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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戰國文字中用爲“野”的“冶”字, Ping'an Zha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戰國文字中有一個從“土”從“爪”的字，長期以來得不到正確的釋讀。本文比較系統地梳理了該字的研究歷史，分析了該字的相關用例，特别是新出簡帛資料，認爲應釋爲野。從來源上講，很可能是冶的假借改造字。

説甲骨文的「豕凶十」和「奚戌」字, Qingyu D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甲骨文中的「豕凶十」和「奚戌」字都比較常見，但它們的字形該如何分析，學界尚無統一意見。本文通過相關字形的分析對比，並結合辭例及文獻進行考察，認爲「豕凶十」爲「冡」字初文，「奚戌」爲「髡」字初文。

中國古墓爲何隨葬書籍, Hua Y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國古墓中出土大量書籍，是上古葬俗的反映。在喪葬禮制的初期，它們被埋入墓中，可能與墓主的身份、職業、興趣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相沿成俗，便變得關係不大了，大多是舉喪時臨時抄寫的文本。喪家可能並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而只是在意是否隨葬了“書”，對葬書禮俗的重視反而超過了對文獻本身的重視。所以纔會出現重複文本、摘抄選抄、補綴書寫、空白簡等現象。不同時期人間社會流行的書籍，在“陰間”墓葬中都會得到反映。

據出土文獻説“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 Jian Che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今日尚常用之成語“懸諸日月而不刊”，一般解釋作“和日月一同懸掛在天空，永不磨滅”之類。此語出自西漢末揚雄《答劉歆書》，可追溯到《管子·白心》“縣乎日月無已也”。“縣（懸）”如字解非其原意。從秦漢出土文獻的字形、用字習慣和有關辭例來看，“縣”原本應解作緜延之“緜（綿）”。“緜”字本自“縣”字分化而來，兩字在漢代曾長期共用某些字形而未徹底分化開；東漢碑刻中有“緜之日月，與金石存”（婁壽碑），“功綿日月，名勒管弦”（帝堯碑）等辭例，與“縣（緜）諸日月”可相印證。古書校勘中的“縣”“緜（綿）”糾葛問題，王念孫多已指出；今據本文的分析，還可進一步揭示出更多先秦古書和漢代簡帛中一些應讀爲“緜”的“縣”字，糾正舊説之誤。

新見《壽「四每」尊》銘文所見「卜馬」字試釋, Pui Ling Tang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香港翰海秋季拍賣會公佈新見《壽「四每」尊》乙器，年代屬於西周早期至中期之間。銘文記有“睗（錫）「卜馬」馬卅匹”一語，當中，「卜馬」字从“卜”从“馬”，乃金文首見，拍賣圖録讀爲“駙”。本文結合傳世文獻所見“馼”、“駇”二字的討論，提出尊銘「卜馬」字當讀爲“駁”，“睗（錫）「卜馬」馬卅匹”意指賞賜雜色馬三十匹。此外，本文復通過先秦用馬制度中“毛馬而頒之”與“物馬而頒之”的記述，指出《壽「四每」尊》所記賜馬數量較多，或因雜色馬無法用於禮儀活動，故其用途可以理解爲軍旅出征或家居代步。

新出曾伯「雨桼」壺銘的“元屖”與舊著録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考釋, Pei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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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6、1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表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出土的曾伯雨桼壺銘文照片，並對銘文大部分内容作了解釋。有學者很快就發表了研究文章。本文隨即對前述相關研究做了檢討，重新隸寫釋文，並作相關注釋，重點將其中“孔武元屖”與舊著録曾伯「雨桼」簠相應的“元武孔黹”進行對比，確定“孔黹”當讀爲“孔夷”。由此，文章又對其他銘文中難解的“黹”字及相關語詞進行了重新解釋。此外，文章還順便討論了樂器銘文中常見的“元鳴孔皇”的語法結構問題。

戰國楚竹書《容成氏》校讀, Zhi-Pe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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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2册有《容成氏》一篇，存簡五十餘枚，内容涉及夏商周三代興亡及其前的古史傳説，所記頗能補傳世文獻之闕。從2002年刊布以來，已有多部專書及數百篇論文針對此篇竹書的簡序編聯、疑難字詞及思想内涵作深入的探討。近年孫飛燕、單育辰搜集相關論著，分别編有集釋，筆者在其整理的基礎上，重新校讀全篇竹書。除了廣引時賢意見，加以論斷、補充新説外，筆者對於簡文中的難解詞語，如“歭板正立”、“方爲三俈”、“民乃宜怨”等，亦提出自己的看法。

新出“宗人”諸器所反映的西周宗族關係, Wei Ha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新見流散西周青銅器中，有一組與名爲“宗人”的貴族相關的銅器，包括宗人簋兩件、伯或父鼎（作器者實爲“宗人”）一件、叔安父簋一件、孝簋一件、叔友簋兩件。這組銅器年代在西周中期後段，銘文内容涉及西周世族的内部結構以及大、小宗之間的關係，十分重要。銘文記録“伯或父（伯氏）”、“凡姬”和“叔安父”先後賞賜“宗人”和“孝（叔友）”，或爲他們製作祭器。本文首先分析銅器銘文中記録的人物關係，指出“伯或父”爲該家族大宗宗子，“凡姬”爲其夫人，是出身“周公之胤”凡氏家族的女子。“叔安父”應爲“伯或父”之世子。“宗人”是“伯或父”的小宗侄輩，“孝（叔友）”則是“宗人”的親兄弟。由此可見，西周時期世族内部的大宗和小宗之間保持着嚴格的宗法關係，在政治、經濟和祭祀等諸方面，小宗都服從於大宗，並從大宗獲取資源支持。而且大宗宗子的夫人（宗婦）和世子（法定繼承人）都在族内享有一定的支配權。這些都深化了我們對西周家族形態和宗法制度的認識。

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 : 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 Yongbing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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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合《陝西金文集成》著録的春成孺子鼎和邵陰下官銅箍銘文，對戰國文字資料中與斠量器物有關的“孺子”的身份再次進行了探討，否定了過去對三晉銘刻中所見的部分“孺子”身份的判斷，認爲這些“孺子”是工官中負責諸如器物檢定斠量等輔助工作的成童，與戰國文字資料中的“敖童/敖史”、“馬童”身份接近，或可類比。文末附帶談了燕國的“郭大夫甗”，懷疑所謂“郭”字可能也應改釋“乳”，並對器物自名作了研究。

前言, Gang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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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現代學術的中國古代文史研究，是從民國時候的羅王之學開始的。現代文史之學的開拓和進展，一直是跟出土文獻的發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民國時候的諸多大師，都非常强調新材料的發現和使用。中央研究院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是以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爲支柱的，從此纔有了中國現代的考古學。２０ 世紀下半葉以來，新的發現層出不窮，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秦漢以前的早期中國社會的認識，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由於出土文獻内容的豐富性和重要性，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把各個研究領域的優秀學者吸引過來，形成了一股浩蕩的沿流(drift)，奔流成河。

這是一個學科重組的時代，很多傳統學科的邊界都已經模糊，面臨着與其它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研究者相互之間的合作和交流顯得越來越迫切。出土文獻涉及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它本身就是一個學科開放的研究對象，尤其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之間的切磋和協作。本輯的十二篇論文，雖然只是這條大河中激起的幾朵浪花，但是它們各有自己的姿態，各有自己的衝擊力，從不同的側面，突顯了出土文獻研究的特點和現狀。

諧聲假借的原則及複雜性, Fuh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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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聲假借是利用語音的相同或相近關係來造字和使用文字。諧聲偏旁的讀音必定與整字的讀音相同或相近，某字所假借表示的詞的語音必定與其本來的讀音相同或相近。音近有一定的原則：聲母方面，如同部位的塞音，同部位的鼻流音；韻母方面，如韻相同，開合相同。但不合一般原則的諧聲假借亦不乏其例，尤其是在以戰國竹簡爲代表的出土古文字資料中，諧聲假借的語音關係表現複雜，需要加以歸納和解釋。而傳統的“一聲之轉”説帶有極大的任意性，必須摒棄。

司馬遷與《過秦》篇, Kanl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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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編著《史記》，全文引述賈誼《過秦》篇，有含而未申之義。參考北大漢簡《趙正書》等出土文獻，可知《過秦》所述史事别有所據，與《史記》多有牴牾。司馬遷對這些牴牾之處未加删削，也不像對待一般作品那樣將《過秦》篇置入作者的列傳，而是收録在抒發己見的“太史公曰”中，有意假借賈誼的文字，寫出對武帝晚年政局的批評和重蹈亡秦覆轍的憂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詩》《書》《春秋》等古代經典的影響，切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與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和心態緊密聯繫，體現了《史記》寫作中個人化的一面。

試論早期“中國”觀念的形成, Gang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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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年，“中國”的概念逐漸固定在洛陽，這是武王、周公的戰略設計。在周民族進入中國歷史之前，洛陽一直是個邊緣地帶，並不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西周以前，華夏族的政治經濟中心是九州中的冀州地區。把洛陽作爲天下之中，除了地理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軍事、資源上的考慮。“中國”是一個宗教性的概念，是一種精神的象徵。

從《論語》看孔子與《易傳》之關係, Hung K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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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言《易傳》作者，或以爲出孔子之手，或以爲非孔子所作，莫衷一是。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從《論語》入手，找出書中孔子言論與傳世《易傳》内容相似之處，共得１７ 條，所言道理，包括朋友講習、改過遷善、節用愛民、慎言節食、敬義立德、寡慾致剛、不貳己過、順言以悦、非禮勿履、尊卑有序、止息争訟、赦過宥罪、思不出位、君子固窮、裒多益寡、修美文德、不言而行。以上諸點，《論語》與《易傳》立論，互爲表裏。據此，知孔子之於《易傳》，雖無撰述之實，或有闡述之功。本文證明《論語》與《象傳》及《彖傳》具密切關係，此對孔子闡述《易傳》之説，或可提供足資參考之佐證。

蘇軾前身故事的真相與改寫, Gang Zhu, Huiqing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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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禪僧惠洪最早記録了蘇軾前身是雲門宗禪僧五祖師戒的故事。他不僅構建了這個故事，也一手記録了五祖師戒形象的所有元素。惠洪所爲可能與其祖師黄龍慧南叛出雲門宗這一事件相關，他通過建構蘇軾前身故事及五祖師戒形象，來維護黄龍慧南的聲名，表明其並非背叛雲門宗，而是真正傳承雲門法脈。後來蘇軾前身故事被世俗社會引入戲曲小説，並將其與紅蓮故事拼合，展現出與士大夫話語不一樣的面貌，成爲禪宗在世俗社會的傳法手段。五祖師戒在小説戲曲中被訛變爲五戒禪師，這個新形象成爲流傳最廣的蘇軾前身樣態。

《金石萃編》續補考, Cheng-Ji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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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的《金石萃編》將目録、集釋與按語匯爲一編，成爲清代金石學上的劃時代的著作，後人仿效其體例，續補著作多達二十餘部。《金石萃編》與其續補著作共同構建了清代金石學的壹個學術傳統，這種學術傳統是以匯集前人考證題跋爲中心，辨析源流、考索史實，對後代金石學著作的編纂起到了典範作用。考察《金石萃編》之續補，一方面可以利用金石與文獻互證的方法，辨析《金石萃編》的文字或史實錯誤，另一方面，亦可探究《金石萃編》及其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意義。

遞藏·題跋·複製：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書跡, Lo-Fen I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合卷書於北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白麻紙，全幅縱28.3釐米，横306.3釐米，加上後人的題跋，總共全長450.3釐米，是篇幅最長的蘇軾書跡，現藏吉林省博物院。本文分析《洞庭春色賦》和《中山松醪賦》的書寫與複製情形，整理歷代庋藏流轉脈絡，以及九位題跋者的十三則題跋。研究發現：蘇軾多次書寫此二賦，尤其是寫《中山松醪賦》予友人，彌補個人作品出版受限制的困境。後世的石刻和法帖促進此二賦的傳布。乾隆皇帝至少兩次臨摹《中山松醪賦》，四度題寫《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合卷，其中兩次是在蘇軾寫《中山松醪賦》的河北定州，頗具深意。

私立嶺南大學蠶絲科發展史論, Chao Jiang, Quan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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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絲業在廣東近代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私立嶺南大學蠶絲科根據廣東蠶絲業發展現狀，開展調查研究，展開蠶病治理與預防，改良蠶種培育與育蠶及桑種培育與栽桑技術，重視成果技術推廣，致力於廣東蠶絲業的發展，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動。嶺南大學蠶絲科的發展既是美國改良廣東蠶絲的迫切需要的推動，又離不開廣東發展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華人致力於嶺南大學“中國化”持續努力的結果；在促進蠶絲技術的改進，提高蠶絲品質的同時，增强了廣東蠶絲的市場競争力；也打破了傳統的蠶絲生産觀念，促進了蠶農對蠶絲應用技術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蠶絲業的發展。

《史記·淮陰侯列傳》與《春秋》書法 : 以比事見義爲例, Kao Ping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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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司馬遷著成《史記》，猶孔子作《春秋》，“於定、哀之際，則微”，《司馬相如列傳》所謂“《春秋》推見至隱”。所以出以微辭隱義者，觸忌犯諱故也。今以《史記·淮陰侯列傳》爲例，揭示司馬遷發揮史德之真實，運用《春秋》書法，顯揚韓信之忠貞不二，爲勇略震主、功蓋天下之韓信平反冤獄。司馬遷運用《春秋》比事屬辭之書法有三：一、據事直書，具文見義，即“盡而不汙”之書法，是實録、信史之基調。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極辯信無反狀十一事，史公依漢廷獄案將誣詞叙入傳中，比事屬辭，而其冤自見。二、詳略重輕，筆削見義：筆削之義，則體現於詳略、重輕、異同、有無諸書法。漢中之對、安邑之襲、背水之戰、濰水之陣，爲勇略震主、功蓋天下作見證，故較詳較重。武涉與蒯通之遊説，前較略、較輕，後偏詳、偏重。重輕、詳略，皆有義可求。韓信之回應武涉與蒯通，屬辭雖有微殊，而曰豈可鄉利背義，雖死不易，是其所同。三、微婉顯晦，互見示義：“太史公曰”之微辭隱義，當前後相絜，彼此相形。如信與陳豨，聯手謀反；韓信夙願，止在封侯；韓信功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天下已集，乃謀畔逆等等：皆所謂忌諱書寫，最見《春秋》書法。

中古時代的《漢書》注釋傳統, Ju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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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代《漢書》地位頗高，堪與“五經”相提並論。《漢書》經典地位的確立，除了其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經典特質以外，傳授和注釋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東漢中期是《漢書》學的發軔期，班固之妹班昭與馬續續補《漢書》，教授《漢書》於馬融，並爲班固《幽通賦》作注，可謂《漢書》學第一人。從東漢末年的服虔《漢書音訓》、應劭《漢書音義》到西晉時期的晉灼《漢書集注》、臣瓚《漢書集解音義》，再到唐代初年的顔師古注，《漢書》注釋經歷了由“音義”體到“集注”體、由《漢書》學南北分流到《漢書》顔注集其大成的發展過程。

落葉哀蟬曲：珍妃之死·香草美人·家國之喻, Shengqing Wu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庚子之變是近代中國創傷性經驗的歷史關捩點，也引發了悲情書寫的機制。本文討論世紀之初一群在京文人的詩詞寫作，特别圍繞兩個相關的個案：對珍妃之死的回應，以及王鵬運、朱祖謀與劉福姚等篝燈酬唱而完成的兩部詞集《庚子秋詞》與《春蟄吟》。各種幽微曲折的心思，託喻性的整體風格，鑲嵌繁複的典故，共同成就了那一時期的詞學風貌。集體的唱酬進一步劃分或强化了知識群體，爲有共同文化信念的文人提供表達的機緣、情感慰藉的場域。在這類高度風格化的書寫中，女性的符號成爲其中最活躍的修辭要素。本文探討創傷、隱喻、女性身體與家國想像這些交相糾結的命題，以及托喻作爲一種古老的“詩用”行爲對於晚清士大夫階層的意義。

“三七之厄”與兩漢之際經學思想之關係 : 以路温舒、谷永、王莽爲中心, Shaohua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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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七之厄”推算思想看，路温舒提出的“漢厄三七之間”，主要涉及天文與曆數；谷永在路温舒基礎上，又增加了《周易》思想；王莽的“三七之厄”，主要與《周易》、讖緯、五行有關。從三人“三七之厄”思想的變化及其與經學之關係看，路温舒以董仲舒《公羊春秋》説災異，是西漢初年流行做法；谷永説災異，較爲深入地援引各種經學文字，並且在西漢通行經文文字基礎上，開始引用古文經文字；王莽的“三七之厄”説，除了繼續以古文經學説災異，還採納了齊人甘忠可的讖緯學説。劉秀時期提出的“四七之際火爲主”，仍然沿襲的是王莽“三七之厄”的推算方式。二者皆爲王莽代漢、劉秀代莽的輿論工具。

陶淵明的文體選擇及其文學史“位置”, T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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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並不“一帆風順”，他在當時和稍後並不曾被普遍推重，趙宋以降則聲譽日隆。陶淵明的文學史命運，和他的文體選擇息息相關。作爲一個晉宋之際的文人，陶淵明留存的辭賦很少，且皆爲模擬之作，只能展現其文章才能。但陶詩恰與陶賦形成一鮮明對比，陶淵明經營了一個廣闊的“詩世界”，含攝生平、交遊、思想諸方面。縱覽魏晉文學史，陶淵明是第一位單獨憑藉詩歌就可奠定文學史崇高地位的“詩人”。詩賦之外，陶淵明的文章也旁涉了唐宋方有的“散文”境界。這一獨特的文體選擇，決定了陶淵明的文學史“位置”。

日本僧人《世説新語》注考論 : 江户學問僧之一側面, Bowe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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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世貞删改劉義慶《世説新語》和何良俊《語林》而成《世説新語補》，此書在日本江户時代甚爲流行，並且出現了大量的注釋本。在這一注釋群體中，有一批僧人特别引人注目。本文在全面把握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勾勒出江户時期僧人《世説》注的整體面貌，揭示了僧人《世説》注的貢獻和特點，對其學術淵源作了更爲準確的釐清。希望透過這一研究，提請學術界對江户學問僧之成就與貢獻的注意，並再次呼籲將東亞漢傳佛教的文獻當做一個整體來處理，逐步打破以國别爲單位的佛教文獻、思想、信仰的研究。

國圖藏清陳澧《學思録》稿本初探, Chao-Ying Guo, Yu-Che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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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藏陳澧《學思録》稿本由原北平圖書館而來，是高隱芩所藏陳澧稿本中的部分文稿，該稿本包含有陳澧論陶淵明、清朝學者、《周易》、《論語》、朱熹等總計五部分内容。學界一直對高氏所藏此部分文稿的下落不甚明了，所以國圖藏陳澧稿本《學思録》的價值不言自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