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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操控论：从严复和鲁迅的翻译理论相关的例句实践看意识形态作用, Fengliang Mu

Theses & Dissertations

翻译行为一直伴随人类活动。翻译理论却往往是“一堆意见”。翻译操控论正是这样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

本文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史学转向为背景，以赫曼斯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架构，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以便于理解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作用或操控行为。

本文拾起严复和鲁迅的老话题，是希望每次阅读都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主义的关怀和方法，以便在现在和历史的对话中加深对过去的理解，从中演绎出新意，进而服务于将来。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和鲁迅实施两种截然 不同的翻译操控。本文通过具体的文本比对和译界传统的追溯研究，解读多元因素作用下的翻译实践，回答了前人(例如梁实秋)尚未解决的鲁迅硬译的缘由，贯穿了翻译的操控历史和历史在操控中进化的主题，同时也疏理了操控阵营的理论要点。赫曼斯所代表的操控学派缘起于具有激进倾向的因素作用研究，同时又强调中立描述的稳健立场。这为该派开展翻译规范研究和尝试普遍适用的理论假设提供了转机。鉴于意识形态缺乏恒定值，造成特殊性的普遍存在和普遍性的假想性质，操控学派中的因素论锐气渐弱，规范研究却力度渐强。籍此，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积极的论证。一、意识形态有若干特征，其关键特征是一时之态。理解意识形态的这种动态变化有利于减少意识形态的一时失态，促进意识形态的相互宽容和相互借鉴。二、本文将翻译操控论施诸严复和鲁迅的个案，界定了“信、达、雅”的“游移性、不确 定性、隐喻性、延异性”，从而揭示了“信、达、雅”变量的可选性、指导翻译实践的方向性和译者自主把握尺度的灵活性。三、在翻译操控论形成之前就有翻译的操控实践。只是在翻译中，操控乏力有碍交流，操控过度就超出了翻译范畴，操控适当才能有利于思想交流。本文指出，译员不操控等于不作为，不利于文本的认知、解读和阐释。查翻译操控论的未来走向，规范研究将促使翻译操控论转变激进立场，或者至少可以由规范研究来把握操控的信度和效度。

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 : 中国1895-1911 年文学翻译研究, Xiaoyuan Wang

Theses & Dissertations

1895－1911 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现有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由于受到各自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局限，均未能对这一断代史进行充分的研究。本文采取文化研究的视角，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式――翻译社会学模式，即考察翻译场域中，翻译这一话语生产活动，如何在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的 同时，通过不同途径（其中特别是通过主体性）获得各种资本，尤其是符号象征资本，对现有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作用。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特别是小说的翻译，加以研究。 本文认为：翻译这一社会行为，不仅是语言之间而是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的转换活动，因而势必会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翻译作为一种话语生产活动，亦会因此生产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由此，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本文采取纵横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纵的即历史的跨度，考察这一时期翻译行为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高度，概述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征，史论结合，以史为辅，以论为主。其次，截取其中某个时间横断面，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者与译者，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包括梁启超、林 纾、苏曼殊、周氏兄弟），希冀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微观（文本分析）与宏观（文化研究）相结合，以微见著，从微观中看出宏观来，同时又能高屋建瓴， 从宏观解释微观，总结该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