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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alogical Resources On Chinese Nam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heau-Yueh J. Chao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This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rovides coverage of materials from the period between 1980 and 1995 and also includes important works of historical value published before 1980. The Wade-Giles system is used for the transliteration of Chinese materials. English publications that include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iterated by the author have those transliterations retain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annotations.Certain materials may have been omitted because the author is unaware of their existence or availabili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A great portion of the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s was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s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Biography Of A Buddhist Layman, Alan Berkowitz

Chinese Facult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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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看人的存在境況, Baoji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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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1] 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我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便降生世上，而且又只可活一次，沒有賦予第二、第三次的生命來比較所有選擇的好壞優劣^[2]。在這種沒有 "永劫回歸" (Etemal Recurrence) 的情況下，我們的存在境況會是怎樣呢?

1984年捷克著名作家米爾﹒昆德拉(Milan Kundera) 出版了一本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譯) 的小說，此書是在一個沒有 "永劫回歸" 的環境下，描述人的存在境況。

探討人的存在境況是昆德拉一向的主題，今次他則從兩方面觀之，第一是個人的存在境況，以生命的輕和重來描述人的存在取向，又以靈肉關係來探討人的自我認識，第二是描述人在媚俗 (Kitsch) 的環境下的存在境況，要取悅別人?抑或活出自我呢?這 些均是昆德拉在本書中要帶出的主題。

所謂 "生命的輕" 是指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 "生命的重" 是指要背負責任和重擔的生活。沒有擔子的 "生命之輕" 是眾所嚮往的，但 "生命之輕" 是否最終會帶給人快樂和幸福?沉重的生活是否會很痛苦?輕和重的存在境況會是怎樣?到底兩者我們該如何取捨?

昆德拉以靈與肉的關係來探索人的自我認識。自我認識對人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為人若不認識自我就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為自己的人生定目標，那麼生存還有甚麼意義可言呢?

在西方人的眼中，靈魂是象徵純潔、永恆、不朽，肉體則象徵腐敗、短暫和污穢，這種觀念令人一直都嚮往和歌頌靈魂，而蔑視肉體，認為肉體是沒有獨特性，它要依附靈魂才可存在。但到底肉 體是否真的沒有獨特性?是否要依附靈魂才可存在?

昆德拉也意識到在現今的世界充斥著媚俗，所謂媚俗是指以作態取悅大眾的行為，是侵蝕人類心靈的普遍弱點，是一種文明病 (頁14)。^[3] 面對著這種環境，人的存在境況會是怎樣?作者生長在極權的國家，所以他對政治媚俗有很深刻的體會，那麼他又怎樣看政治媚俗呢?媚俗又怎樣侵佔犬眾的心靈?

一連串的問題都是對存在的疑惑，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書中，昆德拉便為大家一一揭開存在的帷幕。

論龔自珍《己亥雜詩》批評現實的詩歌及其藝術手法, Jinro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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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 (1792-1841) 字璱人，號定庵，漸江仁和 (今杭州) 人。是近代傑出的思想家，也是近代文學的開山祖。他在散文和詩詞都有很高的成就。詩歌中特別是他去世前以自敘形式寫成的詩組 《己亥雜詩》尤其富有特色，受到世人的稱譽。

這組詩由三百一十五首七言絕句組成，佔龔氏今存六百多首詩的一半，內容豐富，思想深刻，藝術手法多樣，在近代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這組詩裹，除了廣泛反映龔氏的家世生平、仕途交遊等種種情況和經歷外，也通過抒發志懷感慨和揭露抨擊、諷刺嘲諷等方式，深刻地反映清王朝沒落衰朽的現實，發展了七絕議論時事、干預現實的功能，既是有益的探索，也是成功的創造，應當給予特別的注意。

黃仲則寓京期間感遇詩之研究, Ruimi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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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文風大盛。不論詩詞歌賦，抑是經史樸學，無不興盛。及至康、乾二朝，大家漸出。其中尤以詩壇之中名家輩出，然而清代的詩人，往往受唐宋名家所迷，困於前代詩人的範曙中，劉大杰曾謂： "清代詩人，喜言宗派" 。^[1] 清代詩派，大要言之，有尊唐及宗宋二派主流，而其中，尤以四家詩說影響至鉅。所謂四家詩說是指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及翁方綱的肌理說。在此四家詩說之下，康乾詩人，鮮有不受影響。而芸芸詩人中，黃景仁可說是少數能獨樹一幟的詩人。

今觀其詩作，既沒有神韻說的空洞，又沒有格調說的泥古不化，亦沒有肌種說的堆集煩瑣。可以說，他的詩歌，較近於袁枚的性重說，此或因黃袁二人為忘年之交，彼此有詩文來往，稱頌對方，故受到性靈說所黨陶的緣故。^[2] 惟其詩雖近袁子才的性靈說， 但卻沒有半點袁詩通俗淺白的弊病。

若觀乎《兩當軒集》中諸詩，字字出自肺肺，莫不充溢其個人深厚的感情。正因如此，是以仲則在生前後之文，均對其詩有極高之評價，清代翁方綱云:

然而其詩尚沈鬱青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雪而泣鬼神。^[3]

清包世臣亦謂:

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4]

清吳嵩梁於《石溪勛講話》中，亦有提及仲則的詩：

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5]

清汪防亦云：

吾鄉黃仲則先生，以詩鳴乾隆中葉。^[6]

又，清代邱煒云：

乾隆才子黃仲刻，詩名遠播。^[7]

近人伍合曰：

我們知道，作詩要下一番苦工夫，起碼非有幾十年的磨練，詩才會好，所以古人說， "晚節漸於詩律細"，那一點也不錯，至於天賦的，那真是絕無僅有，往上數，李太白可以算一個，往下數，那只有黃景仁了。^[8]

近人君山亦云：

黃仲則在世的日子雖然不長，死時僅得三十五歲，可是，在乾隆年間甚至乾隆以後，他卻是影響清代詩壇最大的一個詩人。^[9]

自以上資料可見，黃仲則的詩作在其生前及死後，均得到肯定的評價。而在他芸芸詩作中，仲則的感遇詩最為世人所重。此蓋因其身世坎呵，生活艱苦，一生奔波，卻屢不得志，是故其詩作，情感特真，感慨特深。惟論者往往忽視仲則一生最感傷悲，精神所受痛苦最深切的時期，應當是他久滯京師時，是故仲則此時期的感遇詩，亦最能作為他同類詩作的代表。故此一時期的感遇詩，是極為值得研究的。

本文的研究範圍，當以仲則滯留京師至其歿於山西解州為止。考仲則一生，自乾隆四十年冬入京後，至乾隆四十八年病死止，凡三離京師，計有四十五年遊山東，客於學政程世淳幕中；次為四十六年遊西安，往訪峽西巡撫畢況；而最後一次為四十八年三月，因債主所迫，故抱病出都，至解州病歿。除最後一次以外，餘二次出京，為時皆甚短，故可說仲則寓京時間大約前後只有九年。因此本文研究之範團亦以此段時期為主。據《爾當軒集》中所編，仲則於此段時期約有詩作三百七十多首。本文所研究之對象為其感遇詩，故凡詩題中有感遇等字眼者，自是研究對象；另外尚有其他詩歌，其題雖不涉及感遇等字眼，惟若真內容有抒感言懷者，皆視之為感遇詩，一并研究。而於三百七十多首詩歌中，合乎於感遇題材之詩歌共有一百零九首，是以研究將集中於此一百零九首詩歌，惟若有其他可資佐證之詩歌，雖非於寓京期間所作，本文亦會加以引用。而文中黃仲則在京師時的感遇詩作，將一律簡稱為感遇詩，若遇有寓京以外的感遇詩，本文將加以注明。

本文共分八個部分。除前言後語與及文末注釋及參考書籍部分外，主要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i) "窮"； (ii) "貧" ; (iii) "病" ; (iv) "孤"。本文希望通過這四部分，對黃仲則寓京期間的感遇詩的感遇緣起作一研究，非去有所補足，只望可資作參考之用。

強調感覺‧擅用象徵, Tak Kam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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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And Human Virtue", Lawrence E. Frizzell D.Phil.

Reverend Lawrence E. Frizzell, S.T.L., S.S.L., D.Phil.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and Human Virtue" is Lawrence Frizzell's response to Dr. Chin-Tai Kim's article, Human Nature and Human Virtue: Some Reflections on Confucius.
Both articles appeared in the same issue of The ISKSA Bulletin and are re-published here.

論《長生殿》, Suhua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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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生殿》^[1] 是劇作家洪昇 (1645 - 1703) 的作品。洪昇字昉思，出身於士大夫家庭，出生在明朝滅亡後的第二年，此乃兵荒馬亂的時期。而洪昇的成長階段，都是充滿漢族反抗清朝的鬥爭，長大後，他面對外族統治的政權，這個漢、滿民族矛盾尖銳的清代， 就深深影響著洪昇對《長生殿》的創作。正如雅斯培 (Karl Jaspers) 所說：

"希臘和現代的偉大悲劇卻在年代的轉換之際孕生。" ^[2]

根據徐靈昭《長生殿.序》說："歲戊辰 (1688) 先生 (洪昇) 皇取而更定之"。而第三年就發生了佟皇后喪期期間內演唱《長生殿》之禍，所以，《長生殿》大約完成於康熙二十七年。就創作過程，洪昇自言："蓋經十餘年，三易稿而始成 (《長生殿﹒例言))。其中，第一稿是洪昇偶感李白之遇，而作《沉香亭》；第二稿《舞霓裳》則省去李白部分，而加入李泌輔肅宗中興；直至第三稿，洪昇 "念情之所種，在帝主家罕有" (《長生殿.例言》) ，而創作了《長生殿》。

除此之外，在洪昇的《長生殿》之前，已經有不少以李、楊的愛情故事為內容的作品。尤為重要的有唐代白居易《長恨歌》、元代白樸《梧桐雨》、明代吳世美《驚鴻記》及屠隆《綵毫記》。

而《長生殿》面世後，隨即受到廣大觀眾所愛戴。有 "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為之增價" (徐麟《長生殿.序》)。其後更與《桃花扇》的劇作家孔尚任，並稱 "南洪北孔"。一般更有“論文者崇孔，言律者尊洪" 的說法。然而，《長生殿》 除了音律堪稱外，其他部分也是不容忽視的。以下我會對《長生殿》 的悲劇結構、悲劇元素和人物性格作出探討。

三個不同的啟悟歷程 : 論《飄》 (中譯本) 、《傾城之戀》、《停車暫借問》, Cuiya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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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Gone with the Wind》) ，於1936年問世，是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 Mitchell) 的唯一著作。1939年好萊塢把此書拍攝成著名影片，瘋靡世界。中國在1940年首次發行了由傅東華先生翻譯的《飄》中文版，^[1] 而好萊塢電影《Gone with the Wind》也於同年在上海上映，片名譯為《亂世佳人》，當時觀眾很多。^[2] 中譯本小說自出版之後，至今流行不衰。^[3] 但是由於中國學者認為小說中的思想內容有所 "偏差"，故對它的評價仍未正面肯定。總其原因不外乎嫌其對當時奴隸制批判不力，缺乏歷史時代的 "正確"認識。或以中國的道德和意識形態的標準，否定赫恩嘉這個人物的塑造。^[4] 美國評論界雖然對這部小說讚揚居多，後來更有續集。但在學術界，多部美國文學史並沒有提到《飄》及其作者，只有幾部稍有論及，^[5] 可見這部作品的商業影響仍大於其文學史地位。

1943年上海女作家張愛時所寫的小說〈傾城之戀〉中有不少細節與《飄》吻合，如女主人公的愛情遊戲，女主人公之堅強，又有戰爭背景之撮合等。張愛玲的創作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她本人又愛看電影，所以我們也許不能排除〈傾城之戀〉的創作曾受《飄》(小說或電影) 的影響的可能性，然而約瑟夫.T.肖提醒我們 :

「借用，同源，類似不完全等於影響。」「一位作家和他的藝術作品，如果顯示出某種外來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又是他本國文學傳統和他本人的發展無法解釋的，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位作家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6]

所以，本文暫時把〈傾城之戀〉與《飄》之巧合視為某種無意之影響。可是，在文學史地位上，〈傾城之戀〉比《飄》幸運多了。雖 然最早肯定張愛玲為天才的傳雷對〈傾城之戀〉評價不高，認為是 一個 "膚淺調情" 的故事。^[7] 但之後幾十年，尤其在台灣、香港，〈傾城之戀〉飽受讚譽。近年更不斷有學者從多方面對它加以研究， 認為作品 : "道出了作者的婚姻觀"，"表現了她對人性弱點的嘲弄" 等，^[8] 於是〈傾城之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評。

1982年，香港年輕女作家鍾曉陽，創作了《停車暫借問》。最初 發表在台灣的《三三集刊》自由日報}和香港的《大姆指》月刊。作品很快在香港、台灣的文藝界引起注目。《停車暫借問》與 (傾城之戀〉也上演過話劇，可見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表面上，《停車暫借問》與以上兩本作品不太相闕，但正如鄭樹森教授指出，鍾曉陽的 "文字，人物描寫，小說選材，都有明顯張愛玲的痕跡。" 更有 "小張愛玲" 之喻。^[9] 又司馬中原認為書中 "很多象徵性超過 《圍城》^[10] 不論其是否誇大，學者對這部小說藝術上評價頗高， 而小說的思想內容則鮮有學者論及。

雖然三部小說的思想深度和文學史地位存在著種種不同，但卻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 1.它們共同孕育著一個廠悟的主題。2.強烈地表 現對女性自我命運的體察，並寫活了女性的形象，達到了某種典型化的高度，且有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識。3.小說中對兩性關係的描寫也 有相似點。以上是我進行比較的前提，也是平行研究的主要對象和目標。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無意把三鄧小說等同，也不在藝術價值上作高低的判斷，只是把三部小說放在一起研究。希望從中看到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

拯救與毀滅 : 歐陽子《秋葉》主題試析, Jinxia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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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子被認為是新文學運動以來重要短篇小說作家之一^[1]，隱地先生亦言 :

歐陽子的《秋葉》對人物心理刻劃特別成功。她三番四次的修改，重寫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小說史上也將是一個特例。^[2]

歐陽子於1967年出版首本短篇小說集《那長頭髮的女孩》，^[3] 並於四年後，將其舊作大力刪改，又加入〈魔女〉、〈素珍表姐〉、〈秋葉〉；並刪去〈小南的日記〉、〈貝太太的早晨〉兩篇，也將 〈那長頭髮的女孩〉易題為(覺醒〉、〈約會〉易為〈考驗〉，這樣的改動為求風格的統一。^[3] 是次結集為《秋葉》。^[4] 後於1980年，將 《秋葉》的版權交予爾雅出版社，又再作一次修改。^[5] 本論文亦以此版本作討論藍本。

作者兩次修改的範圍都包括了篇目的增刪：先刪去〈小南的日記〉及〈貝太太的早晨〉，後在爾雅版本中，又再加了〈木美人〉一篇，務求達到小說結集作為一整體的統一性。而此統一性，有助於聯繫篇目與篇目間之關係。

此外，在爾雅版的個別篇章中，作者刻意對三一律的應用放寬了，亦強化了人物外貌的描寫，以增加戲劇效果。^[6] 但依然以極簡捷的筆法為創作原則：

我寫小說，非常注重簡捷。不是非說不可的話，我儘量不說；與故事主題無切要關係的枝節，我儘可能免去不寫。^[7]

故呈現於〈秋葉〉中的人際關係，都是簡單的，使主角的心理衝突更為突顯。至於人物方面，外貌的描寫無疑是加強，但仍儘量避免以其外貌、學識、籍貫、習慣等做為故事發展的依據 (〈秋葉〉與〈考驗〉較例外，兩篇都考慮到民族的差異，但只是藉此表達人類偏見的存在)。^[8] 同時，故事發生的地點及社會背景對故事本身亦沒有決定性，甚至《秋葉》中沒有一篇章是帶有道德或社會批判的意圖。小說背景在這樣受到不同程度的簡化下，作者都能使〈秋葉〉的人物存在於 "一種不訴諸某種特殊時空環境的基本生存架構上"，^[9] 讓作者得以著力以 "不形於外的內心生活" ^[10] 作為故事的起點；無怪白先勇先生言：

她 (歐陽子) 的小說背景是建築在她小說人物的心理平面 (psychic force) 上。...... 而歐陽子小說人物的塑造，也是與一般小說人物不同，她的小說人物並不是血肉之軀，而是幾花束心力 (psychic force) 的合成，這幾束心力，在心理的平面上，互斥互吸，相消相長，替作者演出許多幕各式各樣的心理劇來。^[11]

作者創作手法之簡捷，就使得各篇之主題帶有易辨性。

由於各篇主題之易辨性及篇與篇之間有其統一性，故不難理出一個貫串《秋葉》全書的主題模式。本論文亦由此作為出發點。

張賢亮《綠化樹》的心理分析, Shuxian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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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綠化樹〉在1985年出版後，便吸引很多學者的注意，無論在內容及主題方面，學者們均不斷地進行反覆探討。但大部分的學者多採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出發，企圖發掘小說所反映的社會黑暗面知識分子不容於世、人慾橫流、政治迫害、人性被歪曲等。這方面的研究己相當廣泛及深入，本文若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一來難有所突破，二來恐怕會被他人牽著鼻子走。

八十年代起，學者嘗試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希望從新的研究途徑，尋求突破，跳出社會歷史批評的規範。在眾多西方理論中，以心理分析最受學者垂青。心理分析主要是根據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對人類心理結構中的無意識方面的強調。據弗洛伊德所說，個人的犬部分精神活動過程是無意識的，而且，人的一切行為根本上都是由我們所說的性慾促動的，弗洛伊德把這種根本 的精神力量稱作 "力比多" (Libido) ，即性能量(Sexual Energy) 。換言之，心理分析運用在文學作品的研究上，可幫助我們深入了解作品主題和象徵意義，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

因此，本文嘗試用西方的心理分析法弗洛伊德理論，來對〈綠化樹〉進行分析，希望能從另一角度，探討作品中所流露的性心理，從而理解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行為。

但弗洛伊德的理論繁多，本論文只選取其中三個最主要的理論 一一 力比多、戀母情結、懷父情結，來分析〈綠化樹〉。

據弗洛伊德說，力比多慾望的滿足至少有三種途徑:用理智來克服 (壓抑) ; 投射到異性對象 (投射) ; 升華為藝術形象 (退卻)。章永磷及馬櫻花在故事中正正經歷力比多壓抑、投射、退卻。故選用力比多理論來分析此部作品是最適當的。

另外，章永磷在投射的過程中，由於受潛意誠的戀母原慾影響，才會愛上馬櫻花 ; 而馬縷花對章永琇的愛只限於精神上。由於他們的愛建基於精神上，才導致他們的愛無疾而終。所以在選取力比多理論的同時兼取弗洛伊德的戀母、懼父情結的理論作輔助。

整篇論文分為五部分，除引論外，先簡述作者生平和〈綠化樹〉 的內容大意 ; 後說 "力比多" 、"戀母情結" 及 "懼父情結" 等理論 ; 接著用以上三個理論分析章永磷的心理變化及行為 ; 最後總結全文。

其實，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通過心理分析，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性慾被社會禁忌制約下，對他們的行為會有甚麼的影響。

元明愛情悲喜劇比較 :《西廂記》與《拜月亭記》, Yanq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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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乃中國戲曲藝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其中雜劇更是人材輩出，佳作空前。而王實甫 (? - ?) 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以下簡稱《西廂記》)。在當時已備受推崇。近代學者亦視之為愛情悲喜劇中的 "著名作品" 。^[1] 下迄明代，無論劇作、舞台技巧、劇評則更見成熟。四大南戲――《荊釵記》、《劉知遠》、《拜月亭記》和《殺狗記》均是此時的顯世作品。其中，傳為施惠 (? - ?) 所作的《拜月亭記更被譽為四大之首。^[2] 恰巧，它跟《西廂記》一樣是愛情悲喜劇。對於兩齣同是改編前人作品，而在思想、內容、技巧均有繼承和創新的戲劇，前人有不少論述。清人沈德潛 (1673 -1769) 在《顧曲雜言》謂元明劇壇 "北有西廂，南有幽閏 (《拜月亭記》之別名)" 。^[3] 明代思想家李贄(1527 - 1602) 於《雜說》中道："《西廂》、《拜月》化工也" 又指《拜月亭記》之關目 "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 ^[4] 近代劇論家王季恩將兩劇納入《中國十六古典戲劇集》之中，認定兩劇 "有別於歌功頌德，而又流行民間的優秀作品。" ^[5] 本論文是繼承以往學者之批評而在論述其戲劇史上的地位及文詞之優美外，對於內容結構、悲喜劇情佈局及語言嘗試作進一步分析。

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和阿城, Zidong X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關於“尋根文學”的重要性，十年以後的批評是似已公認。但有關“尋根文學”當初的陣容、路向、定義、內涵，學術性的討似乎剛剛開始。這種情況鼓舞了我，來重讀十年前的作品。

“尋根文學”大致有三個不同路向：一是在“文革”後重新認識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檢討當代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害，代表作家是賈平凹和鍾阿城。二是挖掘當代政治動亂在傳統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層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韓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憶的《小鮑莊》。三是在社會現代化的“危機”中尋找“種族之根”或“道德之氣”，以解救當代（城市）文化的墮落及人的精神價值困境，鄭萬隆、李杭育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莫言、張承志等，都比較接近於這個傾向。

本文主要討論上述第一類的尋根文學。這也是開始得最早的一種“尋根文學”。

《大雅》〈大明〉高注斠正, Hung Kai Lee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889 -1978)，瑞典人，是著名的漢學家。在1942至1946年間，高氏於《遠東博物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以英文發表了有關《詩經》的注釋，分別題為“ 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Glosses on the Siao ya odes”和“Glosses on the Ta ya and Sung odes”。高氏運用了科學和系統的方法，對《詩經》作出完整而深入的探釋，其中不乏精微獨造，突過前人之見。董同龢 (1911-1963) 將此三文結合成書，譯成中文，題為《高本漢詩經注釋》，於1960年出版。高氏的《詩經注釋》勝義甚多，是學術價值極高的著作，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像《大雅》〈大明〉篇高注十九條，其中可商者四。茲列如下，以就正於方家。

《西遊記》和《白鹿原》的神話運用, Pok Wong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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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不休與溫柔敦厚 : 從女性主義看〈霍小玉傳〉和〈鶯鶯傳〉, Yin Ping, Grace La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霍小玉傳〉與〈鶯鶯傳〉兩篇唐朝傳奇同樣反映了當時婦女所受的種種如良賤不婚等制度的壓逼，兩人同樣遭遇被拋棄的命運，但二人對感情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小玉的至死不休與鶯鶯的溫柔敦厚是兩個極端。

其實這兩篇小說，如果從女性主義立場而言，顯示了被壓逼（Oppresskm)進而反抗及被壓逼而壓抑（repression)自己的內心意欲的兩個方向。

口語能力的訓練方法, Wai Yiu Wu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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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Of Occultists, Alan Berk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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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城之戀〉的形態學分析, Ping Leung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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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林、烝，君也” 辨疑, Pang Fei Kwok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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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序, Ping Leung Cha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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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小說瘋狂世界的探討, Cuiyi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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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國有一位青年小說家以他為數不多的幾部奇特的、暴力的、血腥的作品震動了文壇，並給閱讀界帶來了恐怖。一時間，不少評論家都以好奇的目光集中注視在他身上。莫言曾坦率地稱他為 "令人不愉快的傢伙"、"他說話期期艾艾，雙目長放精光，不會順人情說好話"、更不諱言地形容他為 "狂生"。^[1] 沒錯，余華活像一匹難馴的野馬，馳騁於當代中國的文壇上，他給我們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危機四伏的感覺，他的瘋狂使我們難以忍受，卻又深深吸引著我們好奇的目光隨著他奔馳於那既真實又瘋狂的世界。

余華雖受到評論界的注視，卻並非一位紅極的作家，因為他是先鋒派的成員。趙毅衡定義先鋒文學具有兩個特點 : "第一是不倦的實驗的求創新"，第二是 "難，老是破壞讀者已經熟悉的閱讀習慣，永遠在突破程式，拒絕重複自身。由此，......它不顧考慮讀者與市場，從而也缺少 '可售性' ; 它鄙視俗眾到了不惜損害自身的地步。" 論者又說 : "先鋒文學與社會主流文化價值永遠處於對立地位"、"先鋒文藝貴突破求新、過猶不及、顛覆 (文本的) 秩序、 無惡不 '作'。 ^[2]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容忍這樣一批文學的，因此他們定要承受 "必要的孤獨"。 ^[3] 身為先鋒派小說家的余華，似乎是過於古怪和不可思議，他用小說虛構了一個我們無法迴避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著凶殘的暴力、血腥的死亡、奸險的陰謀、無序的混亂，而一切瘋狂又顯得無比的平靜、安寧。正因為如此，他使我們既要抗議和拒絕，又被吸引和誘惑。他跟先鋒作家們一起進行的小小說實驗，動搖和消解著我們意識的基礎。余華在他們之中展現出其特異性和獨創性，他塑造的世界實在隱藏著一點點的啟示和一聲聲的呼喚――世紀末的呼喚。

侶倫與香港文學, Jinlin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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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倫，原名李霖 (1911 - 1988) ，祖籍廣東惠陽橫闕，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也是香港早期文學的拓荒者。侶倫於1919年開始， 先後入讀新民學校、強亞學校和英文書院，皆未畢業而輟學。1927 年，侶倫到廣州參加北伐。1928年8月，侶倫在有香港 "文壇第一燕" 之稱的《伴侶》首次發表《試》、《殿薇》、《0的日記》等短篇小說。1931 年，侶倫任香港體育協進會書記，並擔任《南華日報》文藝副刊編輯。1937年加入 "香港文化界座談會" 成為會員和於電影公司任編劇。侶倫曾經編過《島上》、《時代筆語》、《南風》、《激流》等作品，也創作長、中、短篇小說、散文達二十餘種。侶倫的日記因抗戰而被銷毀，電影劇本則因沒有收入集子中而散佚。侶倫晚年創作不多。在1978年被吸納為中國作家協會廣東省分會會員，並於1988年成為香港作家聯誼會會員。最後刊載的文章是在《香港文學》(第三十七期) 之《把戲》，逝世時享年七十七歲。

一般研究侶倫的評論家，大都以單篇作品分析為主，論述較為詳細的有東瑞與盧瑋鑿，兩者的評論方式各異。^[1] 本文企圖以作家本身的經歷、文壇的歷史與社會情況對侶倫的影響，來研究他在不同時期在作品題材和風格上的演變過程。本文的研究範園主要針對侶倫寫作高峰期 (三十至五十年代) 作品之特色及思想轉變，並考察侶倫在香港文學及華文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擬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伯倫早期作品的風格特色，選取他的代表作《黑麗拉》及同時期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第二部分主要討論侶倫中期的淪陷文學，以《無盡的愛》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從香港淪陷時期眾本土拓荒作家改變寫作方向，來討論侶倫在香港文壇的獨特與局限性。本文亦會聯繫張吻冰 (望雲) 的《黑俠》等通俗文學作品，來討論侶倫的淪陷文學在大陸的抗戰文學中扮演的角色。第三 部分將研討侶倫在戰後和平時期的文學風格特色，以其作表作品《窮巷》為例。這一時期是政治敏感時代，很多難民紛紛來港，本文將探討侶倫的戰後文學與受美元文化影響的美元文學的異同，且涉及南下作家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等美元文學。

香港流行文化與流行歌詞縱橫談, Minghui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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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化與流行歌詞的關係

文化，就是指人類慣有的生活模式。它會因時代、地域、歷史、民族性等差異而有所不同。香港開埠已歷百餘載，但真正建立屬於"香港人"的文化，還只是近數十年的事。舊日歷史遺留的問題，令香港被視為無根的土地：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香港自然成為東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點。香港的本土文化，就在強大的外來文化壓力下建立起來。

流行歌曲是流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亦能反映出時代變化。所謂 "流行" 是指一段時期內，大部分人熱衷於某種生活模式；時間一久，人們又轉而追求新一種生活模式。這種潮來潮去、乘時盛衰的表現，正是通俗文化發展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流行歌詞或多或少沾有商業味道，而香港流行歌曲之所以發展蓬勃，亦有賴於 "經濟掛帥"；故此，仔細研究本地的流行歌詞，就像把弄著鏡子，不難照出香港獨特文化的真面目。

例如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大香港文化" 一時成為主流，許冠傑的通俗淺白的粵語歌曲大行其道；八九年六四前後，香港洋溢著一片愛國氣氛，遂於當時湧現了一批支持學運的歌曲。

由此可見，本地文化與流行歌詞的關係相當密切，歌詞反映的是六百萬香港人多年來的眾生相。本文以近三十年來粵語流行歌詞的演變作藍本，逐一細析香港這一時代的歌詞，並兼論三位具代表性的填詞人，探索他們的詞風在潮流漲退之下，如何產生變化。

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ide Stories, Sarah Chen

Sarah W. Chen

No abstract provided.