女性」兩類，反映女性在不同的出身及背景下產生不同的形象。其次探討女性如何改變她們的地位。最後基於前文女性形象及地位的討論，探討女性反抗意識是出於男性凝視，還是女性的自主反抗，以考證女性反抗意識產生的原因。

淺析天道、人性與欲望觀與唐中晚期傳奇小說的創作, Wa Chu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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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傳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被譽為成熟、完整的小說作品，是除唐詩外另一件精緻的藝術品。然而唐傳奇發展至中晚唐才算是正式成熟的佳作。這件藝術品的形成與中國社會長年累積的豐富哲學思想密不可分，天道、人性與慾望觀將小說的敘事、人物塑造昇華到更高的層次。天道觀是中晚唐傳奇得以完成敘事結構的內在推動力，尤其以賞善罰惡天道觀為主，使其脫離六朝時期隻言片語式的小說創作。然而這個簡單的結構卻能被作者們巧妙地發揮出現實主義的社會批判和安慰時人的特殊功能，深化了作品的意義。人性和慾望觀對於人物塑造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讓人物內外互相成就，個性變得更複雜。再加上唐代文人得天獨厚的藝術審美能力，讓情慾情節進入作品時豔而不俗。詩的加入又將人性中必然具備的情感流露提升到更高的藝術審美層次。中晚唐傳奇小說的文學價值更加突出。既然天道、人性和慾望觀與中晚唐傳奇的成長，甚至文學價值關係如此密切，那麼具體是如何在小說創作當中體現出來，下文將會深入分析，以一個中國哲學思想的角度作為切入點，挖掘這些能和唐詩並稱一代之奇的傳世佳作。

從《閱微草堂筆記》探析清代同性戀形象, Tsz Ching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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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的禁娼令下，清代曾發展出一股與別不同的風潮：男風。這份同性間的情欲與現代的同性戀頗有相似，卻在根本定義上迥然不同。《閱微草堂筆記》從傳統士大夫的視野出發，記載了清代不同階級下的同性戀風貌，為讀者塑造出全面而深入的清代同性戀形象。本論文將透過這本小說所反映的情感結構，探析清代同性戀的文學及現實形象，並就故事情節、作者立場等角度還原他們的生存環境及社會主流思想，從而分析清代與現代在同性戀問題上的異同，以及女同性戀在文學作品中被忽略的現象。

韓麗珠作品中的身體改造與主體性的辯證關係, Wing Yan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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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香港新生代作家韓麗珠的三本小說，分別為《縫身》、《人皮刺繡》和《空臉》，三本小說皆有描述改造人體的情節，並藉由這些異化情節探討主體性在社會中該如何彰顯。《縫身》中，主角順應社會主流而進行縫身手術，手術後迎來諸多不便，最後選擇進行分離手術；《人皮刺繡》中，主角是一名人皮刺繡師，透過刺繡的方式同時傷害和療癒客人；《空臉》中，主角希望消除別人在她臉上留下的痕跡，故選擇換臉，最終她領悟到臉不代表主體，但換臉手術能使臉更貼近真實的自己。三部作品分別描述身體改造和主體性之間的對立、矛盾和統一，構成辯證關係。筆者將以三章分析三部作品，先以改造身體的動機、過程和結果帶出身體改造的特點，再以小說中的重要意象分析何謂主體性，繼而帶出身體改造和主體性如何構成辯證關係。

《閱微草堂筆記》狐空間研究, Kam Hu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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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對狐形象及狐世界研究成果豐碩，但對狐空間的研究稀少，但狐空間對於《閱微草堂筆記》的狐研究如何表達紀昀想法甚有關連。故本文第一章先以統計方法記錄筆記中狐的居住地，再藉由研究狐在居住地中的生活特性，歸納出狐有近人而居，而且是居人樓上的特性。狐居人家與人的接觸甚多，染有人類習性，擅於暗中觀察人類行為，或有揭發，或有援助。第二章則探討狐空間與紀昀「勸懲」教化主題之間的關係，得出狐空間於教化主題中充當保存人類禮教、人類道德的「試金石」的作用之結果。

野．城, Tsz King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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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還是大自然才是理想居住地？

這是一個迷失於城裡的男孩渴求慰藉的故事。

剛升中學的丁偉文成績倒退，遭父母的不解、同學排斥。內心孤獨的他對日常生活感到苦悶。這時，他發現自己可以和一隻麻雀溝通，牠比身邊的人更了解自己。

既然身邊沒有人明白自己，倒不如離開城市吧──一次衝動的離家出走，獨自前往森林。與猴子對峙、暴雨襲來，當大自然裡的危機逐漸浮現，丁偉文對自然的幻想破滅了嗎？這次旅程數次遇上那隻麻雀，協助、分享、吵架、鄙夷，他與那隻麻雀是敵是友？而人和自然最理想的關係究竟是怎樣？是疏離、相敬如賓、親密還是崇拜？

即將展開的自然探索，更是成長路上自我了解的冒險之旅。

紅江名勝錄, Siu Leung Cheung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二零一九年毫無疑問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社會運動席捲了全港十八區，持續了大半年方告平息。運動的出現難以歸咎單一因素，而是由日積月累的民怨爆發而成。在一九年後，該如何展望將來、該如何回顧歷史、該如何理解現在，便成了更為重要而複雜的問題，而這些也是許多香港作家寫作的核心。

本論文正是嘗試以文學創作的方法，從側面回應上述問題。論文以散文的形式，共六篇短散文合集而成。每篇各選香港一個具代表性的地方，或寫人或寫景，刻劃香港的社會問題與現況。六篇當中首三篇側重於對社會問題的探討，第四、五篇則描寫社會運動前後的香港，第六篇嘗試整體地回顧香港歷史，以此記錄我們身處的時代。

彼個所在, Pui Man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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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思覺失調病患，與家人關係疏遠，也沒甚麼朋友，本想着到德國作交換生逃離香港的一切，卻不想一切美夢因疫情而中斷。「我」不能再逃避，被迫面對。從隔離開始，「我」的幻覺愈趨嚴重，各種詭異的聲響與黑影逐漸使過去使「我」所畏懼的回憶浮現起來，迫使「我」正視問題。而「她」是貼體的解語花，總在「我」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陪「我」渡過難關。「她」看似陽光開朗，家庭和諧，好似世上一切的煩惱紛擾都與「她」無關一樣。然而「她」只是從來不透露自己的情緒，實際是與「我」一樣深受精神病困擾。故事圍繞二人發展，希望帶出不一樣的精神病人視角，其實他們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瘋，「我」和「她」也與大家一般無異，生長於普通家庭、如常讀書、生活。然而我們一般不易察覺他們，才釀成最後的悲劇。

從英語到粵語 : 論《小婦人》的在地化及其原因, Chui Ye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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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意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所著的美國小說《小婦人》（Little Women）於1869年正式面世，出版後廣受讀者喜愛，更被收入世界經典名著中。著作其後在1917年首度改編成同名默片電影，及後多次搬上大銀幕，其中較為人熟悉是1933年由喬治．丘克（George Cukor）執導的有聲電影。其後，首部彩色電影在16年後由梅爾文・勒羅伊（Mervyn LeRoy）執導。距離原著出版約一個世紀後，香港首部改編《小婦人》的粵語片在1957年由華僑電影企業公司出品，電影由吳回執導、程剛編劇，為公司一周年紀念作。

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影業蓬勃發展，取材多元，基於市場需求及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環境，跨文化改編的電影恆河沙數，《小婦人》便屬一例。有論者認為改編電影的藍本不限於原著小說，更包括外國的改編電影。當作品經歷從某地改編到某地，作品的時代特色、文化背景、人文日常等必然與新地不盡相同，由此編導在接受和重新詮釋外國的文學作品時，便需要將作品「在地化（localization）」，以貼合當地人文特性。過去亦有不少關於改編作品的研究，例如電影研究者易以聞就曾探討《小婦人》由美國到香港電影的改編過程，分析原著與本地文化的融合和呈現。然而有關研究多探討香港電影如何改編原著，較少論述有關改動中在地化與當代語境的關係。

有見外國原著小說《小婦人》具代表性，而且由世界文學的文本到粵語改編電影，亦屬跨文化改編的典型例子。本文遂以前人研究為基礎，開展有關跨文化改編與在地化的討論，除探討文本與改編電影的異同，亦會結合五十年代香港環境，分析粵語改編電影在佈局、主題、人物和結局上的改編如何體現在地化，並推測當代語境與作品在地化的關係。

一夢知舟, Chui Yee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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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代表和平、聖潔、快樂，可是在程舟舟夢裏的鴿子，卻一點都不和平。每夜夢回，她總能看見那隻黑鴿的鳥啄是如何的鋒利。

葉知秋與程舟舟相識於大學時期，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可惜在一場爭吵後，兩人日漸疏遠，其後更是失去了聯絡。畢業後，程舟舟在酒店裏任職宴會廳的領班，某日下班後，收到了來自大學同學的電話，邀請她出席同學聚會。這一通電話看似平平無奇，卻又帶着程舟舟昔日逃脫不開的夢捲土重來。夢愈來愈真實了，那兩隻鴿子、那個黑裙女子，還有那一地的血紅⋯⋯

曾經的掙扎、不安、恐懼，重新佔據她的心頭。她一直都以為是葉知秋騙了她，但當回憶重浮水面時，她駭然驚覺，騙她的竟另有其人，看到那張臉最終從深處趨步走來時，她的胸口幾乎喘不過氣來，當一切都化作細沙時，她是否有機會重新來過？

先秦諸子開幕式與閉幕式, Yi Y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孔子於魯昭公三十一年赴洛陽問禮於老聃，老聃傳授的道和禮，孔子接受並加以改造的以仁和孝爲核心的禮，開啟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争鳴的源頭。三百年後，荀子招收韓非、李斯爲徒，以帝王術统率思想，給諸子百家争鳴畫上一個句號。這就是先秦諸子百家的開幕式和閉幕式。

In the 31st year of the Duke Zhao of Lu, Confucius went to Luoyang and consulted Laozi about li 禮 (ritual). Confucius re-conceptualized with ren 仁 (benevolence) and xiao 孝 (familial piety) as the cores. The exchange between Confucius and Laozi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Three hundred years later, Xunzi mentored Han Fei and Li Si and taught them the art of rulership which puts an end to the centuries-long Concention. Such are its beginning and end.

華夷之辨、華夷之辯 : 從《左傳》談起, Wai-Yee L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蠻、夷、戎、狄等稱謂可以是具體專指，亦可以是類别泛稱，但是中文没有一個字或詞涵蓋所有外族，同時貫撤始終地包羅“外來”與“野蠻”的語意。論者多謂《左傳》以及其他載籍中“我者”與“他者”的分際是文化習俗而非種族。但是文化習俗差異如何精準地界定，並不容易。本文探究三個問題。(1) 華夷之“辯”如何界定華夷之辨？戰事方式、土地運用、禮制儀節是否爲決定因素？楚、吳形象，爲何游移於“華化”與“夷化”之間？魯與“東夷”的關係，顯示“他者”的描摹與自我定位不可分割。同源近俗似乎正是衍生突顯差異的原動力。(2) 文化聯繫的存在或否定，往往建基於歷史回顧。承認“戎化”或刻意淡化與周的歷史淵源，可以是抗拒周王之要求、不受其羈縻的方法。相反的，重寫歷史，泯滅“他者”身份，也許是圖霸的途徑。作者分析“有史爲證”的辯論方式，探討華夷同、異的觀點如何藉重塑歷史尋找論據。(3) 貶損蠻、夷、戎、狄的論點往往出現於人物的言説，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他者”屬性道德化背後的修辭框架。辯論的焦點可能是軍事策略、和與戰的選擇、“獻捷”的儀節、周王與盟主的關係等等。《左傳》透過追捕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及歷史人物的動機，超越了簡單化、道德化的華夷之辨程式，呈現了一個複雜而多元的畫面。

There is no fixed categorical term for barbarians in Chinese. Specific groups are identified as “aliens” or “cultural others” through words like Man 蠻, Yi 夷, Rong 戎, and Di 狄, but all four terms can be specific or categorical.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us-versus-them formula in Zuozhuan (and early Chinese texts in general) is cultural rather than ethnic, but precise defini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 can be elusiv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regard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1) Who is the barbarian? Can we find the decisive criterion in modes of …

今本何休《解詁》通用字辨, Jiyi Ga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何休之用字，有獨用、别用例，無通用例。獨用者，謂二字可通，但何氏止用一字。别用者,謂二字雖可通，然何氏分别其義，義既有别，則不得相通用。通用者，謂二字相通，或用此字，或用彼字，字雖相易，義則無殊。通用例與獨用、别用例相乖，今以何氏義例及《解詁》諸本相證，知今本《解詁》之通用字，乃後人傳寫改易。明乎此，則何氏《公羊》家法、今本《解詁》傳寫之譌亂，可以了然矣。

He Xiu’s diction is featured by use of exclusive characters and us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rather than by use of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Use of exclusive words means using only one character when two characters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Use of different words means though two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can be used to replace each other, He Xiu refuses to use them to replace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differ in meaning. Use of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means two characters, though different in form,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for they express the same meaning. However, considering that use of exclusive characters and 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