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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六朝唐代詩賦中的音樂描寫研究, Zhou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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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世界諸多文明的發展，音樂與文學都是從源頭上的一體慢慢分流，在各自成為獨立藝術的過程中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在音樂與文學之間存在一類特殊的文本——將音樂活動的感性經驗轉換為文學符號的音樂描寫。這類作品涉及音響感知、想像聯想、審美方式、文化觀念、創作方法及其互動，具有較為豐富的美學研究價值。因此本文以漢魏六朝唐代詩賦中的音樂描寫為研究對象，以音響、場景、情思為三個基本角度，通過文本細讀勾勒漢魏六朝唐代音樂詩賦的創作形態；經由文本與音樂的比較挖掘音樂描寫的內在結構；藉以文史結合為方法，分析不同時期音響、場景、情思的不同描寫，探索藝術觀、審美觀的變化，由此構建一個宏觀的發展圖景。

中國新詩與古典詩關係研究 (1917-1937) : 以聞一多、卞之琳、林庚和郭沫若為中心, Sai H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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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從新詩和古典詩關係的角度切入，探討1917 年至1937 年的新詩作家怎樣借用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並結合時代環境因素和個人因素，探索和發展新詩的形式和語言，並以具體創作加以實踐。論文以個案形式展開論述，重點考察對象，包括：聞一多(1899－1946)、卞之琳(1910－2000)、林庚(1910－2006)和郭沫若(1892－1978)。這些作家有共同的背景：他們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同時寫作新詩和舊體詩，創作經歷是從舊體詩的沉浸中而來，並漸漸對新詩創作產生興趣，因而自覺地繼承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再轉化成新詩的形式和語言，表達屬於現代的思想，對往後新詩的形式和語言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力。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影響中國新詩的形成，促成中國詩歌的現代轉型。本論文重點探討以下問題：第一，探討詩人如何繼承和轉化古典詩傳統，發展成新詩的傳統。第二，分析詩人如何從古典詩歌汲取養份，建構新詩的形式和語言範式。第三，檢討在中國詩歌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傳統民族文學因素在新詩建構工程中的位置。

透過各章節的分析，本論文進一步釐清新詩人如何借助古典詩的文化資源，作為新詩創作的參考理論。傳統民族文學因素在新詩建構工程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古典詩所確立的詩學觀、形式句法、意象系統和語言系統，在聞一多、林庚、卞之琳和郭沫若的新詩中，有不同的承繼和轉化。這四位詩人對「新詩特質」有不同理解，這與時代因素、文學觀念的取態和創作目的有密切關係。「新詩特質」的理解影響他們接受古典詩文化資源的方針，從中可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詩和古典詩關係，遠比很多人想像中複雜。

馬其昶《毛詩學》析論, Man Lung 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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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昶(1855-1930)，字通白(又作通伯)，晚年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早年以古文名，晚歲殫治群經子史，旁及內典，有桐城派「殿軍」之稱。其著《毛詩學》因晚清經學衰微，加之珠玉在前，以往較少學者研究，然不失為一部《毛詩》學的總成之作。本文以此書作為研究對象，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通伯著書或有異名，或有異卷。本文先考《毛詩學》版本，繼而剖析體例，簡介成書背景及撰寫架構。二、歷來《詩》說紛紜，馬氏既以《毛詩》為宗，其於《詩經》學的重要問題必有傾向。本文擇取並析述書中部分觀點，窺探通伯對於《詩經》學部分問題的基本立場。三、陳漢章(1864-1938)謂「蓋此書出而經學可息爭矣」，此書實有功於《毛詩》學。筆者先比較《毛詩學》與清代《詩經》新疏三大家之撰述理念，從而了解《毛詩學》對同朝《毛詩》學派的繼承和相異之處。次而略舉《毛詩學》說詩條例，尤重比對此書與清代新疏之說法，考察此書釋《詩》具體方式和特點，並從徵引、釋詞、辨音、明句，以至撰述理念等角度，評述其按語獨到、可取，或誤解之處。四、由其書至其人，延伸馬氏著成此書的學術淵源。試從《毛詩學》具體思想傾向與特點，推論背後形成因素，論及此書與桐城派學術觀之關係。

延安時期的婚戀小說研究 : 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為重心, Xiaoya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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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婚戀問題作為與農村傳統習俗對抗的焦點，以及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武器，被賦予了一種無法迴避的政治使命。1941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大型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其副刊亦成為延安時期極具影響性和權威性的文藝陣地。本文以延安《解放日報》副刊（1941.5.16-1947.3.27）的婚戀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加入延安時期未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但影響較大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等，作為論文的補充與對照向度。嘗試解決以下問題：一、延安時期的婚戀小說對五四時期的婚戀小說有何主動與被動的改變；二、探析作家如何思考「性」、「經濟」、「政治」、「家庭」在革命中的位置，各種政治、文化、思想因素出於何種理由、以何種形式滲入到婚戀故事之中，又是如何建構出一種新的主體想像。

南來香港 : 「和平文藝」作者 : 一九五、六〇年代《星島晚報》副刊「星晚」的連載小說研究, Hoi Yin, Yuki S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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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曾指出「和平文藝」作家（即「和平文人」）對1949年後的香港文學的影響是重要的關鍵。1949年的政治變動吸引了左派文人北上，而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等四位「和平文人」卻南來香港。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的報紙副刊地位特殊，南來文人就以報紙副刊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發表園地。四位作家也不例外，最擅長的謀生技能主要是創作和編輯報章副刊或雜誌，又或是二者兼之。《星島晚報》副刊「星晚」是他們初到香港的主要發表園地，作品的文學性較強，此副刊更是五、六〇年代香港文壇一個重要而目前未有充份研究的文藝園地。和平文人是南來文人的其中一群，他們筆下呈現了「香港」的某個側面，值得追問的是，他們筆下的「香港」為何如此，由此探討他們的心態。

一九五、六〇年代副刊的連載小說是結集成書和改編成電影的前置文本，在報刊、出版業、電影業三個香港文化產業中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連載小說雖有廣泛傳閱的優長，同時也有文類特點的限制，與結集作品要求小說內容的整體性產生衝突，作家或會在結集時加以修訂。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的情況非常普遍。原著作家或會參與電影製作，工作跨越了不同的媒介；更有作家在跨界工作後，汲取電影拍攝技巧，運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四位作家在《星島晚報•星晚》的連載小說具跨界特點，是研究當時文化產業的重要例子。

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和平文人在《星島晚報•星晚》上連載了不少作品，當中所呈現的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社會的面貌是怎樣的？

二、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透現出他們怎樣的心態？

三、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是小說結集與電影改編的前置文本，與當時報業以外的文化產業（主要是出版業和電影業）組成了緊密的生產線，然則，連載小說與這些文化產業的互動情況具體如何？

若要勾勒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壇面貌，必須兼顧作家、作品及刊登園地等三方面。本文以《星島晚報•星晚》為園地，以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作為研究對象，以連載小說為焦點，勾勒當時的文學面貌，對作品及文化背景深入研究。

周作人與五十年代香港散文, Cheuk Yin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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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現代中文散文寫作範式的一大奠基者，亦是五四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家，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周作人「開風氣之先」，是研究現代中國散文時不可迴避的散文大家。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因政治上的原因，在中國只剩狹小的寫作與發表空間，香港因處於特殊位置，在戰時或戰後一直有能力容納不同立場的聲音並存，加上香港文化人的支持，成為周作人晚年發表作品的重要場域。

本論文嘗試以「周作人式散文」為切入點，提出一個討論五十年代香港散文的框架，找出周作人式散文在五十年代香港的發展方向，以曹聚仁和葉靈鳳為中心，研究香港散文作家對周作人風格的傳承與轉化。通過歸納整理現有的周作人研究，從周作人式散文的美學特色及周作人式散文中的知識份子視野兩大方向建立「周作人式散文」一詞的內涵。周作人重視散文中的博識和理智，展示因知識而來的距離和深度，追求文章的趣味、澀味和簡單味，並以「十字街頭的塔」為知識份子寫作立場，將散文作家的視角轉向日常生活中的美。他引介民俗學的觀點，表現對地方、博物、風土與山水之關懷，並在其散文中展示其廣闊的跨文化視野。

通過調研現存的五十年代報章、文學期刊與書刊等第一手資料，描畫五十年代香港散文的鳥瞰圖；並試圖找出當中周作人式散文在香港的最重要兩位書寫者：曹聚仁與葉靈鳳在五十年代當中的位置。論文並將集中討論此兩位香港作家，探索兩位作家如何承接與開展周作人式散文，書寫出現當代文學中獨特的香港散文面貌。在周作人研究領域下周作人晚年的寫作是一研究焦點；曹聚仁說服周氏寫作回憶錄，及後更在種種政治壓力下，促成了《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曹亦影響了此部周氏晚年力作的寫作策略，兩者的互動是周作人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一頁。

張彝宣傳奇研究, Wing Yan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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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彝宣，一名大復，明末清初戲曲作家。現存九部傳奇，包括：《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吉祥兆》、《金剛鳳》、《讀書聲》、《快活三》、《紫瓊瑤》和《雙福壽》。是次研究期望達到兩個目標，一是評定張彝宣劇作的文學價值，二是衡量張彝宣劇作的戲臺演出價值。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排場關目分析、喜劇元素分析、行當角色分析、情節編排分析、主題思想分析等。

論文分七章：第一章為研究概況。第二章至第六章分論劇作。第二章討論《紫瓊瑤》與《雙福壽》的排場藝術，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分析單齣排場。第二部份討論腳色人物的調配、關目情節與劇本體製的設計乃至內場與外場的配合。第三章討論《快活三》與《讀書聲》的民間娛樂色彩，分四層面：一、「娛樂」主旨、二、喜劇人物塑造、三、關目技巧、四、插科打諢的喜劇效果。第四章：《海潮音》與《醉菩提》佛教人物的臺上示現，包括妙善觀音與濟公和尚的形象改造，重要的是分析「因緣果報應」和「通神」的主題思想及其舞臺效應和濟公的玩世因緣。第五章討論《吉祥兆》與《金剛鳳》的敘事程式。第六章討論《釣魚船》對《西遊記》的改編及其意義，特別研究劉全夫妻之恩情重義及其意義。第七章是總結。

香港九〇年代短篇小說中的「房子」, Fong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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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香港正式面對回歸中國的過渡期，並與全球一起面對二十世紀末的到來。這個時期的香港，不單充滿了過渡期的焦慮，還有全球化的衝擊，以及面對回歸不久便來臨的世紀末。九十年代的複雜語境，使得這時期的香港文學蘊含了豐富多彩的價值，十分值得關注。

文學中的空間，無論是對於敍述者或是讀者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過往的研究中，時間敍事往往成爲研究的焦點，文學中的空間研究卻寥寥可數。在此情況下，實在有必要對文學中的空間多加關注。當代西方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肯定了「空間」研究的價值 ——「空間」可謂當今文學研究中的關鍵詞。他更提出：「掌握空間作爲一個關鍵詞的要點，是要辨認出這個概念如何更好的整合到既有的社會、文學和文化後設理論中，以及效果爲何。」

本論文欲從香港九〇年代的語境（九七回歸、全球化等）開始，梳理當時備受關注的主題（九七、女性、都市異化）。進而以「房子」作爲視角，透過分析香港九○年代的短篇小説，發掘「房子」此空間在不同主題中的意義，以及文學作品如何以「房子」此空間來敍述主題且敍述了主題的什麽面向。本論文試圖以「房子」爲例，嘗試將「空間」概念整合到文學分析中，發掘空間在文學中的價值。

劉台拱學術研究 : 以《論語駢枝》為重心, Zha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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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台拱（1751-1805），字端臨，揚州寶應人，清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早年習治理學，後與汪中、王念孫、段玉裁等人交遊論學，確立樸學治經方向，成為揚州學派中堅人物。本文擇取端臨學術為研究對象，論文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後世學者所記端臨傳世著述，或卷書有異，或篇名不同。其《儀禮補疏》為畢生精力所萃，然終未見成書。故考端臨著述之刊刻過程及著寫《儀禮補疏》之始末；二、端臨所著《論語駢枝》世譽精闢，且對劉寳楠、恭冕父子《論語正義》有直接影響。本文將詳論此書，以窺端臨論語學之要義、經學之梗概；三、端臨於經史百家，皆有涉獵，僅憑《駢枝》，無法盡見其學術大體。故又擇《經傳小記》、《荀子補注》等卷進行考證，以論端臨禮學、小學、史學、理學中的考據、義理面貌；四、誦讀文章，須知人論世。本文將以文獻史料為基礎，尤重書信、文集，敘述乾嘉時期不同學術陣營之學者（如汪中、翁方綱、章學誠等）與端臨交往論學之經過，從而考察端臨學術歷程之轉變與發展；五、揚州寶應乃清初理學重鎮，曾出朱澤澐、王懋竑等朱子學大家。端臨受家學及鄉學薰陶，精於理學。後受京城漢學氛圍影響，始重考據。舊說多以棄宋就漢為論，總結其學。然端臨對漢學、宋學之態度，實非如此簡單，值得考辨；六、乾嘉時期學術論辯、漢宋之爭等議題，受到以往學術界重視。本文將以端臨個案作為切入點，從此一未為關注之新視角，對乾嘉學術思想作出區別以往之詮釋。

李商隱詩歌的語言風格研究 : 以詠物詩為重心, Ka Chu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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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李商隱詠物詩作研究對象，探討詩中的語言風格。從聲母、聲調、詞彙三方面，論述其詠物詩之語言特色如何形成義山詩的風格。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工具。年代愈遠，我們愈難分辨不同文學作品的差異。文藝上的感受還比較容易理出頭緒，但語言運用上，如果沒有深入研究，讀者難以僅憑閱讀便確知古典作家的語用習慣。本文分析詩中音韻特色時，借鑑語言風格學的方法，統計李商隱的語用習慣。

根據本文的分析，可以確知有以下幾項結果﹕在音韻上，李商隱詠物詩偏好用牙音與喉音字，與他徘徊低吟，纏綿綺艷的詩風有一定的關係。李商隱有刻意使用頭韻的效果來加強詩歌的韻律美感。總體而言，頭韻效果都可以加深讀者對詩句的印象，而部分頭韻用例亦有其他不同的文學功能，可分四類﹕（一）襯托，（二）借聲擬情，（三）使詩的語音結構與語義結構不同，（四）突顯題旨。聲調上，義山詠物詩喜在五言對句第三字作入聲，形成「頓挫」的音韻風格。詞彙上，義山詠物詩的季節詞彙可以創造出具體化的抒情空間，幫助李商隱抒發情感。當他在詩歌上點明時節，其情感一般是限定在某一類特殊的情感上，如﹕傷別、歸思。最後，李商隱詠物詩的季節詞彙多為偏正詞組，形成其詩設色穠麗的風格特點。

清華簡《繫年》與相關文獻比對研究, Pui Ming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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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清華大學獲校友捐贈一批從香港購入的戰國楚竹簡，總數2500 餘支。這批楚簡有古籍六十四篇，內容多與經、史有關，當中包括散佚已久的古文《尚書》，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自這批竹簡入藏至今，整理者已刊行三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11 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所公布的一篇名為《繫年》的佚籍。《繫年》為體裁類似後世之紀事本末體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由於《繫年》所記部份史事不見於傳世文獻，或與傳世文獻有所出入，可以補充和訂正傳世文獻，尤其與《春秋》經傳具有可比性，故此有很重要的歷史和文獻研究價值。

本文從敍事例體、史料、虛詞等方面考察《繫年》，再與《左傳》等傳世文獻、出土文獻作比對，從而分析《繫年》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取材和編撰過程。此外，《繫年》與《左傳》存在不少重文，本文以《繫年》與傳世文獻的重文作逐一比對，分析其來源、敘述方式的差異，有助認清各史書的取材和敘述特點，並討論《左傳》、《繫年》的成書。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Chieh Mi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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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旨在探討冷戰體制下魯迅思想在台、港兩地的傳播與演繹。論文主要處理三個問題:第一，這些人的魯迅論述如何與冷戰與國民黨反共體制縫合。第二，魯迅思想如何置入大一統的文化架構中。第三，海外魯迅論述如何逆反中國或於海外在地演繹。論文共分成六個章節：

第一章先概述冷戰體制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並整理現今魯迅文化史的研究狀況。透過系譜化魯迅研究來理解百年來的研究成果，並且提出在冷戰體制架構解讀台港兩地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的可能。

第二章則以蘇雪林為論述焦點，討論蘇從擁魯走向反魯的轉折，以及在台灣創造怎樣的魯迅形象。而她的激進反魯言論又是如何影響台港兩地，而這之中又與台、港的社會情形的差異有怎樣的關係，並造成兩地文化人的反彈。

第三章討論台、港的兩本魯迅傳記，在「人的魯迅」的共識上創造出不同的魯迅形象。鄭學稼的《魯迅正傳》的兩個版本，在不同的時代氛圍下有大幅的更動，以符合時代的現況。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某程度是為了反對鄭學稼言論而寫，將魯迅形塑為永遠的反叛者與民族主義立場作家，所反映的是個人對海峽兩岸分治的看法。

第四章討論台、港、美三地的現代文學史。夏志清的《現代小說史》以西方美學標準審視魯迅的作品，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強調的中國特性以及去政治的美學觀，反映對兩岸政治體制介入文學的反感。劉心皇的《現代文學史話》表現出個人礙於體制的監控，而迂迴表述對魯迅的看法。

第五章則梳理夏濟安、李歐梵一脈的魯迅研究，並比較夏濟安與舒蕪《野草》解讀之異同。這一脈的魯迅研究更為注重魯迅的心靈反覆、矛盾，以及其創作的象徵與隱喻，呈現精神意涵與創作技巧並重的研究。這一流派的研究在1980年代以後被介紹回中國，影響了中國新時期的魯迅研究方向，成為當前魯迅研究重要的一支。

第六章結論部分，先整理冷戰體制下台港魯迅研究的三大問題，並且嘗試以東亞視域來了解魯迅研究的跨國交流。

張愛玲的自我改寫 : 以《紅樓夢魘》為觀察視角, Ruq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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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是張愛玲畢生寫作的繆思。在不同的創作階段，《紅樓夢》所奉於張愛玲的靈感是有所差別的。重讀《紅樓夢》是張愛玲離滬後第二個創作生命的重要經驗，對照其心路歷程與書寫經驗，形成一種新的文學視域和價值尺度。

1977 年出版的《紅樓夢魘》，以不同版本為參照，「改寫」面貌始終是張氏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張愛玲自身也在不斷重寫、改寫自己的作品，《紅樓夢》考據給予她重寫生命的養分和動力。透過關涉文學評述與創作的微妙互動，可觀察到張愛玲藉由對《紅樓夢》的思考與推測，内化為自己的改寫意識，形諸創作當中。離滬後張氏因應文化場域的轉變，「改寫」又可以說是夾雜對生存與聲譽的擔憂，權衡寫作技法與政治禁忌的兩難之下，所作出的適應與妥協。本文擬以《紅樓夢魘》為觀察視角審顧張氏作品的改寫面貌和改寫策略，並探討其改寫因由與改寫效果。

戰國文字構形特徵研究, Yan Ho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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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歷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不少學者均主張依地域分系，學者何琳儀(1943-2007)將戰國文字分為齊、燕、晉、楚、秦五系，近代研究亦多取何氏的分域方法。學者李運富(1957-)認為，地域特點僅屬文字的書寫風格，不能作為分系的依據，質疑戰國文字的分域方法。何琳儀於其著作《戰國古文字典》與《戰國文字通論》中，嘗試列舉不同字例，以五系的分域方法，收集大量戰國文字的資料，概括構形的地域特點，唯何氏的論說未有對五系文字的特徵作更整體和深入的考察。基於前代學者的研究，本文以戰國文字為研究核心，透過構形的比較與歸納，補充近年出土的材料，嘗試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戰國文字的構形特徵與演變情況，論證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以及劃分成五系的必要。

本文的主體部分共分五章。第二章從微觀的角度，依個別域系分類，逐一援引字列，分析當中的字符、部件，集中呈現各系的地域特徵。第三章同樣以域系作區分，嘗試通過整合與歸類，指出不同字符、部件的類化現象，嘗試凸現各系文字的相異之處。第四章集中比對「東土四系」(齊、燕、晉、楚)與「西土秦國」的文字，通過字例的展示，歸納彼此相異的構形，論證王國維(1877-1927)等學者主張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第五章以宏觀的角度，逐一展示、分析五系文字構形各異的個體字符，嘗試以相同的字例，說明五系文字各自存有的地域特徵。第六章以五系文字當中，構形同時相同與相異的字符為例，分析當中的異、同原因，了解五系文字的構形演變。

通過本文橫向與縱向的文字比對，可知五系文字的構形或受書寫材料影響，但當中演變並不受載體所限。戰國五系文字同源於殷周文字，經過程度不一的構形演變，加上各域系對文字所作具規範的整合，五系文字的構形越趨不同，地域特徵更為明顯，可證戰國文字有分作五系的必要。從本文的不同分類與探討，可見戰國文字存在「東、西土分用」的情況，但僅為當時文字構形異、同的現象之一。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存在不同情況，表示戰國文字處於演變的階段，說明戰國五系文字「同中趨異」的現象。

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神話及陷湖傳說, Kit Man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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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是世界性的神話、傳說母題，中國自古水患頻繁，其中漢族產生大量洪水神話和傳說。鯀禹治水神話和陷湖傳說仍然傳頌至今。

受萬物有靈觀念和動物崇拜影響，人類將動物神格化、形象化，創造大量神異動物。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擁有怪誕外形和神秘力量，能夠掌治洪災，體現先民的豐富想像和對力量的崇拜。神異動物與人類的互動關係象徵性地展現人類對洪水態度的兩個面向：鯀禹治水神話中全獸形和半人獸形的神祇擔當人類英雄治水的強敵或助力，百靈護佑的禹征伐神異動物反映人類反抗自然的積極精神。陷湖傳說中洪水是神異動物對人類的懲罰，包括報應、報答、報恩三方面的果報概念，呈現神異動物較為人性化的面貌。陷湖傳說中人類不能亦不會逃過洪水，顯示人類無法違背命運的宿命意識，強調神異動物的權威性。除了強烈的宗教意識，陷湖傳說呈現惡者遭殃善者得救的對立，具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陷湖傳說的道德意識結民間信仰，加強傳說的阻嚇性。

歷代的神話和傳說中神異動物以不同形態反覆出現，呈現與人類的不同關係，神異動物在洪水母題中的意義卻未有專門討論。本論文從變形、主題、二元結構三個方面，分析神異動物在鯀禹治水神話和陷湖傳說中扮演的角色及顯示的意義，探討當中的漢族文化思維。

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 (1990-2010), Pui Ting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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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疾病是文學反覆吟誦的母題。香港文學發展至今，以精神疾病作為敘事對象的作品不勝枚舉。九十年代以後的精神疾病書寫，更呈現一種眾聲喧嘩（Hetroglossia）的狀態。

疾病作為時代苦悶的象徵，是展示社會面貌及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述符號， 因而在文學的主題表現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精神疾病的敘事更以心靈為文本，逼視個人或社會的病態。審視兩岸三地文學發展的脈絡，在現代主義的熱潮薰陶，及社會動盪的政局與經濟發展下，精神疾病書寫的文學形式便應運而生。作家為精神疾病披上藝術的外衣，形塑扭曲的人文及都市的多維面貌，為小說提供種種歧義的解讀，增加作品闡釋的空間與美學價值。可惜到目前為止， 香港文學對精神疾病敘事的研究並不足夠。

因此，本論文以1990-2010 年間發表及出版，並以精神疾病為敘事主題的香港短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 結合精神病學的醫學研究成果及敘事學 （Narratology）的相關論述，以精神疾病的敘事作用作為研究框架，從「個人」 和「社會」兩個層面為切入點，分析精神疾病之於文學主題的敘事作用。最後， 探討作家如何透過（集體）書寫精神疾病，反映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的時代性， 及形塑出香港都市支離破碎、浮動而不穩定的形象，從而肯定精神疾病書寫對於香港文學的價值。

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 : 以「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視點, Lei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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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冷戰陰雲籠罩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因特殊的殖民政策而游離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威權政治之外，其文學藝術紮根的土壤可謂貧瘠卻又豐富。放逐於政治意識形態邊緣的香港文學，不但兀自生長出不同於中國現代文學敘事傳統的城市文學，更在此一失落與追尋中逐漸完成一套極富特色的文學/ 藝術敘述模式。而這套敘述模式的起點，正始於五、六十年代風行一時的現代主義思潮與文學實踐。

以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視點，不只是以該社團為一文學場域探索其運作與香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發生、發展之關係，更旨在以這一社團整體訴求為經，以每個個體於社團活動前後之不同境遇、經歷及創作為緯，編織第一代本土作家以來，「現代主義」與香港文學建構的譜系。在釐清協會成員的早期活動、人事往來和知識結構之後，本文先以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最為矚目的成就——理論批評入手，試從香港的報刊生態闡釋這一批評論在文學理論貢獻之外更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及文體意義，並以存在主義思潮為例深入探討此類評論的傳播效果。後半部分則由具體文本入手，包括各種文體的文學及繪畫作品。 首先探討「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都市文化的密切關係，在逐漸本土化的敘述中「東方」的意義及其表現，以及詩與畫之間的跨媒介創作的特點。而後進一 步以崑南及蔡炎培的創作為對象縷析這一代作家的浪漫精神及其時代意義。

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研究, Lok M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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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宗璉(？—1802)，清代乾嘉之際漢學大師，著《春秋左傳補注》三卷，其 書旨在補注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及惠棟《左傳補註》，多為時人所重，但近人對是書之評價，卻毀譽不一。近人研究清代《左傳》學，又不及此書。有見及此，本文擬全面研究馬宗璉《補注》內容，探討其特點及地位，藉此客觀評價 此書。

首先，根據今所考見之材料，重新敘寫馬宗璉生平及其所參與之學術活動。 關於馬宗璉生平的資料，可供依據者並不多，記述較完整的只有王引之〈家傳〉 及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兩則紀事。馬宗璉早年跟從其舅姚鼐學習古文辭，後 來改攻漢學。乾隆五十年，入京向當時名儒邵晉涵、王念孫等問學，又先後佐修《經籍纂詁》及《史籍考》，可惜修書未峻，馬宗璉便去世。

其二，考釋馬氏《補注》中文字訓詁、人物職官、禮制及地理四方面內容， 以觀其得失。要正確地評價馬氏《補注》，必先考察其內容之得失及方法之優劣。 惜乎前人鮮有詳細考釋此書內容，因此在評價此書時，有欠允當。馬宗璉書中有關地理及人物職官部分，較具參考價值。至於文字訓詁部分，馬氏善於運用字書，但在聲訓之法上卻頗多失誤。禮制部分則甚多疏略，經常牽附禮書。

其三，梳理馬氏《補注》與前人經說之關係，分析馬宗璉運用前人經說的方法及態度。清儒研讀古書，號稱實事求是，旁徵博引。但各家專精不同，對古書的搜求考證，亦每有差異。馬宗璉面對經說琳瑯，各家異義，嘗試進行考辨、梳理並有所取捨。馬宗璉最重視鄭玄經注，對賈、服舊注，多有考辨。馬氏書對賈、服、杜注較能持平而論，免卻當時對賈、服舊注「不辨是非」之弊。 另外，其書又以《水經注》、《郡國志》等地志補足惠棟《補註》地理部分的不 足。

其四，考察劉文淇、安井衡及竹添光鴻著作中引用馬氏《補注》的情況， 以見馬氏書對後來注解的影響。重新評價馬氏《補注》，除審視書中內容之得失優劣外，亦須考察後來學者對此書之關注。翻查清代學術史、清代《左傳》學 史，對馬氏書著墨不多。但是，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日本安井衡《左 傳輯釋》及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三書卻大量引錄馬氏《補注》，以該書地理及人物職官部分，最受三家重視。

香港文學的現代主義 : 六、七〇年代歐洲電影與香港文學的關係, Pak Shing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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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史實證明，香港五、六○年代銳意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的文藝雜誌與 副刊跨越了不同的藝術媒介，為香港現代文學奠下了重要的基礎；而這個基礎 有兩個重要的特質：一它是一個連續的累積過程，二它具有跨越媒介的特色。 由《文藝新潮》（1956－1959）以降，到《新思潮》(1959)、《好望角》(1963) 等提倡現代文藝的雜誌，它們所累積的現代主義文化根基及對不同藝術媒介的 包容吸收，到了六○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仍然秉承這份精神。本文把西方傳入的現代主義思潮看成是一個在香港連續發展的整體。

現代主義雖然是西方思潮，但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之中，反而把其消化成香港獨特的文學風格，令香港文學更加本土化；而對於六○年代在香港成長的作者，歐洲電影更是一個吸收現代主義思潮的重要途徑。本文以現代主義及歐洲電影兩條線索在香港交匯的事實構成一個視角，一方面考察香港本土意識的形成，另一方面探討電影與文學在美學及文化上的互動關係。

在這個視角下，六○年代《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所討論的歐洲電影成為本文重要的文獻，而本文會抽取當中較有代表性的電影作品，並以之為章節， 看其對香港文學的影響。討論的作品以長篇作品《剪紙》（1977）及《我城》 （1979）為主，旁及《養龍人師門》（2002）、《象是笨蛋》（1969）以至也斯及西西的影評，以及他們回應某些歐洲電影的文學作品。與過往的評論不同， 本文把這兩部作品放在歐洲電影與現代主義文學交錯的脈絡中，重新發掘其背後的影響來源，討論的電影包括阿倫‧雷奈（Alain Resnais，1922－）的《去 年在馬倫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 1961)、路易士‧布紐爾（Luis Buñuel， 1900－1983）的《模糊的情慾對象》(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1977)、 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春光乍洩》（Blow-Up，1966)、路 易‧馬盧（Louis Malle，1932－1995）的《莎西遊巴黎》（Zazie dans le m�tro， 1960）等，並旁及這些導演其他電影作品及當時歐洲的電影文化，以至它們背後的文學原著，包括法國情色文學作家皮亞‧盧維（Pierre Louÿs，1870－1925） 的《女人與玩偶》（The Woman and The Puppet，1898）、 南美魔幻寫實作家科塔薩爾（Julio Cotazar，1914－1984）的短編作品、法國新小說作家的電影劇本等，並以也斯和西西早期作品為參照，察看當中受電影文化影響的轉變過程。

崑南及其小說研究 (1955-2009), Wai Chung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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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南(岑崑南 (1935-) 是香港一個頗富傳奇性的作家。50-60 年代，他是「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名猛將。60 年代中後期，崑南卻放棄了自己的「文藝」理想， 創辦了以流行音樂、影視、星座、消費為主的《香港青年周報》(1967)、《新周 報》(1972)等流行刊物，約至77 年中後期才因經濟問題而告終。此後崑南一直徘徊在文藝創作和通俗創作之間，掙扎不已。期間他對文學的信念和作家的自我定位日漸低落。88 年末，崑南更一度放棄創作，投入自己星座研究及個人的世界之中約7年。直至95 年中，崑南在朋友的鼓勵和支持下回歸文字創作，此後他對文學的熱情和創作意慾亦日漸見濃，不時在不同的報刊、雜誌、文藝刊物發表小說、詩歌、散文等不同作品，創辦多份文藝雜誌並擔個編輯。

本論文主要有三章，其中第一章共分成六個部份，分別討論不同時期崑南的文學活動與小說創作。全文梳理了近半個世紀之間，崑南在香港文學環境中， 在「文藝」和「通俗」兩種創作方向的來回掙扎與矛盾的心路歷程。本論文的第二章，主要疏理崑南各個時期的小說創作，其中就各小說中的情態意緒、敍事手法、語言運用等方面變化等方面來崑南「性與女體」書寫的特色。第三章主要以較宏觀的角度討論崑南的文學態度，並重點討論報紙副刊作為通俗載體 的限制和可能，藉以反思其與香港的文化環境和作家心態之間的關係。

《說文》古文與籀文之關係研究, Yan Ho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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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說文》古文與籀文的關係，以學者王國維（1877-1927）的說法影響最 大，王氏於其研究中數次提到「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論點，即認為古文與 籀文為兩種不同的文字體系，兩者無甚關係。近代學者何琳儀（1943-2007）則持 不同的見解，何氏嘗試以古、籀文相同的文字為例，嘗試證明兩者並不能全然劃 分，何氏更指出，籀文可能是古文的源頭，於戰國時期，古、籀文才劃分成兩個 體系。

《說文》古、籀文的關係，仍未有具體清晰的結論。由此，本論文以《說文》 古文與籀文為研究核心，運用比對與統計的方法，嘗試分析及釐清兩者之間的關 係。本論文所採用的「字符、部件比對法」，先將古、籀文分別拆分成構意最小 的部件，並歸納出「個體字符」、「複合部件」與「基礎部件」三批材料，再將古、 籀文的資料相互比較分析，嘗試從最仔細的部件著手，分析古、籀文之間的異同 與關係。除古、籀文的直接比對外，本論文會利用依從「字符、部件比對法」所 分拆出的古、籀文材料，與三批不同的文字材料比對，三批材料分別為西周金文、 戰國文字，以及《說文》小篆，嘗試以不同時代的文字為佐證，並統計當中的數 據，以進一步展示《說文》古、籀文的異同之處，並探討兩者與西周金文、戰國 文字，以及《說文》小篆的關係。

中國當代故事新編小說研究 (神話傳說類), Wenjun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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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故事新編》開創了現當代故事新編小說的先河，亦為後世有關此文類的創作奠下了穩固的基礎，在文學史上形成了重要的流派，其重要性與獨立創作一樣應得到重視。 本論文以神話與文學的研究方式為基礎，研究神話傳說類故事新編小說在 當代作家的創作下如何表現出創新意義。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主要探討神話傳說類故事新編小說的特質，以釐定本文的研究範圍；第二章是對神話傳 說類故事新編小說在現當代的發展作概觀式介紹，以及顯示個別作家在故事新編創作上的貢獻；第三章是神話類故事新編小說研究，本文選取五個有關神話人物的改編文本(馬彬〈神農〉、劉以鬯〈盤古與黑〉、董啟章《少年神農》、李 碧華〈嫦娥〉和葉兆言《后羿》)，探討作家如何改變神話人物的形象，以達到新編的效果；第四章是白蛇傳故事的故事新編研究，本文以人妖戀的角度，研究不同文本(劉以鬯〈蛇〉、孔慧怡〈雷峰塔〉、李碧華《青蛇》、和李銳及蔣韻 《人間》)對傳說的新編方式，如何表現出故事新編獨特的一面；第五章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新編研究，本文疏理出傳說忠貞愛情形象，並以此為基礎， 比較不同文本(張恨水《梁山伯與祝英台》、李碧華〈梁山伯自白書〉及〈祝英 台自白書〉、孔慧怡〈梁祝無恨〉和李馮〈梁〉及〈祝〉)對愛情主題的重新演繹；第六章則以文體討論的形式為基礎肯定故事新編小說的價值作結。

中文寫作與世界詩歌 : 北島詩歌研究, Sai H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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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 ( 趙振開1949- ) 是當今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於1970 年開始創作。1978 年，他創辦《今天》及對外發表詩作，與芒克、多多、顧城和舒婷等年青詩人同受注意，被評論界譽為朦朧詩派的重要代表。然而，他的創作經歷不同階段，首先在1980 年他主編的文學刊物《今天》被勒令停刊，其後又經過朦朧詩論爭，作品不斷被批評為晦澀難懂，1989 年後更流亡海外，足跡遍 及歐美等地，直至2001 年才得以短暫歸國探親，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

本篇論文將北島放入世界文學的視野，透過討論他在不同時期的詩歌創作。論文以宇文所安於1991 年所寫的一篇書評“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 (中譯〈世界影響的焦慮：什麼是世界詩歌〉) 的提問切入，探討北島怎樣在跨文化和跨語言的情況下創作詩歌。本文並不是論證宇文所安對北島的評論是否正確，但希望從他對世界詩歌和世界文學的論述，尋找討論北島的詩歌創作新的切入點。論文第一章是導言，說明研究題旨和範圍，簡述研究概況。第二章探討北島的創作經歷。第三章分析北島，身處的革命背景怎樣影響他早期的創作，討論詩歌如何表達革命意識。第四章討論北島怎樣 運用現代主義進行中文詩歌創作。第五章討論北海流亡海外後的詩歌，透過表達懷鄕和放逐的主題，呈現回歸故地和流動異域的矛盾心理。第六章是結論。

三蘇小說研究（1950 年代）, Ka Chun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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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會從兩個方向進行討論︰一、）作為報人、知識份子、文化人的高雄與五十 年代報章與文壇（通俗文化及嚴肅文學兩個場域）的關係。二、）以經紀拉、旦仃、石 狗公、史得等筆名寫連載小說的三蘇，其作品與社會、時代的關係。在第一部分的討論 中，除了探討作家與媒體、文化場域的關係外，也會個別討論到作品所涉及的特有問題， 如「三及第」文體於小說創作，及時代文化的意涵。而第二部分的討論，則集中對五十 年代兩類連載小說進行分析，透過文本細讀的方法，結合時代、社會背景進行比對，從 而探討作品在通俗文學的類別中所跨越及達到了的意義和貢獻。最後，就現存有關三蘇 作品資料整理的部分，進行必要的修正及補充。

三蘇（1918-1981），原名高德雄（或名高德熊），香港五、六十年代知名作家，先 後為多家報紙寫社論及連載小說，有筆名三蘇、經紀拉、石狗公、小生姓高、旦仃、周 弓、史得、許德、吳起、凌侶、區品器、禹伯等。對五、六年代的香港社會而言，報張 除了作為一種資訊傳播的媒介，更是流行文化的載體。於一定程度上，更是當時社會東 西文化交流、漸趨國際化的具體表徵。報紙連載便是這個時期特殊的文化產物，深受普 羅大眾歡迎。通俗文學作家中，作品題材之廣、產量之多、語言風格之奇尤以三蘇為箇 中佼佼者。他的創作由四十年代末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初，見證香港報業的黃金時代， 同時也是作家本人創作的高峰期。

《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關係之研究, Wing Ki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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籀文，一般認為出自童蒙識字課本《史籀篇》，故其文字稱為「籀」。然《史籀篇》早亡，迄今能確證為籀文者，僅餘東漢許慎（68－148）《說文解字》（下 稱《說文》）所錄的227 形籀文。

過往，學者對《史籀篇》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多有研究，但看法並不一致。傳統觀點根據東漢班固（32－92）和許慎的說法，以《史籀篇》為周宣王時太史籀 所作。然而近代王國維（1877－1927）提出新說，他認為史籀並非人名，懷疑《史籀篇》並非作於西周，而是「春秋戰國之間」秦人所作，並進而提出「所謂秦文， 即籀文也」的觀點，以籀文為戰國時秦國通行之文字。此後，學者對此說多有評 述，但至今未有定論。本文旨在結合商、周的甲骨金文和戰國古文字材料，與《說文》籀文作比較分析，重新審視班、許舊說與王國維說，以確定籀文的時代，並 以此為基礎，進而考察《說文》籀文與殷商、西周、春秋、戰國文字所存在的關係。

通過《說文》籀文與古文字材料的逐字系聯和對比，本文發現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相合程度最高，二者應為同時期的文字。換言之，傳統以《史籀篇》為西周宣王時作的觀點並不容輕易推翻，王國維把《史籀篇》成書時代推遲的說法似乎未能成立。此外，針對籀文的流傳範圍，本文系聯了籀文與戰國各系古文字材料， 發現籀文在春秋戰國時期固然行用於秦國，但東土六國使用籀文的情況亦甚普 遍，故此，王氏的「秦用籀文」之說並不符合出土古文字材料所反映的實際情況。

從香港想像中國 : 香港南來作家研究 (1937-1949), Guixin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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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南來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香港新文學史上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以之為研究對象，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在這一時間段（1937－1949）， 南來作家在其香港書寫中展現了怎樣的現代民族國家想像？與此相關的問題則是：中國現代文學在香港發生了什麼？它為香港文學帶來了什麼？

論文第一章為〈緒論〉，簡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討論現有研究概況，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架構。第二至第八章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文學生產」，包括第二至第三章，重點分析當時香港的文化空間及文學生產。其中，第二章簡述作家因戰爭 幾度南下香港、將香港建成為一個全國性「臨時文化中心」的史實，分析作家們如何利用當時殖民統治下的公共空間，進行多元言說。第三章討論作家們如何利用現代傳媒進行文學生產，塑造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想像的共同體」。

下篇為「話語實踐」，包括第四至第八章，重點討論南來作家在文學創作和批評活動中如何實踐民族主義話語與階級／革命話語。第四章討論南來作家現代民族國家想像與土地的關係。第五章分析南來作家作品中對革命的敘述，這種敘述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目的在於尋求革命的合法性。第六章集中討論南來作家在香港進行的两次大規模文學論爭，包括「民族形式」論爭與「方言文學」討論，這些論爭都以大眾化為目標，但也存在誤區。第七章專門論述戴望舒、徐遲等幾位現代詩人如何通過寫作向人民和革命靠近，在此過程中逐漸失去「自我」，將「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第八章闡釋1948－1949 年間南來作家在香港展開的文藝批判運動，通過批判對文藝界進行意識形態清理，使得「中國現代文學」轉向「中國當代文學」。

最後，本文第九章〈結論〉部分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總結香港南來作家的現代民族國家想像的基本特點，嘗試對南來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提出個人見解。

董橋專欄文章的語言風格研究, Ka Wa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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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是當今著名的文字大家，也是香港重要的專欄作者。董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旬始涉筆專欄寫作，至今仍筆耕不綴。他的專欄文章，風格獨特，在香港文學史以至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特殊，具有研究的價值。

本論文以語言風格學為主要理論依據，並運用舉證、歸納、統計等方法， 考察董橋專欄文章的語言風格。論文主要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引論，概括交代研究的背景、對象、目的、範圍以及對語言風格理論作一簡述；第二章為風格的形成(上)「創作主體與交際語境」，從生活經歷、文化修養、思想性情、 創作觀以及專欄載體等主客觀因素，探討董橋語言風格的成因；第三章則為風 格的形成(下)「風格要素與風格手段」，涵蓋詞彙風格、句法風格和修辭風格的研討，重點考析董橋專欄文章語言風格賴以形成的語言要素及風格手段。 結構上則採「先總後分」的方法，先描述董橋的語言風格本色，然後再按個別欄目分析各自的語言風格特色。第四章為總結，重申董橋專欄文章風格的構成 原因，勾勒文章中反覆而持續出現的「語言風格」，並帶出董橋文章的「正典化」現象，收結全文。

《現代》雜誌研究 : 翻譯與創作, Hoi Lam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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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雜誌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共出版三十四期，其間曾刊登一百 四十二篇翻譯詩、小說及散文，當中以詩和小說為主。《現代》雜誌普通被認為 是現代主義刊物，但通過翻譯小說，亦可見其現實主義的一面。另一方面，雜 誌所刊登的翻譯詩，與現代詩關係密切，更可視為現代詩的濫觴。

本文以翻譯作品為軸心，討論《現代》雜誌對西方文學的接受和介紹。第 一章導言，先簡述研究概況及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概念，釐清本文方向，繼 而按章討論《現代》雜誌的翻譯與創作之關係。第一章通過翻譯詩及小說的題 材及表現手法，討論雜誌對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接受，以及編者對詩與小說 的不同取向。第二章比較《現代》發表的中文作品與翻譯作品，分析兩者於風 格上的異同。第三章比較《現代》雜誌和其他三十年代的雜誌，就其異同討論 《現代》對西洋文學接受和介紹的特點及影響。結論部份《現代》雜誌於翻譯 及創作的特點，帶出其影響，並以雜誌對傳播西方文學的貢獻作結。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年-1949年), Wan Ching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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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創刊於1902 年6 月 17 日，至今已出版將近106 年，完整地記錄了中國百年滄桑。《大公報》香港版 創刊於1938 年8 月13 日，復刊於1948 年3 月15 日，半個多世紀以來，見證 了香港的風雲變幻。

論文主要研究三、四十年代《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歷 經沈從文(主要編輯時間：1933 年9 月─1936 年4 月)、蕭乾(主要編輯時間：1936 年4 月─1939 年8 月)、楊剛(主要編輯時間：1939 年9 月─1941 年12 月)三位 主編的薪火相傳，不僅擁有全國文藝副刊中最廣泛的作者群，而且被譽為中國 近現代著名作家的「文學搖籃」。當時大部分新進作家的初期之作，相當一部分 是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率先發表。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成為中國文學運 動的中堅。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副刊，與《大公報》的社評、星期論文和新 聞通訊一道，被中國新聞史學家評為「當時新聞界四絕」。

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引言」，第二章是「文藝副刊是中國報紙特色」， 第三章是「《大公報》『四不』及對文藝副刊的影響」，第四章是「沈從文編《大 公報．文藝副刊》」，第五章是「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津、滬版）」，第六章 是「蕭乾、楊剛編《文藝》（港版）」，第七章是「《大公報．文藝》走進歷史」， 第八章是結論「《文藝副刊》和《文藝》的主要貢獻」。

中國白蛇系列小說 (唐-清) 蛇女變形研究, Pui Yi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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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是民間故事的重要元素。白蛇故事是中國著名的民間故事，變形 情節亦貫穿於唐朝至清朝的白蛇小説之中。「變形」能夠在白蛇小説中長久風行，應該有其特殊的藝術技巧與思想内容存在，值得加以重視。

要進入人世，白蛇必須幻化「人形」，才能與人類相戀。其實，白蛇所變之「形」，乃人們慾求之投射。白蛇化身的白衣娘子，美麗、富有，擁有強烈的性慾，是男主角的「理想女性」，彌補其現實生活之欠缺。可是，白蛇間中露出本相，人性之中夾雜了妖性，使男主角又愛又怕。本文第二章「變形與人妖關係」， 將探討白蛇如何成爲情慾之化身，以及故事中所呈現的兩性關係。

由於白衣娘子乃蛇妖所化，爲了維持「人身」並掩藏「蛇相」，蛇妻多給丈夫設立禁制。蛇妻「設禁」而丈夫「守禁」，丈夫受到規管，故對妻子產生畏懼心理。因此，分析白蛇故事之「禁制」，可剖析女強男弱的人妖關係之來源。禁制的設立能誘發好奇心，偷窺者對白衣娘子的「破禁」窺視，致使她原形畢露。 可以說，變形與禁制在白蛇故事中得到完美結合。本文第三章，將從「變形與禁制」的角度出發，並以「設禁—破禁—後果」這一民間故事常見的敍事模式 為框架，深入剖析白蛇故事女強男弱的兩性關係之來源。

偷窺者對白衣娘子的窺視，可使故事情節及人妖關係發生突轉。偷窺者偷窺前，故事的氣氛是較平和、寧靜的，人妖之間也是和睦相處的。可是，一旦偷窺者發現真相，故事情節便起伏、動蕩，人妖關係也隨即破裂。究竟白蛇故事的敍述者，如何靈活操縱視角，設置懸念、製造氣氛，並以故事中的角色作 爲自己的「敍述代理」，從而推動故事情節發展？本文第四章「變形與敍事」， 將從視角、角色、時間，探討白蛇小説描寫白蛇變形所運用的敍述技巧。

白蛇故事能夠成爲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變形元素應該發揮了很大的效 用。本文以變形為中心，從「變形與人妖關係」、「變形與禁制」、「變形與敍事」 三個角度，分析白蛇故事人妖戀之心理及敍述技巧，藉以揭示白蛇故事歷久不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